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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爱相亲》:性别、空间与传统

澎湃新闻11-12 09:28 跟贴 6 条

  电影《相爱相亲》的英文名为Love Education(爱的教育),台湾导演张艾嘉这一次将故事背景放置在当下的中国大陆,以一贯的女性视角为切入点,讲述一个家庭三代人之间从冲突走向和解的情感故事。

  电影中,三代人之间微妙的情感联系与价值观上的代沟,几乎每个情节都很容易找到现实的对应,围绕矛盾冲突强烈的核心事件——迁坟,情感的表达相当含蓄、克制,波澜不惊。尤为难得的是,在三代人之间,张艾嘉并无偏袒,将老中青三代人的困境放在同一平面讲述。

  一个有关生离死别、戏剧张力十足的故事,在台湾影人格外擅长的日常生活质感与女性创作者细致入微的情思贯注下,被讲述得质朴、平淡而又温暖。影片中庸常、琐碎的烟火气息,三代人各自处于情感困局中的无力感,以及处处藏着芥蒂、疙瘩的家庭氛围,很容易与当下普通人的现实体验对接,结局的温暖又带来治愈感,该片的良好口碑与金马奖多项提名因而不足为奇。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场“爱的教育”中,被情爱枷锁困住,而后释然放手的,始终只是女性。男性人物的情感形态与精神面貌则一成不变:

  慧英的父亲离弃乡下的原配,进城后娶了慧英的母亲,遂一去不复返,直至离世;

  慧英的丈夫面对固执、强势的妻子,始终是温厚而宽容的,默默地守护着他们的爱情和梦想;

  年轻一代的阿达为了追寻摇滚梦想,离开家乡离开曾经感情深厚的女友,接着又以同样原由离别薇薇去向北京。

  相比电影中的女性,这些男性形象似乎更为自在、自由,他们或许也遭遇情感的困惑,却并不会构成根本障碍;另一方面,稳定性其实也源于平面化的单薄,在情爱故事的讲述中,男性人物事实上一直是作为“他者”的形象出现的,电影无意或无力挖掘人物更为丰富的精神面向及更为复杂的心理空间。

  在此意义上,张艾嘉的电影中其实不存在“最佳男主角”。男性角色的他者化,在女性视角为绝对主导的叙事中或许很难避免,值得追问的是,影片结尾,通过放手获得的解脱感,是否能让她们实现对自我的救赎,达致他们那样的自由?三代人之间的和解,在电影的情节中无不是通过瞬间顿悟的方式实现的。应当说,叙事对情绪的铺垫与渲染是到位的,由顿悟促成的和解也使得情感表达显得节制而含蓄,但是,在冲突陷于僵局、内心濒临绝望之际,历史与当下,真的能在这种自我臆想的顿悟中得到调和吗?这里,究竟有多少对现实的抵达?

  整部影片的地理空间无疑是精心设置的。张艾嘉故意模糊了具体的城市背景,没有选择诸如北京、上海、香港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而选择了处于发展改造之中的二、三线城市,及更能糅合城市乡村诸元素的地理环境。街道上正在施工的层层高楼,城市周围破败凋零的乡村,呈现出意味复杂的影像质感,是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环境的共同写照。虚假刻意的“求真”节目、媒体的疯狂 “曝光”、为父母补办结婚证时遭遇的重重困阻、话剧演员(学生家长)表演哭丧的生计,无不真实地触及这个时代人们荒诞的生存处境。

  倘若将这些颇具社会批判意味的线索延伸开来,电影的格局将不止是“相爱相亲”。张艾嘉显然并无意借此打开更为宏大的社会空间,而始终专注、冷静地聚焦于家庭内部情感关系的探讨。这些社会事相的融入作为细枝末节的存在,服务于从冲突到和解的对“关系”的描述,为之提供具体而富于现实质感的情节引渡。办证受阻,慧英和姥姥(阿祖)的和解才有了时间与机会;电视台不顾村民阻拦疯狂拍摄,姥姥遂选择进城宣告自己的立场;慧英与姥姥在媒体炒作的陷阱中狭路相逢,压抑的情绪在正面的碰撞中被宣泄掉,达成和解。

  与家庭情感关系的探讨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是传统与现代的相互映照。城市与乡村糅合的地理语境的设置,在此呈现出更为关键的意义。张艾嘉的上一部电影《念念》同样聚焦家庭情感关系的探讨,这部描写台湾本土生活的电影中,历史遗留的代际隔阂也同样对应于影片中的的地理空间结构。如果说绿岛承载的是过往岁月里父母辈的冲突、挣扎与子一代充满爱与憧憬的原乡记忆,台北则代表着失去亲情联接的、长大后的子一代孤独无助的当下困境。

  《念念》中,成年后的林育男选择距离绿岛最近的小城市台东,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显然也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身为导游的他不仅不断往返于绿岛和台东之间,也一趟趟地奔赴台北,终遇失散多年的妹妹。随着空间的不断糅合,历史遗留的代际隔阂以一种奇遇的方式瞬间实现和解。

  这样的思路在《相爱相亲》中显然得到承接。城乡糅合的地理语境,在叙事结构中承担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城乡空间距离的跨越,在电影对当下语态的呈现中看起来毫不费力。

  电影开始的字幕部分,准备去迁坟的慧英一家三口,坐在从城里开往乡下的汽车上,道路两旁城乡交替呈现的画面别具意味。年轻一代的薇薇与阿达更是主动去往乡下,因为没有传统的负担,在姥姥与慧英之间不偏不倚的立场,使他们率先与姥姥实现了彼此的沟通。年轻的阿达躺在棺材里请姥姥帮着拍照那一幕,也不啻为一场奇遇式的顿悟。接着,是慧英计划受挫之后想方设法,在城乡之间不断往返;然后,是媒体的跟进。

  对于最后的和解起决定作用的,是姥姥的进城,在电视台戏剧性地遇见慧英,接着又在慧英家“遇见”慧英父母的合照,这才发现自己等候了一辈子的男人,看起来竟是那么陌生。回到乡下的姥姥,收到薇薇和阿达寄来的合成的照片,可惜这份好不容易拿到的礼物瞬间便化作一团模糊。与这两张照片的“遇见”,让姥姥终于放下执念。随着城乡互动与关联的密切,一次次奇遇以及随之而来的顿悟才有了可能。

  然而,叙事的悖谬由此显现:如果外公与姥姥只是城乡两分,外公何以会与自己的家族如此隔绝?又不是大洋彼岸,或海峡两岸。父母尚在,姥姥为其养老送终,还那么坚定地一直等他,虽然会寄生活费回来,却从此消失,一去不返。这在现实的中国,几乎没有可能。现实的情形很可能是,城乡几代人之间千丝万缕的纠葛与关联,代际的隔阂也决不可能是静止的形态。姥姥在漫长岁月所承受的苦难,倘若被叙事一一落到实处,得以具体化、实相化的展开,又怎么可能指靠主观顿悟一蹴而就,轻易解决。

  电影叙事这层错谬不易觉察,细想来却相当致命,动摇着这部电影的现实根基。

  如果说《念念》中,绿岛—台北的时空对应结构中,随着父母辈的离世,代际隔阂也成为历史遗留问题,但说到底,两代人尤其母亲与女儿之间,价值观、情感态度、两性处境中的被动位置与苦难担当,并无本质不同,虽然电影结尾给予年轻一代更温暖的结局。

  《相爱相亲》中,张艾嘉精心选取的城乡糅合的地理语境,仍试图将代际的冲突放置在一种对当下中国来说尽可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框架内予以表现,并寻求解决。然而,叙事对处于“过去时态”的城乡空间的硬性割裂,导致乡村苦难的抽象化、符号化。除了贞节牌坊的意象,电影对乡土社会空间的触及,对姥姥形象的塑造,看不到任何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的迹象。

  对姥姥这一形象的塑造,最充分地暴露出张艾嘉对传统的隔膜,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现实的简化与美化。终其一生,姥姥都在等待背叛自己的男人回家,直到等到一具尸体,守住自己男人的坟墓成为了自己余生的唯一使命。这在现代人眼中,原本该是何等悲剧。

  然而电影中姥姥的形象相当讨喜而可敬,优雅温润,坚定而又通达,与薇薇、阿达之间的交流毫无障碍,一出场就以闪闪发亮的气质与魅力俘获了观众的心。这一形象背后所负载的无比沉重的传统文化内涵显然被架空了。在贞节牌坊所象征的女性的极端悲剧化的生命方式中,不管姥姥一开始是不是怀有对外公的爱,也姑且不论外公以什么理由一去不返,支持姥姥熬过漫长岁月的意念,怎么可能是现代青年眼中的“爱”或“责任”这么简单。

  从外公不时寄信和钱回来的情节判断,姥姥的坚守,在更多的意义上,是传统文化给定的角色使命,即便最初可能包含情感的成分,在漫长岁月中更多积累和显现的,也是独撑门户的女性寂寞人生中的疼痛与挣扎,在传统的重压下甚而可能通向自我的扭曲、压抑或反弹。村口的贞节牌坊就像是压在姥姥身上的枷锁,让她一直活在旧时光中。倘若这样的坚守,仅仅被解读为爱的执念,以此引渡代际之间的沟通,那么不如说,彼此可能压根就没有遇见。

  对迁坟事件的描述,同样折射出张艾嘉对传统乡土社会的隔膜——即便姥姥同意,族人和村民也不会答应以这样的理由迁坟。叙事设定背后对传统的游离,无疑与张艾嘉自身的港台文化背景及幼时留学海外的成长经历有关,在处理当下中国大陆与传统乡土社会相关的题材时,难免力有不逮。

  严格说来,《相爱相亲》中老中青三代人的形象与情感故事,不仅没有明显的地域属性,也多少错位于当下中国特定的时代症候。年轻人的角色设置与对乡村生活的描写,都显得有些脸谱化。追求着梦想和自由的阿达,其流浪歌手和乐队主唱的形象,似乎都更应该对应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年。同样,担任电视台记者的薇薇容貌姣好,对待爱情与婚姻的态度却是那样的浪漫恣意,在今天的时尚青年中,恐怕已经成为脱俗的另类。

  电影中三代女性相互错落映射、各自受困的情感状态,尽管看上去如此不同,却又折射出一种普遍的况味。姥姥、慧英、薇薇在感情中均遭遇另一个女人带来的危机,最后被一一化解。只不过姥姥的对手最为特殊,是已经去世的、与原配丈夫在城里正式结婚的女人。姥姥与其争夺的是原配丈夫的坟墓,为此她与对手的女儿慧英分别尝试为双方的婚约开具证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由此展开有趣的映照。三代女人最终都放下执念,暂时获得解脱,然而以“奇遇”达成的顿悟与放手,并不足以促成自我的觉醒,反而折射出几代女性在感情中共同的被动处境,以及某种永恒轮回般的宿命。

  尽管如此,《相爱相亲》仍不失为一部力图对现实进行还原的动人之作,电影以朴实的视听语言讲述平淡人生的感悟,毫无说教意味,不时还弥散出自于生活的幽默感。让我想到李安的《饮食男女》,这部拍摄于二十多年前的电影同样以温润而又温暖的叙事,讲述一个家庭两代人的爱情。如果说影像化叙事在朝向内的开掘方面确实有其不利因素,那么李安的《饮食男女》至少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方式,即以人物各自彰显个性的行动,冲破概念的藩篱,毕竟真实的生活靠的是行动,而非瞬间的顿悟。期待更多现实题材的中国电影,实现对概念的超越,开放出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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