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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因私欲废立皇帝,一个备受推崇一个却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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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汉代有两次著名的废立皇帝事件,一是霍光废昌邑王刘贺而立宣帝,一是董卓废弘农王刘辩而立献帝。然而,这两个权臣的结局却有天壤之别。

  废除刘贺后,霍光稳坐权臣位置,朝野上下并无反对的浪潮,其死后也备受推崇,被人与商朝名相伊尹相提并论,并称伊霍。

  董卓则不然,拥立汉献帝不久,便有袁绍等人起兵反抗,响应者众多。浩大的声势逼得董卓只得放弃洛阳,退守到地势更为险要的关中地区。

  后来,董卓被其部下吕布联合保皇派王允等人刺杀。董卓死后,备受非议、谩骂,史学家陈寿更是声称,自文字诞生以来,没有比他更残暴不堪的人了。

  同样的行为, 却得到截然相反的对待,这不免让人感到奇怪。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霍光(?-前68年),字子孟

  二.

  一种说法是,霍光是个贤臣,他大公无私,一心为国。之所以废除昌邑王,是因为对方是在不像话,即位仅仅27天,就做尽坏事,数目据记载有1127件之多。面对这样昏聩的皇帝,霍光不得不将他废掉而另立贤明的宣帝。

  至于董卓,则纯粹一个乱臣贼子,一个丧心病狂的野心家,他之所以废除弘农王,另立汉献帝,只是为了借此树立他的权威,方便掌控朝廷,进一步,是为了自己当皇帝做准备。

  这两个人,一个好,一个坏,一个为国,一个为己,所以,虽然是同样的行为,但结局自然会不同。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霍光废黜昌邑王的行为,与其说是为国为民,不如说是为权为私。这样说的证据在于,霍光为了废黜而给昌邑王安置的罪名并不存在。

  ▲霍光辅政

  其一,当我们翻阅《汉书》的相关记载时,发现刘贺的罪状大抵都是些不检点的生活作风问题,如奔丧路上穿着不对、没有悲哀之心、不吃素、让侍从掳掠女子,立为皇太子后又私买鸡豚吃···

  老实说,这些行为虽然不和礼制,有些甚至违法,但确实算不上大奸大恶。而相对于一国之君的身份来说,就更谈不上危害社稷了。

  其二,1127这个数字太过不可思议。刘贺在位共27天,换算下来,他平均每天要做四十多件坏事,这几乎是用尽生命来作恶了。如果真的做完,恐怕不用霍光出手,他自己先就去拜访汉武帝了。

  简而言之,霍光废立皇帝并非出于国家大义,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保住他个人的权柄罢了。也就是说,在废立皇帝的出发点上,霍光与董卓一样,都是为了个人利益。

  如果上述结论正确的话,那么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了:为什么霍光立宣帝,无人站起来反对,而董卓废弘农王后,各路人马便纷纷赶来勤王呢?

  ▲董卓(?-192年5月22日),字仲颖

  三.

  这恐怕要从当时的社会结构入手了。

  西汉前期,国家呈现多元化的组织形态,地方势力雄厚。这些地方势力可分为两类:诸侯王国及地方豪强。

  先说诸侯国。

  刘邦建立西汉后,大肆分封手下功臣,韩信封楚王、英布封淮南王、彭越封梁王、张敖封赵王、臧荼封燕王等等。

  后来,刘邦逐一消灭这些异姓诸侯王,代之以分封刘氏子弟为同姓诸侯来统治国家。诸侯国的权力非常大,拥有自己独立的人事班子,而且财权、军权都一把抓。有人因此把汉初称之为后战国时代。

  ▲汉太祖高皇帝刘邦(公元前256年冬月二十四—前195年四月二十五)

  再说地方豪强。

  西汉初期,地方豪强势力颇大,他们主要有两大来源。

  一是六国宗族贵族。

  虽然秦始皇灭掉了山东六国,这些宗亲贵族的政治权力随之消亡,但他们的宗族势力和经济力量依然有很大遗存。他们在地方社会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如项梁、项羽起兵反秦后,他们凭借楚国贵族的身份一呼百应,短期内便聚集了一大批追随者,其中便包括了刘邦。项梁也理所应当地成为楚地义军的首领。

  二是豪侠和富商。

  汉代的豪侠,在地方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史记·游侠列传》中就记载了许多这类人物。

  早期的郭解,“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可以指挥尉史,决定谁当繇役。又可以为人居间,排难解纷。然而,郭解也尊重其它豪侠的势力范围,从来不会插手其他郡县豪侠的权力。

  汉代的商人,其政治地位并不像后来那么低,他们在地方上也颇有影响力。这种情形到东汉时期仍然存在。

  比如糜竺,他是徐州富商,先是被徐州牧陶谦征辟为别驾从事,其后跟随刘备。刘备入主益州后,糜竺被封为安汉将军,地位尚在诸葛亮之上。

  ▲西汉画像石拓本

  四.

  不过,随着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打击政策,诸侯王国和地方豪强等地方势力都逐渐消亡。

  对于诸侯王国,景帝和武帝推行削藩政策,“众建诸侯少其力”,先是由大化小,然后又相继收回人事权、铸造货币等等权力,随后更是巧立名目废除了众多的诸侯国。

  于是,虽然仍有部分诸侯王国存在,但这些诸侯王只空有头衔而毫无力量,他们对中央政府构不成丝毫威胁。

  对于地方豪强,从立国之初便开始着手处理。刘邦曾经将六国的王族宗亲迁往关中地区,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政府再次实行大规模的移民计划。

  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第一次“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以上者于茂陵”,郭解便是这一次被迁到关中的。太始元年(公元前96),武帝又第二次“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

  被迁移的地方豪强丧失了根基,未被迁徙的地方豪杰,命运也并不会更好。

  汉武帝时期,酷吏出名。这些酷吏以肆意编造罪名和滥施酷刑著称。但他们并不是针对普通百姓,而是旨在以非正常手段铲除豪强。

  ▲西汉版图

  此外,刺史制度的确立,也是在武帝时期。

  最初的刺史,是一个监察官,职责在于巡查地方工作,然后定期将情况向皇帝禀告。刺史所监察的六项内容中,第一条就是针对地方豪强而设的,所谓“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在种种手段的打压下,地方豪强势力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

  总之,通过削藩和打压地方豪强等措施,国家变成中央一头独大、地方呈一片散沙的局面。

  一方面,一元化、扁平化的中央集权成为现实,对帝国构成威胁的内部组织力量势力已不复存在。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政府抗风险能力降低,谁只要掌握了中央政府,谁也就掌控了帝国。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控制了京城军队、掌控了朝廷的霍光,轻易地控制了大汉天下,而没有遭到来自地方势力的强有力的反抗。虽然他的做法肯定会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可是大家都无可奈何。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

  五.

  然而,情形到了东汉末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自西汉中晚期以来,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即儒家化的士大夫阶层。到了东汉晚期,这一新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变成了帝国的支柱力量,他们通常也被称为世家豪族。

  汉末的袁氏便是典型的豪族代表。

  当董卓想要废除弘农王时,曾经拉拢袁绍一道行事,但袁绍不愿为伍,便偷偷逃本冀州。董卓大怒,打算下令逮捕袁绍,周毖等人进行了劝阻:

  “袁氏树恩四世,门世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则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

  董卓认为说的有理,于是拜袁绍为渤海太守,封邟乡侯。显然,董卓之所以不杀袁绍,根源在于他的豪族身份。

  ▲袁绍(?-202年6月28日),字本初

  后来,袁绍凭借着袁氏的影响力,更是不费一兵一卒便夺走了韩馥的冀州牧一职,在乱世中快人一步,率先建立了自己的基业。

  从袁绍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世家豪族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无以伦比的影响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资源的调动能力。他们构成了东汉帝国的中间阶层和地方势力,由此,霍光时期的局面便无法重演。

  当掌控中央的董卓自以为安然无恙,而行霍光旧事时,以袁绍、张邈为首的地方豪族势力迅速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在这些力量的进攻下,董卓的美梦只能变成了泡影。

  历史堂官方团队作品 文:江河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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