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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狂热: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巨擘因何崇拜中国?

网易历史11-10 09:39 跟贴 4812 条

  作者|杨靖,网易历史专栏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启蒙运动之前,欧洲思想文化长期笼罩在基督教神学统治的阴影之下,无法为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启蒙文化提供充足养分,因而不少启蒙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东方,试图从古老的中国文化寻求思想和精神资源。在找到中国思想文化这一反对基督教神权和欧洲君主专制的利器之后,他们难免会对中国思想文化作理想化的阐释、解读,甚至误读,但无论如何中国文化在启蒙时代的欧洲确实产生了较大影响。法国学者戴密微在《中国和欧洲最早在哲学方面的交流》一书中论证从16世纪开始,欧洲就开始了思想启蒙运动,“而发现中国一举又推动了这一运动的蓬勃的发展”,并将“发现中国”这一壮举主要归功于法国启蒙思想家。

  众所周知,在17世纪“中国风”流行欧洲之际,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1745年,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著名学者和科学家大力支持。然而项目一开始,便有大臣进行干预,声称编撰工作可以得到国王路易十五的支持, 对此狄德罗断然加以拒绝:“如果政府参预这项工作, 工作就无法完成。君主一句话可以叫人在荒草中造出一座宫殿,但一部百科全书不能凭命令完成”。在编辑百科全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代表第三等级利益,以反对封建专制、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团体,即“百科全书派”。

  “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皆为一时之选。主编狄德罗本人是大哲学家;副主编达朗贝尔精通法律、医学和数学,出版过天文学、动力学著作以及哲学讲义、音乐教程等, 学问渊博,他是狄德罗的主要助手。撰稿人中,伏尔泰是法国思想界的泰斗;孟德斯鸠是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三权分立学说的倡导者;卢梭是民主主义思想家、社会契约论的宣扬者;爱尔维修是无神论者、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布封是自然科学家、进化思想的先驱;孔狄亚克是洛克哲学的继承者;魁奈和杜尔阁是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百科全书派”最年轻的作者孔多塞,后来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吉伦特派的领袖人物,被誉为革命的擎炬手。

  百科全书撰稿人中唯一到过中国的人是经济学家巴夫尔,他曾随商船到过广州。他称赞“中国农业的繁荣胜过世界各国……中国政府普遍情形是把全部关心直接向着农业方面。” 另一位经济学家杜尔阁对中国社会文化也饶有兴趣,曾向在法国学习的两位中国留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提出有关中国的52个问题, 要求中国学者解答,并为“重农学派”有关学说提供理论支持。“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是《百科全书》经济学条目的主要撰稿人,他被称为“欧洲的孔子”。魁奈潜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制度,逐渐形成了重农主义经济学理论。他在《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声称自己关注的是“与一个已建立的良好政府相一致的自然原理”,并声明它只是“对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

  孟德斯鸠出身贵族,担任过法院院长,是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孟德斯鸠对中国进行过长期研究,在他的著作、笔记、手稿中有大量有关中国的论述,他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31章中有21章涉及中国,其中有9节完全以中国为题,如《中国政体的特质》、《中国的良俗》、《中国人的礼仪》等。他对法国绝对专制政体大为反感,而对“伦理与政治相互关联”的中国德治主义却深表赞同。他的这一主张影响深远,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六条中宣称:“自由是属于所有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是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为下述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这一格言,正是中国儒家思想关于政治伦理的最高智慧的体现。

  霍尔巴赫是《百科全书》主要撰稿人之一。他为《百科全书》撰写了438个条目,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哲学、社会、政治、宗教、道德等诸多领域。霍尔巴赫精通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知识渊博。他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识、惊人的记忆力、罕见的热爱劳动的精神、独立判断的习惯和异常诚实的作风”。狄德罗曾戏说:“无论我的想象虚构怎样一种体系,我相信我的朋友霍尔巴赫都会找出种种事实和权威意见来论证它。”霍尔巴赫为人和蔼可亲,热情好客,有着巨大的人格魅力;他也是当时法国最为富有的贵族之一,他家的沙龙长期成为当时进步思想家们聚集的中心。霍尔巴赫对教会尤为不满,向慕具有人文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曾自命为无神论者,“所谓无神论者,就是指那些懂得自然及其规律的人”——而“那些懂得自然及其规律的人”,他明确指出,就是开明君主专制政权之下生活闲适的中国人。同时,霍尔巴赫也盛赞中国的伦理政治:“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并主张“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

  另一位“百科全书派”的撰稿人、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极为推崇。伏尔泰声称,他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伏尔泰站在反基督教神学的立场上力图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并认为中国儒学是“理性宗教”的楷模,而中国人“是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他服膺孔子学说,将耶稣画像改为孔子像,朝夕礼拜。与20世纪中国流行一时的“全盘西化”的论调相反,伏尔泰将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视为欧洲的楷模,主张“全盘华化”。与此同时,伏尔泰也将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与向往融入文学作品——他在哲理小说《查第格》中说,中国的“理”(或“天”)不仅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称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伏尔泰还将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在剧中将儒家所推崇的忠诚奉献精神和成仁取义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该剧1755年在巴黎上演,轰动法国剧坛,万人空巷,在启蒙时代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

  与伏尔泰一样,狄德罗对儒家哲学也十分赞赏。他在《百科全书》中对孔子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都给予高度赞扬。他认为孔子是极其重视中国早期统治哲学的圣哲,称赞孔子不谈奇迹和启示,儒家哲学纯粹是伦理学和政治学,是理性的宗教和实用哲学。狄德罗认为《论语》中的“道德警句”所体现的道德观要比其他的超验哲学和经验哲学高明得多,因为中国的儒教“只须以‘理性’或‘真理’就可以治国平天下”。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撰写了“中国哲学”的条文,对自《易经》至明末清初的中国哲学史详加梳理,将中国哲学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他还分析了《易经》与莱布尼茨二进制的关系,并认为中国具有悠久的抽象思维传统,中国哲学是借助符号、象数、形象来探讨宇宙的本原以及人与宇宙关系的高明体系——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西方思想家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开辟了新的空间。

  很显然,中国文化对“百科全书派”学者具有重大意义,乃是因为在遥远的东方存在这样一个不属于基督教的文明古国,足以证明人类不需要基督教也能够创造出辉煌的文明和文化——这一点大大地加强了“百科全书派”反教会的立场和论据。除此而外,“百科全书派”对中国文化的借鉴与欣赏在《百科全书》的编纂体例上也有所体现——继承了培根的知识分类体系,《百科全书》将人类知识分为来源于记忆的历史,来源于理性的哲学和神学,和来源于想象的诗。历史之下有圣贤史、民众史、自然史, 哲学之下有人文科学(道德、 教育、政治、法律)和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诗之下有诗歌、音乐、绘画、建筑、雕刻、戏剧——狄德罗的宗旨是要创立一个包括科学、艺术、工艺等在内的知识谱系, 在这个谱系中,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相应的位置,以此彰显人类知识之树的总干和各个分支——这一种分类,据历史学家考证,部分也受到中国《四库全书》编纂体例的影响:两书以不同形式对繁复的人类知识体系进行探讨和分类,四库的经部与子部,相当于百科中的宗教和哲学类;四库中的史部相当于百科中的历史类;四库中的集部则相当于百科中的诗类。这也充分说明启蒙思想家试图借助“外力”改造欧洲旧传统的信心和决心。

  与上述倾慕赞美的论调不同,“百科全书派”中对中国文化抱批判态度的也不乏其人。赞同中国“德治”的孟德斯鸠,曾撰长文论述中国专制主义与文化习俗的缺陷;声称“宁愿做野蛮人”的卢梭指出:中国文明的进步恰恰造成了社会的弊病;主张“人类精神不断进步”的孔多塞则称中国“被一群儒生的迷信所阻碍,故不能进步”。需要指出的是,不管“百科全书派”学者对中国文化是推崇还是批判,毕竟当时还处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开始阶段,而他们都只能通过耶稣会传教士这面棱镜来观察中国,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不可能完全了解,因此难免存在误读——以狄德罗为例,他在1753年11月出版的《百科全书》第3卷“中国”条目中,称赞中国人的道德说:“我们是大诗人、大哲学家、大辩士、大建筑家、大天文家、大地理学者……,但是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善意与道德的科学。如果有一天发现这种科学是居一切科学的第一位,那么他们将可以确定地说,他们有两只眼,我们只有一只眼,而全世界其余的人都是盲者了。”——其时他将中国的世俗道德作为破除欧洲和法国天主教会权威的一件得力工具,因此宣称“他们(中国人)有两只眼,我们(欧洲人)只有一只眼”——而后来的史实证明:这一论断不过是一句中亚谚语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的以讹传讹。

  当然,文化误读并非总是引发不良后果,恰恰相反,它也可能是文化创新的强大驱动力。上述中国人“有两只眼”的论断明显属于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但它对欧洲社会的变革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19世纪30年代美国哲人爱默生对儒家经典的误读有助于完善他的“超验主义”学说,而20世纪初美国诗人庞德对唐诗的误读则促进了“意象派”的诞生——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误解误读,以全面了解或理解为基础、以承认差异并力求沟通为先导的“对话”式理解模式显然更为可取。二百五十余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其镜鉴意义或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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