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是个悲伤的数字。
我赶在银川院线排片最后一个晚上，看了最后一场。（后来又加映了）
从头看到尾，《二十二》里没有哭天喊地的悲痛声，整个影片显得平静、琐碎又波澜不惊，而与此同时，藏在背后的情绪却压抑得让荧幕前的人们为之动容，比起愤怒的控诉，更触动人心的是在度过劫难后的漫长岁月的洗礼下，他们眼中仍存的温柔。
壹
“慰安妇”，一个敏感到从未被遗忘，又沉重到从未被真正记住的群体。
中国是慰安妇强征制度最大的受害国。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20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性奴隶。
“慰安妇”一词其实模糊了概念，颇有一种粉饰太平的意味于其中。《二十二》里出现的老人，是战争的受害者，是幸存者，更是勇于活下去的人。
影片中的老人们似乎和我们邻居的老奶奶别无二致，平静而祥和。她们不急不慢，陷在椅子里晒一下午的太阳，满脸堆笑地看着一旁的重孙们嬉戏玩耍，灶上熬的汤咕嘟咕嘟地滚着。这些毫无情感偏向却充满生活温度的东西，一如满脸的皱褶和干枯的手，填补在了她们如今的生活里。
毛银梅 （1922-2017） 95岁
“请进”、“请坐”、“请上来”。九十七岁的韩国老人毛银梅至今都记得这几个简单的日语日常对话。
幼年流浪的她被骗到日本人在武汉开设的慰安所，在慰安所的4年像是被橡皮擦去了，她对着镜头说：“我记得一点，不记得一点。”
毛银梅还会唱朝鲜民歌《阿里郎》和《桔梗谣》，但她对着镜头说，当初离开韩国时的情景记不太清了。她只记得分别是在火车站，战争年代，一切都是乱哄哄的，母亲在火车上，她在月台上跑啊跑，可怎么也追不上。有人从火车上扔下食物，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冲过去捡起来大口大口地吃。
“不说了，不说了，说了我不舒服。”这个90多岁的老人抹起了眼泪。
李爱连 （1928 - ） 89岁
当镜头转到山西太行山，李爱连老人可能是整部影片中我印象里话最多的了。她的丈夫是游击队员，而她在新婚之后被抓到了慰安所。从那里逃回家后，李爱连被人非议，可丈夫却说：“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李爱连喜欢养猫，喜欢笑，也喜欢孩子们围着她玩，但一想到去世多年的丈夫，她还是忍不住流泪。
林爱兰 （1925-2015.12） 90岁
抗战期间曾被强抓进日军慰安所的她，如今瘦小的身子陷进了一张粉色的塑料椅子。海南农村，暴雨和艳阳不断切换，这位慰安妇幸存者日复一日抬起“面条粗细”的胳膊，一点一点挪动椅子到门口，想多看看外面的样子。
林爱兰老人非常宝贝她的奖章，因为这是她当过红色娘子军、打死过日本人的最好证明。她是个坚强的女性，可一提到母亲的死，她会忍不住哭：“我想到这个就心痛，他们把我妈的手脚捆住，扔到河里，让水冲走了。”
《蒙田随笔.论悲伤》中说：当意外事件已经超越我们的承受力量，我们感到沉痛、麻木、心如槁木死灰，只能用“人变成石头”来表述了。
可这群老人们不需要煽动民族仇恨和卖苦，更不需要博得同情，他们宽容、乐观，虽然被生活亏待过，却从来没有亏待过生活。
贰
97岁的韦绍兰在《二十二》里说起自己还是姑娘的时候，上山放牛最爱唱山歌。那首歌是这样唱的：
“日头出来红点点，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一字一句都像是在诉说命运，但饱经风霜脸上却露出的是慈爱的笑容。这可能就是他们最好的独白。
70多年的时间里，从六位数到三位数，到现在只有个位数，老人们的接连离开，迟早有一天这个数字会变成0。
二十二是最悲伤的数字，更是最残酷的倒数。
电影开头是追悼会，结尾是葬礼。望着镜头里只有一片茫茫白雪满目疮痍的大地，丧帷在寒风中轻轻飘舞，唯有万籁俱寂中的这一丝“动”，证明这里埋葬着一个曾经的生命。那种深切的愧疚和无力感，是从未感受到的。
我们这一代很少有人能对历史感同身受。从一睁眼，迎接我们的就是安稳和平，远离战争炮火的生活。我们不知道，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死亡的威胁下，人会被逼成什么样子。我们更想象不到，在每一场战争或冲突中，那些倒下的人们，是谁的父亲，是谁的兄弟，是谁的孩子。
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明白那种让人崩溃的痛苦。而这群人里的每一个人，在谈到当初那段劫难的时候，都摆着手，缄口不言。
他们是恨日本的。可电影的最后，陈林桃老人仍然说：“希望中国和日本一直友好，不要再打仗。因为一旦打仗，会有很多人死去的。”
我想我们面对这从未痊愈过的伤疤，不终日怨恨，但至少一刻都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