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上医院，他拖了两年没看病
周五下午，上海市东方医院一楼大厅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他叫范思佐。
范思佐神情紧张焦急，但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双手不停地大幅度舞动着。
“他是第一次来看病。”边海桢认真地看着范思佐的每一个手势，同步翻译着，“一年多以前感觉腰部这里痛，现在转移到这里了。”
边海桢是一名手语翻译志愿者，经常来助聋门诊帮聋人看病。范思佐是他这天接待的第一名患者。
医务人员根据边海桢的描述，将范思佐分诊到泌尿科。在边海桢和一名义工的陪同下，范思佐来到了诊室。边海桢先把范思佐的病情描述翻译给医生，然后把医生的询问内容用手语翻译给范思佐。这样一问一答好几个回合，花费的时间几乎是普通患者的一倍。
“先去做一个B超，要多喝水，憋尿。要憋尿啊，这样才能诊断清楚。”一个基本的常识，边海桢打着手势向范思佐反复强调了好几遍。
范思佐两年前就感到身体不适，但一直拖着没去看病，直到他听说了助聋门诊。他通过边海桢的翻译向我们倾诉：“以前在外面看病，找哪个科室检查都找不到，通过写字也有很多东西没法沟通。这里有义工老师带我们去，很方便，心里感到很安慰。”
看病难，是聋人面临的普遍问题。看病涉及到很多专业用语和细微感受，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诊断的准确性，这也给手语翻译增加了难度。
“比如说疼痛就有很多种表达方式。”边海桢一边介绍一边比划着，“神经痛就是像橡皮筋一样有弹性的痛。刺激痛就是像针刺一样痛。还有一种是麻痛，像雷电一样，麻痛。痛的类型不一样，病情可能有很大差别。”
每次助聋门诊，都配备手语翻译3名，可聋人患者往往会有好几十名。整个下午，边海桢甚至没时间停下来喝口水。常常有好几名患者同时对他打着手语，让他应接不暇。
边海桢自己也出身于聋人家庭，父母都是聋人，只能靠手语和他们兄弟姐妹交流。这样的家庭环境，让边海桢从小就深知聋人的各种不易。
“你只要帮到他一点点，他会十分信任你。说夸张一点，他会依赖你。”边海桢说，“比如我帮聋人看病，他各种事情，家里的事情，朋友的事情，或者不能解决的事情，他都会找你求助。”
东方医院的助聋门诊开始于2012年，它是全国第一个助聋门诊，由东方医院和上海市聋人协会共同举办。时间固定在每周五下午，5年来已经服务了6000人次。
上海市东方医院社工部主任吴晓慧介绍，之所以会开设助聋门诊，和五年前的一次义诊有关。“那次的聋人义诊，偌大的一个门诊大厅，只看到两百多人在里面，没有声音，只是手指在舞动。”吴晓慧说，“那一刹那我们医护人员是很震撼的，我们感到这群人看病是很辛苦的。后来医院领导决定用我们的方式，为他们做些什么。”
服务员不耐烦了，我很尴尬
早晨，热闹喧嚣的菜市场，叫卖声此起彼伏。徐金妹也夹杂在买菜的人群中，衣着入时，打扮干净整洁。可她面对的，却是一个静音的世界。
称好重量之后，摊主报了价格。徐金妹专注地盯着摊主说话的口型，试图从中读出他在说什么，可看了半天，仍是一脸茫然。尴尬的场面持续了几分钟，摊主灵机一动，拿出笔和纸，把菜价写在上面，这才让徐金妹明白。
徐金妹是一名聋哑人，从出生那天起，她的世界就被按上了静音键。买菜购物之类的事，通过手势还可以勉强沟通。但遇上一些更复杂的问题，徐金妹往往束手无策。前些时，她和一名听力正常的同事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他们尝试着用纸和笔对话，试图把问题讲清楚。可最后双方还是无法相互理解，不欢而散。
这件事让徐金妹很苦恼，她向好朋友边海芳求助了。边海芳是边海桢的妹妹，也是一名手语翻译志愿者。
“我和他们双方沟通之后，发现矛盾原来是误会。”边海芳说，“经过我翻译之后，他们马上就握手了，没问题了。之前为什么有问题？还是缺少一个沟通。”
对于徐金妹的苦恼，出身聋人家庭的边海芳很能理解。徐金妹平时有什么苦恼，都会向边海芳倾诉。
“她去买衣服，服务员拿错第一件还可以，拿错第二件还可以，拿错第三件服务员就会皱眉，说烦死了，她很尴尬，好像没有办法表达。”边海芳说，“最后她很沮丧地离开了柜台，没有买到她所想要买的衣服。”
徐金妹夫妇俩都是聋哑人，让他们感到最庆幸的是，儿子的听力和语言能力完全正常。但徐金妹的儿子会的手语很有限，只能和她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徐金妹平时接触最多的，还是聋人自己的小圈子。现在她经常用微信视频和朋友手语聊天。
为了更多地融入社会，徐金妹和几位聋人朋友加入了社区广场舞的行列。虽然听不见音乐，徐金妹和她的聋人朋友可以靠眼睛学习，紧跟别人的每一个动作，她们的动作标准程度和节奏感一点也不输给其他人。
徐金妹还是潍坊新村街道聋人协会的主席，每月都会组织聋人的志愿者服务。徐金妹的丈夫王建伟的服务项目是理发，他为社区的26名老人免费理发，手艺很是被老人们认可。徐金妹自己也经常为社区老人理发、磨刀，修伞。潍坊新村街道聋协获得了2013至2015年度上海市聋人先进集体的称号，徐金妹也被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
“为老人服务，这活动很好，我很开心！”徐金妹的丈夫王建伟用手语对我们说。
全职手语翻译稀缺，全市仅有一人
唐文妍，是上海电视台《午间新闻》栏目的手语主持人，也是全市唯一一名全职的手语翻译。唐文妍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和大多数手语翻译不同，唐文妍并非出身于聋人家庭，但她对手语很感兴趣。
“觉得手语很好玩，很有意思，很酷，又很神秘，就开始喜欢上去学习，越学习就觉得越有趣，而且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智慧的语言。”唐文妍说。
研究生毕业之后，唐文妍做了一名全职的手语翻译。聋人看病、出门办事、打官司、商务会谈等，都需要唐文妍的帮助。大量的订单，加上公益服务，唐文妍几乎每天从早忙到晚。
唐文妍介绍，上海市有大约23万名听障人士，使用手语的人数有大约10万，而真正合格的手语翻译工作者只有几十人。手语翻译行业存在巨大的缺口，而主要原因是微薄的收入。
“为企业翻译时，我们可以收到一小时两三百块的费用，但是像这样可以正常收费的情况非常少。”唐文妍说，“很多聋人经济情况比较困难，对于他们的求助，我们一般只收取很少的费用，甚至是不收费。这样的情况一多，我们就谈不上什么收入了。”
在唐文妍看来，手语翻译收入少，和人们的观念也有关。“很多人都会觉得，手语翻译是为残疾人服务的，那你就应该是免费的吧，可是这样会让我们的行业很尴尬，我们行业就留不住人才。”唐文妍说，“因为付出十年的努力，什么样的技能不能练成呢？而其它技能可能会有更高的回报，考虑到生活的现实方面，很多小伙伴都会选择转行。
理查德·莱特尔是唐文妍所在手语翻译公司的创始人，他在美国研究聋人教育40多年。2012年，莱特尔博士只身来到上海，开办了这家翻译公司。之所以选择中国，是因为他觉得中国是一个飞速变化的国家，他认为手语翻译的情况在中国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40年以前，美国的情况和现在的中国很相似，大多数手语翻译都是志愿者，是聋人家庭子女，志愿者意味着他们没有报酬，可能也不是很专业。”莱特尔介绍，“而现在很多手语翻译有硕士甚至是博士学位，他们和其它语言的翻译拿到同等的报酬，所以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做这一行。”
目前，莱特尔的公司小有盈余，但他自己并不领取任何工资。“我并不是想做慈善，我希望手语翻译能有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莱特尔说，“要让一项事业具有持续性和影响力，它必须先具备盈利的能力，而不只是依靠政府和慈善组织的资助。”
莱特尔的妻子也是一名聋人，她的职业是心理医生，如果有听力的人来找她看病，会有手语翻译帮她和患者沟通。他说，在美国，聋人有多种职业选择，可以做医生、律师、政府官员等。手语翻译的普及，也会让聋人在学业和就业上的选择更加多元化。
此外，一些聋人的家长害怕别人给孩子“贴标签”，并不鼓励他们学习手语。唐文妍的朋友单保文是一位听障人士，但是有很微弱的听力。单保文从小没有学过手语，靠着微弱的听力学习说话，可以勉强和人对话，但他有着自己的困惑：
“和听力正常的人交流不方便，和聋人交流也不方便，感觉两边都不是，比较‘透明’。”现在，单保文已经开始学习手语。
“手语翻译对我们真的很重要，他们是我们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桥梁，我们希望手语翻译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单保文等几位聋人小伙子用手语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看看新闻Knews记者：杨卉 王毅 徐玮 编辑：范饱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