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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尼布楚谈判:传教士充当大清"内鬼"暗助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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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689年9月7日,在今天俄罗斯境内赤塔州的石勒喀河畔平原上的一座帐篷里,清朝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与俄国御前大臣戈洛文代表各自政府,在中俄间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上签字用印。随后,戈洛文和索额图热情拥抱。他要感谢的,还有大清使团里的两位“内鬼”……

  中俄两国使团的阵容对比

  在1689年的早些时候,来自莫斯科和北京的两个不同使团,正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他们预定会合的地方被俄国人称为涅尔琴斯克,它的中国名称叫尼布楚。

  1686年2月5日,一个由全权大使费多尔·阿列克谢维奇·戈洛文率领的队伍从莫斯科出发,前往五千公里外的远东。与其说这是一个使团,还不如说是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光是装载弹药、粮秣等军需物资运输队就有270辆马车之多。除了译员、书吏等20名随员,仅仅跟随戈洛文一起出发的莫斯科火枪兵和炮兵就多达506人,戈洛文一路之上又从西伯利亚各地抽调了1432名哥萨克士兵和军役人员。由于遭遇当地人民的顽强反抗,戈洛文分身乏术,迟迟无法脱身前往尼布楚,以至于早就出发的俄国谈判使团最后却是姗姗来迟。

  与戈洛文一干人等“徐如林”一般磨磨蹭蹭的脚步相比,清朝谈判使团的步伐就可算得上是“疾如风”了。

  1689年6月13日,由索额图和康熙皇帝的舅舅都统佟国纲率领的使团从京城出发,一个多月后的7月31日就横跨蒙古草原抵达三千里外的尼布楚。清朝使团称得上是威风堂堂,首席谈判代表索额图一个人就带着三百多头骆驼、五百匹马和一百名家人,佟国纲的排场也不小,不少于三百匹马、一百三十头骆驼和八十名家人体现出了他作为当朝国舅的高贵身份。整个使团除了用来护卫的1400名兵丁之外,还带足了五个月的粮食和其他用品。为此,需要三四千头骆驼和至少一万五千匹马,以及一支包括运夫、仆役、工匠的庞大后勤队伍,总人数达到近万人。

  《尼布楚条约》签约现场模拟场景图,谈判桌左边是俄国御前大臣戈洛文,右边是清朝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

  中国使团中的两个洋人

  不过,在这个中华帝国历史上首次派出的外交谈判使团中,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位高权重的两位谈判代表,而是大清使团中两位高鼻梁蓝眼睛的西洋人——葡萄牙人Thomas Pereira(中国姓名徐日升)和法国人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中国姓名张诚)。

  徐日升和张诚的共同身份,是耶稣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耶稣会(拉丁文原名 Societas Jesus, S.J.),是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他们的先驱利玛窦以其精湛的数学和天文知识及对中国经典的通晓,在中国的士大夫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

  1673年进入北京的徐日升,由于精通天文而供职于钦天监;来华较晚的张诚精于数学,遂成为康熙皇帝的宫廷教师。传教士们成功进入了紫禁城——凭借自身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康熙皇帝的近臣。

  正因如此,康熙皇帝派遣徐日升和张诚作为中国使团的成员,还将自己的袍褂赐予徐日升,又为张诚特制了一件,并授予他们三品顶戴,真是“宠眷之隆,无已复加”。皇帝还专门嘱咐索额图和佟国纲说:“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要他们与二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与之商量。于是大清的使团里也就多了两张欧洲人的面孔。

  徐日升

  谈判之前双方制定的方略

  1689年8月18日,戈洛文带着1700多名俄军赶到了尼布楚,而此时中国使团早已在尼布楚城外恭候半月有余!中国使团从北京出发时带了5个月的粮食和用品。来时路上花了49天,如果计算返回的行程,在尼布楚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半月,否则不仅粮食告罄,衣服也会抵不住西伯利亚早来的寒风。因此戈洛文到达尼布楚的当天,双方就急急互派使节筹备一应事宜,准备进行边界谈判——依照俄国人后来的说法,“决定外贝加尔地区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在前往尼布楚谈判的使团即将出发时,康熙指示,“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理由是“今以尼布潮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这表面上看似体现了谈判的灵活性,实质上却依然是“天朝”对“藩属”居高临下“怀柔远人”心态的反映。

  与思想尚停留在朝贡体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的清方的慷慨大度相反,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沙俄当局制定了三套中俄边界的划分方案。第一套,也就是最高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即并吞整个黑龙江北岸;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方案要求以牛满江或结雅河(精奇里江)为界,占领黑龙江中游北岸;纵然是所谓最低要求的第三方案,俄国也坚持占领已经在清军的长期围困下朝不保夕的阿尔巴津(雅克萨),并在精奇里江一带保留中俄共同的渔猎场,戈洛文受命“以军事手段达到上述一切”。

  但这样的如意算盘并没有能够持续得太久。1687年9月,从莫斯科匆匆出发的信使赶上了戈洛文使团,送来了沙皇当局对谈判的第二份训令,指示“为了同博格达汗(指清朝皇帝)保持最牢固的友谊”,可以拆除雅克萨的俄国堡寨以换取中国开放通商。同第一份训令中的杀气腾腾截然相反,第二份训令向戈洛文强调“除非他们(清朝)采取极不友好和蛮横无礼的行动,决不要发动战争和造成流血事件。”1688年7月,俄国外务衙门的一名书吏又给戈洛文带来了第三份训令,谕令在退出雅克萨后中方仍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以以退出包括尼布楚在内的“达斡尔地方”的最后方案来签约。

  戈洛文

  传教士卖身戈洛文

  1689年8月22日拂晓,期待了三年之久的中俄谈判终于开始了。在正式谈判前,张诚和徐日升两位传教士作为中方代表前往俄营拜访戈洛文,虽然有清朝官员陪同前往,传教士仍然肆无忌惮地用清朝官员听不懂的拉丁语与戈洛文打了招呼。徐日升和张诚的正式身份是大清使团的顾问,但在实际谈判中,他们两位还充当了另一个更基础的角色——翻译。

  会说拉丁语的戈洛文表示:“希望从耶稣教的愿望出发,能够倾心于全权大使(指他自己)。”而传教士们回之以“按自己的信仰,有责任在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务中,对基督教徒给予帮助”!随后传教士们甚至瞒着他们的护送给戈洛文送来一封信,索要价值不菲的“貂皮、银鼠皮、玄狐皮和上等酒”,作为回报,传教士们允诺提供关于清朝使团意图的情报!不用说,他们的要求立即得到俄方的满足。

  尽管远在莫斯科的沙皇为了急于签约而步步退让,在尼布楚谈判现场的戈洛文却依然显得咄咄逼人。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敢于忤逆沙皇的旨意,而是因为他自信有了传教士们做内应,谈判已经胜券在握。

  两次谈判都不欢而散

  会议伊始,戈洛文就污蔑清方“置两国之间的友谊于不顾,制造流血事件发兵来犯沙皇陛下臣民”,要求将“(清朝)军队以武力新占领的地方,归还我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不然的话“由沙皇陛下勇敢的将军率领的军队准备敉平敌人!”如此贼喊捉贼一样的倒打一耙理所当然地被中方严词驳回。

  索额图以无可争辩的史实回顾了俄国哥萨克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斑斑劣迹(以致在当地居民中谁要一提起哥萨克,“就使他们想到拷问、拐骗、死亡和吃人”);在“当地居民多次向皇帝控告这些哥萨克”的情况下,清朝才被迫进行自卫;在第一次攻克雅克萨后,清军释放了全部俄国俘虏,但俄军头目领托尔布津却又背信弃义挑起第二次雅克萨战争。

  但戈洛文一口咬定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而汗殿下(指清朝皇帝)则从未管辖过”,对此索额图严正声明:“黑龙江一带沙皇陛下的人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海(湖)这面的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方面”,“上述土地上的居民一直向中国政府纳税,他们的领袖和子孙至今健在,许多人逃到了中国内地”。戈洛文举不出任何理由反驳这些铁的事实,他一会儿说“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游牧者过去根本没有向任何人缴纳毛皮实物税”,一会又不得不承认“在古代某个时期这些达斡尔居民曾向汗殿下方面缴纳过实物贡”,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最后干脆表示“没有时间来讨论历史事实”!

  就在戈洛文陷于理屈词穷而狼狈不堪的窘境时,“吃人嘴软”的传教士出来为他解围了。徐日升以貌似公正的姿态,给中俄双方各打了五十大板:“当他们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手也不是束缚着的……我们的人也尽力杀戮”,他在“不咎既往”的幌子下建议被侵略者和侵略者共同停止“无休止的争论”,立即讨论划界问题。戈洛文马上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立即表示赞成并抛出了第一个划界方案,即沙皇训令中的最高要求:以阿穆尔河(黑龙江)至海为界。这个方案大大超过了康熙指令给清朝使臣们的底线,因此被断然拒绝。而清方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中俄国界的建议也被不为戈洛文接受。两国使团的第一次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便告散会。

  第二天(1689年8月23日),中俄双方开始第二次谈判。戈洛文率先做出“让步”,先后提议以牛满江和结雅河(精奇里江)为界,实际这两处都在雅克萨下游一千多公里处,也就是将清方实际控制的黑龙江中游北岸都划入俄国版图。清方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但为表示诚意而做出巨大让步,提议以石勒喀河为界,将尼布楚割让给了俄国。这一方案实际已经高于沙皇训令戈洛文中的俄方底线。

  不料,清方的和谈诚意换来的却是戈洛文的肆意嘲弄,“真是应当感谢我们的钦差大臣把这样一处无可争辩的地方给了他们”,“俄国人被允许在自己家里(尼布楚)休息”!这不啻迎面一盆冷水浇灭了中国使团的谈判成功希望,索额图向漫天要价的戈洛文宣布“再无别的边界可以接受”,第二次会议同样无果而终。

  谈判桌下耍阴谋

  毫无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经验的清朝使团准备中止谈判回国,这下轮到戈洛文伤脑筋了。于是,当天夜里,戈洛文就急急派出俄方拉丁语通译跟耶稣会教士进行了密谈,“允诺给他们以大君主的恩德和赏赐”,即珍贵礼物。

  传教士们为俄国人效劳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8月25日,应戈洛文的要求,两位传教士作为中国使团里唯一懂拉丁语的人,来到俄国营地。这令戈洛文喜不自禁,传教士们给他送来了一个千金难换的重要情报,将康熙所定的中方底牌和盘托出。

  徐日升说,中国皇帝对收回雅克萨这一点是不能让步的,因为中国人已经用武力收回过雅克萨,而且完全有能力再次收回。这两个中国使团的“顾问”随后又向俄国谈判代表建议“自己应当判断,在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何处可以满意地划作两帝国的边界”。传教士所说的这一切令戈洛文大为满意:“二位如此热心效力,定能获得大君主的恩典”。他立即给传教士们送去四十张貂皮、一百张银鼠皮和一张玄狐皮。为了进一步提高传教士们在清朝使团中的地位,戈洛文还特意向传教士释放了愿意做出让步的信息。

  由于成功带回了这一消息,传教士们在清朝使团中的身价倍增,按照徐日升颇有些自吹自擂的说法,“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听到这个消息,其兴奋之情令人难以置信。他们都倾听我们讲,说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因此,这两个“内鬼”得到了中国使团无保留的完全信任,“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要让我们参与谈判的事”——这当然是戈洛文乐于看到的局面。

  此后的数天,就在中俄使团双方继续就边界究竟划在哪处进行频繁交涉时,尼布楚地区的风云骤变,得到清朝使团到来这一消息的当地居民纷纷掀起了抗俄风潮,为震慑抗俄人民,戈洛文亲自率领尼布楚城中的火枪兵和骑兵倾巢出动,在城郊耀武扬威。

  就在俄国使团的谈判地位突然变得十分虚弱的时候,“内鬼”们又出来帮忙了。两个传教士坚决反对和抗俄的起义民众发生任何瓜葛,徐日升公然将此叫做“晕头昏脑”的“荒唐计划”,而且“帮助喀尔喀人反抗俄国人,就一定会破坏和平”。在传教士的恐吓下,中国使团的态度变得非常消极,不仅“为了不致妨碍议和,没有向他们(起义民众)许诺什么”,甚至把人民要起来造反的消息预先通知了俄国方面。这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清朝使团拒绝对起义者施以援手的消息让戈洛文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抗俄斗争的勃兴势必在整个贝加尔以东地区产生连锁反应,使得俄国殖民者面对丧失整个外贝加尔地区的可怕前景。在权衡利弊轻重之后,戈洛文决定尽快结束中俄谈判,以腾出手来平息当地居民的反抗。

  在《条约》上塞进俄方“私货”

  8月27日深夜,俄国信使来到清朝使团的营地,带来了俄国决定放弃雅克萨的消息。对于戈洛文来说,放弃雅克萨早已是沙皇训令中已有的内容,并不是什么痛苦的让步,同时“阿尔巴津(雅克萨)和格尔必齐河之间,适宜居住的地方很少”,相反通过将边界定在额尔古纳河,使得俄国可以获得“有银矿、盐湖,并且耕地甚多,从涅尔琴斯克移民比去阿尔巴津要好”的额尔古纳河西岸地区。实在算不上是赔本买卖。

  由于消除了雅克萨归属这个最大的谈判障碍,中俄双方的立场开始接近。1689年9月7日,中俄间的第一份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终于放上了谈判桌,等待双方使臣签字画押了。就在谈判的最后日子里,两位传教士仍在不遗余力地充当“内鬼”的角色为俄国效劳。

  《尼布楚条约》实际上有好几个语言的文本,分别是满文本、俄文本和拉丁文本。其中拉丁文本是中俄两国代表共同签署的权威文本。由于中方使团里只有传教士们掌握拉丁文,他们便趁机在拉丁文本里塞进了一些有利于俄方的“私货”。

  沙皇当局在谈判开始前十分惧怕其地位被“天朝”“矮化”为偏远“藩属”,特意向戈洛文强调“今后博格达汗(大清皇帝)不得在国书中自称为天下主宰,并使用‘上谕’这样的字眼,这一点也必须载入条约”。

  所以在《尼布楚条约》的满文版(汉译)里,只有与“中国大皇帝”相对的“俄罗斯察罕汗”六个字。但在传教士们的妙手生花之下,沙皇的头衔在拉丁文本里面膨胀了十倍,汉译多达六十余字,其中更是包括了“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这般狂妄的言词,而对应的仍然只有“中国大皇帝”这五个字。俨然使得沙皇的地位高过清帝一头。

  如果说头衔的写法最多只是让清朝的面子不好看的话,传教士们对边界上待议地区的写法就着实给中国留下了后患。在谈判中,中俄双方将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一片土地留作日后再议。在满文本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惟乌第河以南、所定之兴安岭(指石大兴安岭,即外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方位范围都十分清楚。而在传教士们的笔下,这段文字的拉丁文版本变成了 “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如何分划,今尚未决”。

  徐日升

  日后的俄国人正是利用其中含糊不清的“兴安岭”大做文章。19世纪时,俄国的涅维利斯科探险队在其“考察”报告中刻意地混淆了中国所说的外兴安岭与大兴安岭,宣称“根据尼布楚条约,阿穆尔河(黑龙江)下游以及整个沿海边区都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地”,从而为俄国入侵外兴安岭以南地区乃至中国东北的腹地找到了“理论依据”。

  在中国使团即将返回北京前,戈洛文最后一次邀请徐日升和张诚到尼布楚去,两个教士又将他们对中华帝国所了解的一切,包括中国的出产、毗邻国家以及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等情况倾囊相告,甚至还拿出一幅中国全图送给戈洛文。俄国人也没有亏待他们,再次慷慨地送给两个传教士大笔礼物,其中甚至包括一名十二岁的蒙古族小孩(史载不详)。戈洛文还对两位“内鬼”的“潜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应该多么感谢你。你为了共同的利益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帮助”!

  谈判功臣戈洛文加官进爵

  对于中俄《尼布楚条约》,近代历史学家陈复光在他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中不无遗憾地评价道:“以当时俄方在西伯利亚军力之单薄,加以沙皇密令费要多罗(即戈洛文)避免重启战端……俄方不得已,未必不有所让步也”。但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俄国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它想要的一切,在领土方面,只需要退出原本就保不住的雅克萨,就得到了贝加尔湖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整个外贝加尔边区,而对于它最为看重的远东的经济利益,“这一重大的报酬”也在《尼布楚条约》中轻易获得了:“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间贸易额扶摇直上,从1689年近乎于零上升到1693年的六万卢布以上。到了1696年,竟突破了十万卢布大关。这一数字已经接近于俄国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当时俄国最重要的商港)与欧洲贸易的水平。无怪乎俄国人曾欢呼《尼布楚条约》“实质上是莫斯科外交极大的胜利”!并迫不及待地为谈判功臣戈洛文加官进爵,俄国代表团刚回到莫斯科,沙皇彼得一世就颁发了传令嘉奖的诏书,赏赐戈洛文金质奖章,并在随后提拔其为使节部部长(外交大臣)和陆军元帅。

  在很长的时间里,沙俄当局都信誓旦旦“遵照我两国以永久和好之礼所定之条约,决不负约”!直到19世纪中叶,俄国才再度对黑龙江流域生出觊觎之心——到那时,面对大清帝国这个已经大大衰弱的对手,它将不再需要“内鬼”的“帮助”。

  恶有善报的两个“内鬼”

  对于徐日升和张诚这两个“内鬼”而言,他们日后的前途却并不黯淡。两个传教士隐瞒了自己与俄国人勾结的经过,在自己的日记里将索贿受贿的内容删得干干净净(但他们做不到删去俄国档案的记录,所以后人才能知道)。中国使团回国后,清廷上下对谈判中传教士们与戈洛文的勾结一无所知,相反“上至钦差大臣,下至普通士兵,无人不说此次成功完全有赖于传教士们”。

  康熙帝也对于谈判的成功深为快慰,甚至专门单独“以使人难以置信的满意的表示来接见”徐日升和张诚,并令人高声宣读下面的话:“朕躬甚好,卿等好否?朕知尔等如何出力为朕效劳,力图使朕满意。朕知由于尔等之才干与努力而使和约得以缔结。尔等为此竭尽全力。”作为对徐日升等传教士的回报,康熙皇帝解除了对天主教传播的限制。这是从利玛窦以来,多少传教士梦寐以求的理想。恰恰在传教士出使尼布楚之后,他们才得到这一权利。

  徐日升于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在北京去世,依旧蒙在鼓里的康熙皇帝亲自对其下了盖棺论定的评价:“朕念徐日升斋诚,远来效力岁久,渊通律历,制造咸宜,扈从惟勤,任使尽职,秉性贞朴无间,始终夙夜殚心,忠悃日著,朕嘉许久矣。” 至于早徐日升一年去世的张诚,在中俄交涉之后他一直担任康熙皇帝的御前进讲教师,讲授过数学、哲学、医学和人体解剖学。张诚起先被葬在栅栏墓地,后于1735年迁入新建的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其墓碑目前陈列在“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对于这两个大清使团中吃里扒外的“内鬼”来说,不能想象还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了。

  作者:郭晔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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