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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犹太人:文学构建下的犹太性

subtitle 东方历史评论11-11 10:10 跟贴 5 条

  应许之地

  撰文:莫里斯·迪克斯坦 (Morris Dickstein)

  翻译:张舒

  校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959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刊载了一篇长文(当然是匿名的),文章留意到美国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新转向。文章标题模糊不清,甚至有些自命不凡——《一个群体在发声:美国文学中的“犹太性”》,这个标题让人觉得起这个标题的人对此也没有确切的理解。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西奥多·索罗塔洛夫(Theodore Solotaroff),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评论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是他的朋友,罗斯将他推荐给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编辑阿兰·帕西-琼斯(Alan Pryce-Jones)。罗斯当时刚出版了一些才华横溢的作品,这让他在这个发声的群体中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这篇文章抓住了新任命的《评论》(The Commentary)主编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的眼球,凭着这篇文章,索罗塔洛夫被他聘为了助理编辑。索罗塔洛夫后来成为了优秀的编辑和作者;而罗斯最终成为了我们熟知的那个菲利普·罗斯。

  这篇文章涉足了丰富的领域,不但记录了战后重要的犹太小说家,比如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同时还有那些帮助他们开创了一片天地的敏锐的年轻评论家们,尤其是《党派评论》圈子里的文学同道——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菲利普·拉甫(Philip Rahv)和欧文·豪(Irving Howe)。在这篇文章里,索罗塔洛夫回顾了菲德勒一年前发表在《中流》(Midstream)杂志中的一篇论文,菲德勒以《奥吉·马奇历险记》(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1953)为例论述了贝娄取得的“突破”,尤其是从小范围的、精雕细琢的小说转向故事线索更加繁复、也更具野心的作品,与此同时贝娄愈发擅长从思想和内心入手描写他那些情感丰富的主人公——那会儿《赫索格》(Herzog)尚未问世。在喜欢嚷嚷的菲德勒还有勇猛的贝娄等作家身上,索罗塔洛夫看到“他们愿意去反抗,去尝试,去信任一个人自身的本能、洞见和准则,去冒着彻底失败、甚至是受到奚落的风险。”通过把奥吉塑造成为哈克·芬的继承者,贝娄克服了战前的犹太作家的狭隘,即在美国价值观的框架中,用城市中犹太人的敏感神经筛出爱国主义主题。文学界正在发生显著的改变:之前由现代主义者(比如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威廉·福克纳等)和大萧条时代遗留下来的社会小说家——其中包括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和詹姆斯·托·法雷尔(James T. Farrell)等人——占领的文学版图,开始让路给新的外来群体,尤其是让路给犹太和黑人作家。

  一些观点认为,如今的犹太文学复兴是在战后前20到30年的时间里一步步展开的,其间这些作家创造出了他们最杰出的作品。人们经常引用欧文·豪在其作品集《美国犹太故事》(Jewish-American Stories,1977)导言中的话作为颂词,尽管它说得有些为时过早:“迄今为止,犹太文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移民经历,因而它必然要面对思想资源的枯竭以及素材和记忆的萎缩。”“那样一些经历剩下的已经不够用了。”不过正如欧文·豪用的“迄今为止”这个说法,许多年轻的作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还是在运用自己的经历写作,这些人中还包括一批从前苏联过来的年轻移民。美国犹太文学不但没有因为那些在廉租公寓中生活的记忆被平淡无奇的同化历程冲刷殆尽,从而变得销声匿迹,反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出乎意料地变得繁荣起来。由维多利亚·亚伦斯(Victoria Arons),艾维诺姆·J·帕特(Avinoam J. Patt)还有马克·舍希纳(Mark Shechner)编写的《新流散》(New Diaspora)是近期出版的一部大部头的系列选集,它从新近作家的角度出发,坚定地声称他们中的大多数相比起前一辈人来,和自身的犹太性相处起来更加和睦。选集中的一些作者年纪较大,其中包括科特·莱维恩特(Curt Leviant),伊迪斯·波尔曼(Edith Pearlman)以及约瑟夫·爱普斯坦(Joseph Epstein),其他一些人比如史蒂夫·施特恩(Steve Stern),丽贝卡·纽伯格·戈尔茨坦(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和埃胡德·哈瓦泽莱(Ehud Havazelet)自从1980年代起就已出版作品;还有一些虽然年轻,但已非常有名的作家,包括乔纳森·萨福兰·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 内森·英格兰德(Nathan Englander)和达拉·豪恩(Dara Horn);另外还有一些作家还在寻找自己的位置。

  他们的背景更加复杂,主题的广度也远非战后一代所能企及。这些作者中有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也有新移民的后代;有来自南非的作家,有犹太人中的少数族群,有关于西班牙犹太人的故事,有发生在以色列的故事,还有大量的女性作家作品。这些作品中的大多数看上去比上一代的作品少了些个人色彩,而在文化上的意蕴更浓。其中一些感觉像是创意写作课程或是高级犹太研究学位课程里的内容。贝娄和他的同时代人在讲意第绪语、大多经济拮据的家庭中长大,在这种环境下,家族纽带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关于性的话题则是完全避而不谈。塑造他们的经历与塑造其父辈的经历差异甚大,他们需要跨越这种深层的差异,这种差异让他们感到不安,让他们在情感上难以满足,在爱情上反复无常以及陷入自我迷恋之中。不同形式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式的、赖希式的——一直像是他们生活中的背景音乐,有时甚至会成为“前景音乐”——如《波特诺伊的抱怨》(Portnoy’s Complaint,1969)中表现的那样。他们向精神分析寻求认可,寻求自由,同时也在探测内心激烈的张力和矛盾。曾几何时,这部选集的编辑说道:“持续不断的‘我,我,我’会制造出一种力量和执念,它实际上将迷狂的自我变成了美国犹太写作的一块奠基石。”如今,他们注意到,“那些认为美国是个欲望无法得到满足之地的焦虑、恐惧、混乱的犹太主人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历史。”这种影响范围甚大的文化也可以在罗斯的作品中找到痕迹;将《波特诺伊的抱怨》这部早期著作与《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1997)以及《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2004)等后来的作品进行对比,我们不难发现:罗斯后来的作品不仅仅会去刻画主人公内心的种种焦灼,而且还对近几十年美国生活中的变动不居做了描绘。

  这种更宽广的历史视界看上去或许对作者有益,实际上不然。对自我的关注和执念深入到美国文学内核,往前可以一直回溯到沃尔特·惠特曼和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罗斯自己的《安息日的剧院》(Sabbath’s Theater,1995)就是一个近期的例子。战后作家的作品经常围绕一个近似自传体的主角展开(比如赫佐格,比如波特诺伊,他们在绝境中挣扎,沉湎于自怜自艾中,在对他人的控诉和痛苦之间摇摆),这会给小说营造出极强的情感氛围,而这种强度在后来的作家中并不多见。它们会和一些现代主义的主题发生关联,比如说焦虑、流亡和疏离感,这些主题可以一直延伸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以及卡夫卡的小说。年轻的犹太作家由于有强的安全感,一群人可以在自己的写作中加入自己对犹太教更深入的理解,特别是那些在正统犹太教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作家更是如此。(早先一代人的成长背景更多是世俗的东欧犹太文化以及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新一代作家在描写创伤时很少会写到性与压抑,或是专横、不理解的父母或爱人造成的伤害。他们的生活一直相对自由和开放,也更加优越。这些人中有很多出生在以色列,他们懂希伯来语,比起自己接受的中产阶级教育,他们更能够从犹太人以往的生活中找到更多的戏剧化场景。无论作为犹太人还是作为美国人,他们都感到很自在,由于缺少了紧迫和张力,他们的故事更有轶事传闻的色彩。受到极端处境吸引时,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大屠杀的余悸,去对幸存者的生活受到的伤害以及他们的孩子所受到的“间接伤害”做出一番估量。在《新流散》诸多有震撼力的大屠杀故事中,一篇名叫《我家有犹太人》的文章是移民作家拉拉·瓦彭亚(Lara Vapnyar)的作品。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女人在纳粹占领时期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了一个犹太家庭。后来,他们的存在成为了她的负担,在看似不理智的冲动下,她告发了这一家子。尽管这个作家出生在战后很多年的苏联,但这个故事读起来像是作者亲历,而非调查得来的结果。

  《犹太祈祷班》是另一位出生在拉脱维亚的移民作家大卫·贝泽摩吉斯(David Bezmozgis)的作品。该文回望了过去两代犹太人中还在世者;它讲到按照律法的规定找齐十个人组成一个“犹太祈祷班”,从而维持一个正统犹太教仪式非常困难,但它实际的主题是不合传统的爱情纽带、历史的重量,以及旧时代的一去不返。当谈到传统的祷文和仪式时,贝泽摩吉斯写道:“吸引大多数老一代犹太人来的是他们对古老的念诵祷文节奏的怀念。吸引我来的是对这些老一代犹太人的怀念。无论是他们还是我,来到仪式的动机都不是传统,而是历史。”这是一个有着很不多见的共情能力的年轻人眼中的有关孤单且脆弱的幸存者的故事;它的乡愁清醒且冷峻。另一篇作品是埃胡德·哈瓦泽莱(Ehud Havazelet)的《六天》,它用高超的技巧讲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三代人的家族故事,是他的著作《前所未有》(Like Never Before,1998)中一系列自传体故事中的首篇。哈瓦泽莱于2015年11月去世,他出生于一个正统教派的家庭,祖父在布鲁克林是一位知名的拉比,父亲是一位犹太神学院教授。这位恍惚的父亲在希伯来日间学校教课,儿子就读其中,故事交替着从两个人不同的叙述角度展开。“他每次走进父亲的教室,总像是进入了一片书的海洋,父亲漂浮在其中,或许正在沉没。”在家里,当这个男孩喊他吃饭时,“他的父亲每次都会从书本中抬起眼来,就像一个人刚从梦中惊醒,先是惊恐,继而喜悦,微笑地看着他。”不难看出,儿子为何最终会成为一个作家,以及他为何会反抗祖先的宗教。

  正如一群优秀的评论家伴随着战后小说家冉冉升起,与这一场繁荣同时到来的是不断壮大的犹太研究的学术领域。目前已出版的作品包括一部杰出的著作合集——由哈娜·渥斯-内舍尔主编的《剑桥美国犹太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还有一本由本杰明·施赖埃尔写就的具有总括性的后现代批评著作:《不可能的犹太人》(The Impossible Jews)。女性研究和黑人研究等跨学科领域早在四十年以前就成为了传统大学系部之外的研究方向。作为1960年代政治运动和1970年代早期“种族尊严”运动的一支力量,女性研究和黑人文化研究矫正了自己过去被排除在外的局面;它们常常是由政治驱动,为的是满足少数族群的需要,并将他们的需求整合到课程体系中。犹太研究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它和这种政治模式不太合拍,因为犹太人早就是学术圈的内部人士,而非具有反抗需求的外来者。犹太方向的研究不但无法获得广泛的关注,反而会被公然歧视——这一情形在战后依旧猖獗,如今早已缓解。更重要的是,没有谁比这些略显稚嫩的犹太作家更青睐从古希腊一直到现代主义的西方经典了。尽管这些西方经典中含有反犹主义思想,另外它们还公开宣扬基督教价值观,但是从根本上说它们还是人文主义的传统,又经过了启蒙时代的世俗化,它们实际上推动了犹太人的解放。

  渥斯-内舍尔和施赖埃尔都为犹太研究在学院中,尤其是在英语系中的边缘地位感到焦虑,但他们的回应方式截然不同:渥斯·内舍尔收录了多达31篇论文,覆盖了美国犹太文学成就的方方面面,而施赖埃尔则在控诉这一领域作品的落后和平庸,用他的话来说,在方法、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缺乏理论”,有“民族主义”和“身份主义”倾向。施赖埃尔颇为自得地承认,他“所批评的是他希望说服的人”,他写的是“是一个论辩性的,充满了尖刻和愤怒”的作品,但他的目标即便不具有误导性,也很难让人把握。美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以及当前反犹太复国主义政治,“抵制、撤资”政治【译注:“抵制、撤资、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Movement,简称“BDS运动”)是自2005年7月9日起,由英国社会运动组织一项全球性的运动,目的是向以色列施压,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占领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尊重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平等权益,并尊重居于海外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族裔研究可能会热情地欢迎犹太研究吗?对于一般的少数族裔研究的理论家而言,犹太人不是受害者,而是压迫者。除了政治上的不协调之外,还存在方法论上的冲突。大多数犹太研究学者仍旧采用传统的方式进行研究,他们仍然采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将文本以及虚构的角色和历史中的人物及更广阔世界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而当下的文化研究理论家则相反,他们是以文本为导向的、政治驱动的意识形态批判者。对他们而言,身份是从社会学或语言学角度构建的。从这个思路出发,犹太人不能从民族或是基因的角度来定义。虽然它摆出一副激进的姿态,然而这种基于对主体的统一性进行后现代主义批评的反本质主义才是是今天学界的正统,至少是人文学科的正统,而犹太研究的情况不同。施赖埃尔和这些理论家站在一边,他将身份描述成为一种本质上成问题的、总是在形成中的存在,而将写作和学术归为一种“打破稳定状态”的手段,它们要去重新建构而不是展示人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他质疑历史主义将文本和这个世界关联起来,他抵制把文学当作是为了知道它是“关于”什么的目的来阅读。

  施赖埃尔的作品是一部偏激却令人振奋的论辩檄文,它艰深晦涩、颠来倒去、满篇黑话,还弥漫着一股有意为之的火药味。然而,像许多激烈的论辩文章一样,它所针对的东西是一个假想敌。归根结底,没有一部合格的文学作品会把它的人物处理成一个抽象的、显而易见的生物种类或社会类别的典型。很少有文学作品属于《不可能的犹太人》所批评的对象,它所列举的一些也有问题。其中一本完全就不是文学作品,那是一本名叫《四十岁以下》的专题论文集,出自1944年以来在《当代犹太纪录》(《评论》杂志的前身)露过面的年轻知识分子之手。每当有人问卡津和特里林等评论家其作品中有哪些犹太元素时,他们就会表达抗议;他们刻意回避有组织的犹太社团,他们虽然承认自己的犹太根基,但是他们拒绝被贴上标签或者被称为“犹太作家”。尽管特里林承认自己的犹太性是“塑造我的性情的条件之一”,但他也如此写道:“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犹太作家’。我从来没有想通过我的写作来为犹太人做什么。如果一篇评论将我作品中的问题或闪光点归为所谓犹太性,我会很愤怒。”他承认,1944年是个令人难堪的时刻,当时的人们尚处于难以用言语形容的痛苦中,那个时候让一个犹太人疏远自己的同族未免有些不近人情,但他坚持认为,“在普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美国犹太人都被挡在了外面”,这令“人们自愿变得保守且狭隘”。正是这种“普通生活”,这种西方世界和美国的主流吸引了特里林。

  施赖埃尔别出心裁地利用这些拒绝的声音,来探索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源头和文化塑造出的复杂身份之间存在的鸿沟——用他的话来说,在“谱系和职业,族群和行动,文本和历史档案之间”存在着空间。但是特里林和他同时代人的目标不是获得一个“打破稳定状态”的后现代身份。他们挣脱了犹太人居住区和社会壁垒施加给他们的诸多限制,他们声明自己拥有世界主义的身份,这种身份是西方文化、民主国家的种种自由、还有马克思主义政治(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所承诺的。他们一度触及人类可能性的方方面面,而不只是犹太人的自我实现;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潮流之下,炫耀民族或种族起源变得流行起来,然而他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愿去炫耀。将纽约的知识分子塑造成后现代主义者根本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作品被描述成极具犹太特点是一种对自己作品的限制或孤立。

  菲利普·罗斯的代表小说《反生活》(The Counterlife,1986)可能是一部更符合施赖埃尔的论点的作品。罗斯在书中玩了一番很有罗斯特色的身份游戏,他拒绝任何人给他贴民族标签——无论是美国犹太人还是以色列的狂热分子。这些确实表明身份是流变且延展的,不仅仅是被赋予,而是始终在形成中,特别是作家可以凭借自身的经历演绎出各种身份的变化。罗斯常被诟病为一个不会创作任何故事的自传体作家,他在这本书里发展出了自己的后现代创意,不是去创造理论,而是用于捍卫他自己的创作过程;他创造出了一个非传统的叙事情节,同时创造出来第二个自我:内森·祖克曼。当他写到以色列时,罗斯发现,对他而言,流散本身就是应许之地,他可以在这里锻造属于自己的忠诚。施赖埃尔认为罗斯的晚期作品能够成为犹太研究的某种典范,然而事情并不是如此。

  如果说索罗塔洛夫的文章是对美国犹太写作的认可,那么《剑桥美国犹太文学史》则是它的体制化过程中的一块里程碑。2003年,渥斯-内舍尔和迈克·克莱默编写了《剑桥美国犹太文学读本》,但是她构思的新书比这本规模更大。像《新流散》的编辑一样,渥斯-内舍尔承认犹太写作的多样性,以及犹太身份的多变性,因而她尽可能地铺开了一张大网。这本书里的文章涉及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的流派、不同语言的美国作家作品——意第绪语,希伯来语,拉地诺语,还有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犹太作家。有写以以色列为背景的文学作品的主题论文,有将纽约作为一个地点和主题来写的文章,有关于犹太人与黑人的对话,如何对待大屠杀的文章,有关于翻译、选集、知识分子、大众文化、电影、犹太幽默、漫画小说的文章等等。这本书在风格上包罗万象,在主题上缤纷多样。一些章节涵盖多部作品,不过绝对不是呆板的图书目录体风格(这种风格一度让大多数文学史看上去既无聊,又不可救药地浅薄)。其他章节针对一些代表作进行分析。编者让撰稿人尽可能地自由发挥,只要求文章能够达到一定的智识水平,同时又有大受欢迎的清晰风格。看上去只有评论家才会通读这些作品,但实际上它的可读性很强。即便有所重叠的地方也都有其用意。比如作家亚伯拉罕·科汉(Abraham Cahan)既是犹太新闻学(意第绪语)的先驱,也是美国犹太虚构作品(英语)的先驱。还有诗人和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爱玛·拉扎露丝(Emma Lazarus)也在多个章节出现,这是为了让读者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了解他们多样的事业。

  棱镜般的多种观点和可变且灵活的身份观念不谋而合。暂且不论正统派的权威人士,如今恐怕只有脱口秀喜剧演员和顽固的种族主义者会固守犹太身份的刻板印象了。以前人们会一再去追问“犹太人是谁?”、“犹太文学由哪些东西构成?”等问题,如今人们强调多样性和复杂性。《剑桥美国犹太文学史》的广度反映出它的态度:不愿去将某些主题封锁起来,然后再去镇守其边界。在上一个时代,犹太人大亨为了把好莱坞打造成一个美国产业,不惜洗掉这个产业中和犹太性相关的所有痕迹,另外还将这个产业起源的民族特性都清洗掉了。这是带有复仇式的同化,一场虚伪的美国梦,它抹除了阶级和异质性。乔纳森·弗雷德曼(Jonathan Freedman)在他的论文《犹太人和电影》中说道,上述的做法后来失去了权威,“在这个民族复兴、性别革命和后现代多样身份构成的时代,它们共同挑战着‘犹太人’这个身份;如芭芭拉·史翠珊和科恩兄弟这样的演员和导演利用电影产业,为他们自己开创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虽然不是没有问题的)”。同样的改变发生在文学史上。阿伦·古特曼(Allen Guttmann)1971年开创性的著作《美国犹太作家》(The Jewish Writer in America)试图从单一叙述者的角度讲述整个故事,它将关注点放在一个个作者以及从移民到同化的转变上面。渥斯-内舍尔的作品则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那就是无论是再出色的主导叙述都是不可靠的:要完整记录一段岔道众多且断裂严重的历史,我们必须要从 “连续性转向毗邻性”【(丹·迈伦(Dan Miron)语)】移动。

  《剑桥美国犹太文学史》的撰稿者相当适应这种不协调和不连续性。安妮塔·诺里奇(Anita Norich)的在其调查性文章《翻译的诗学和政治学》中提出了疑问:对意第绪语进行翻译是否从某种意义上背叛了这种语言,不是因为不准确,而是因为翻译透露出“意第绪语没有观众或是未来……翻译成为一种潜在的忘却的形式”的意思。从另一个方面看,它同样可以被看成一种“抗拒历史的行动”,“一种藐视的姿态,其目的在于让一个遭遇了剧烈转型的文化的痕迹得以保存”。这一说法如今尤为真实,“在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中,翻译服务的对象不是一无所知的读者,而是原文本身。译文的读者需要越发努力,他们读起母语的表达会觉得陌生。如今的译者倾向于把目标语言变得陌生化,而不是去弥合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差异。”和这些译作一样,新版的《剑桥美国犹太文学史》探讨的也是差异。 温蒂·I·齐勒(Wendy I.Zierler)以犹太文学选集为主题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她在文中谈及列奥·施沃茨(Leo Schwarz)1930年代的作品,比如《犹太大篷车》(The Jewish Caravan,1935),还有《犹太文学的金库》(A Golden Treasury of Jewish Literature,1937),这些都是唤起民族自豪感的严肃文学,它们曾是每个受诫礼的男孩都会收到的礼物。齐勒让施沃茨的作品在自己的文章中重新焕发出活力。从施沃茨开始,她继续追溯,重要的犹太文学选集还包括欧文·豪编纂的文风严谨的批评文集,埃列泽·格林贝格(Eliezer Greenberg)很有影响力的意第绪诗歌和散文选集,还有综合性的《诺顿选集2001》,这本书第一次将此类文学列为课堂使用的经典著作。

  蓬勃发展的犹太文学写作如今仍会给人以惊喜。人们原本认为同化本身会让素材越发稀少,声音也越渐式微,而事实正相反,它催生了新的方式,让犹太人成为犹太人并且书写犹太人,不过,当下的犹太写作已经完全和美国文学的主线缠绕在了一起。很久以前,一个天主教背景长大的毕业生告诉我她有多么地嫉妒犹太人。她说,她不再信仰天主教,不再领受圣餐以后,自己就成了前天主教徒。但是选择世俗主义,甚至是无神论都是作为犹太人的选项。一部分是因为,犹太人既是一个种族或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宗教团体——这让人很困惑;另外一部分是因为,犹太教没有形成任何中心的权威——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它对于多样性更加包容。在随后的几十年,年轻的犹太人本着靠个人奋斗的美国信仰,全心全意地接纳了这种自由。比如逾越节家宴这种宗教仪式过去很难接受一丁点儿改变,如今它也为不同品味和精神层面的需求做出了调整,从最传统的到最个人的仪式,再从严格的正统派的仪式到女性主义的、同性恋的或素食主义者的仪式一应俱全。对新的作家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在找寻自己的道路上,他们需要解决的是选择的尴尬,而不是必要性所带来的负担。它最终是否是力量的源泉,时间会说明一切。

  

  维多利亚·亚伦(Victoria Aarons),艾维诺姆·J·帕特(Avinoam J. Patt),马克·舍希纳(Mark Shechner)编著

  《新流散:流变的美国犹太虚构文学版图》

  576页,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

  本杰明·施赖埃尔(Benjamin Schreier)

  《不可能的犹太人:美国犹太文学史的身份和重构》

  269页,纽约大学出版社

  哈娜·渥斯-内舍尔(Hana Wirth-Nesher)编著

  《剑桥美国犹太文学史》

  732页,剑桥大学出版社

  

  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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