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导言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运动在欧洲大陆愈演愈烈，这让德国总理默克尔焦虑不安，迫切想寻求美国的帮助。本文作者詹姆斯·基奇克（James Kirchick）于2017年3月在《Politico Magazine》发文对其新书《The End of Europe: Dictators, Demagogues and the Coming Dark Age》进行了介绍，并指出，俄国是扰乱欧洲秩序的幕后推手。普京政权的政治野心不低于苏联，但手段却比苏联时期更为隐蔽、分散，利用各种机会干预别国内政，并支持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运动。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亲俄政策使得俄罗斯的修正主义得以扩张，威胁着欧洲的和平与安全。詹姆斯·基奇克一再强调，俄罗斯在二战后的新一轮革命，是为了避免灾难发生；其呼吁，美国必须重新回到欧洲。西方想要和平，俄罗斯想要胜利，这些欲望是不相容的。美国和欧洲各国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抵制俄罗斯的野心，扼杀俄罗斯的修正主义和好战政权，欧洲才能恢复往日的自由与和平。
新保守主义评论家詹姆斯·基奇克：不摧毁俄罗斯，欧洲难以长期自由和平
俄罗斯想要毁灭大西洋联盟，特朗普会出手相救么？
当安格拉默克尔在周五会见特朗普时，她代表的不只是德国，还有欧洲。她代表着整个欧洲大陆的希望和忧虑，而横扫荷兰、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热情又给这种焦虑火上浇油。不夸张的说，特朗普和默克尔之间的这次会议可能为西方联盟的未来奠定基础。
因为一个幽灵正在困扰着欧洲——这是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幽灵。它们横贯在欧洲大陆，以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后共产主义的德国左派党和意大利五星运动为代表，不确定的意识形态与传统政治标签相左。虽然这些政党与他们所表达的思潮不会在所有方面都一致，但他们总是反对当权者，反对欧盟，敌视美国。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他们都得到了俄罗斯的全力支持。
这不是偶然。欧洲的政治稳定、社会团结、经济繁荣以及安全正在遭受二战以来空前的威胁，俄罗斯不失时机的从各个方面进行干扰。无论是长期存在的民族主义、欧元区缺乏统一的外交政策的设计缺陷，还是在同化移民方面的无能为力，这些本土因素都是这一危机的根源。但所有的这些因素都被俄罗斯利用，使其负面影响加剧。不仅从内部煽动欧洲解体，俄罗斯还大量扩军，从外部威胁欧洲，向北约成员国频繁施压，并通过削弱美国与跨太平洋之间的关系，强行推翻欧洲的安全结构。如果一个繁荣和民主的欧洲是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就像过去80年一样，那么俄罗斯政权就是被抗拒、抵制并最终废黜的政权之一。因为欧洲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不会消失，直到其来自东部（俄罗斯）的威胁被压制。换句话说，要使得整个欧洲通往自由和平之路，需要先摆平俄罗斯。
然而，就在西方需要统一的时刻，它却在分崩离析。英国脱欧宣告了欧盟的大限将至，一个抵御专制俄罗斯的分裂与征服战略的民主堡垒轰然倒塌。与此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人选择了这样一位总统，他放弃了自己国家作为自由世界秩序核心的传统角色，并希望与威胁要解体自由秩序的俄罗斯结盟。与任何战后的总统不同，特朗普19世纪的世界观和狭隘的美国国家利益的观念似乎认同俄罗斯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至少在接下来的四年中，美国是否可以将欧洲各国聚拢在一起并领导他们，抵制俄国的入侵和破坏，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就目前来看，结果恰恰相反，特朗普希望在重返中东的过程中和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这样的战略调整可能会以牺牲欧洲安全作为与俄罗斯合作的代价。
我的这本书《欧洲的终结》（The End of Europe）不是在说欧洲的分裂或是类似于传统战争这样的灾难性结局（虽然将来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发生）。这本书其实是想说一些更抽象甚至是虚无飘渺的东西——相比于战后“大融合”计划，它着重于缓慢、渐进的恢复战前欧洲各国家所处的自然状态以及这些无道德感、软弱、叫嚣着民族主义政府的兴起。这些政府不再崇尚欧洲及大西洋各国所根基的自由价值，急不可耐地想成为俄罗斯真正的交易伙伴。如果这样的未来图景成为现实，那这一定是冷漠的欧洲人、不愿参与的美国人和咄咄逼人的俄国人共同所致。
与冷战时期不同，俄罗斯寻求的不是通过红军的前进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来统治欧洲的军事和政治，而是重新建立欧洲大陆的安全秩序。俄国希望通过介入欧洲和美国政治来使欧美政府屈服于俄国，其首要目标是：用俄国外交部长最近所称的，强调强权就是公理的“后西方世界秩序”取代价值导向的、法治化的国际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之下，俄罗斯的邻国必须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行使有限的主权。
俄罗斯渴望的是对1989年发生的重大历史进程的逆转，当时中欧和东欧国家经过数十年的俄罗斯暴行，和平地恢复了自由。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目睹了俄罗斯帝国作为驻扎在东德的克格勃官员的垮台，对他来说苏联的崩溃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外界也能深深感受到他对1989年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厌恶情绪。普京很坚定的敌对美国，指责其摧毁苏维埃帝国，羞辱俄罗斯。由于欧洲联盟和北约——他们都欢迎曾经受到莫斯科统治的国家加入——是俄罗斯霸权重演的障碍，俄政府当局的长期战略是从内部侵蚀，并最终破坏这些联盟，因此首先要摧毁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这些合作一直在限制俄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扩张。俄罗斯政府的理想结局是西方的“芬兰化”——欧洲和美国放弃他们的原则，牺牲他们的盟友，而不需要俄罗斯废一兵一卒就可以让他们主动配合俄罗斯行使霸权。一个四分五裂、缺乏活力且对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模糊不清的西方，是不会抵制俄罗斯的修正主义计划的。这正是俄罗斯支持特朗普的原因，也是默克尔担心的原因。
作为一个柔道高手，普京利用西方对伊斯兰教、移民问题、经济惰性（被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担忧，趁机打开通往西方的大门，诱使西方国家以一种更加亲俄的方式制定政策。只要这样的策略是低风险、高回报的，那么不管其理由有多么激进或者不合常理，俄罗斯都会给这些人或者事件一定的资助，通过隐蔽（互联网工厂）和公开（给马琳庞勒的国民阵线900万欧元的贷款）的手段，唆使他们引起欧洲的混乱。这个现象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英国脱欧，俄罗斯媒体不断吹捧，从加泰罗尼亚到威尼斯，他们资助了各种欧洲分离主义运动。俄罗斯现如今的常客，普京的崇拜者奈吉尔·法拉奇(Nigel Farage)，也是英国脱欧领袖，最近在伦敦厄瓜多尔大使馆会见了维基解密的经理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也印证了俄罗斯的这一策略，英国记者尼克·科恩（Nick Cohen）称之为“不知羞耻的专制主义的联盟”，认为俄罗斯正在西方世界培养这一势力。再举一个更为极端一点的例子，来证明俄罗斯政府这个搅局者的角色，加利福尼亚独立运动的领导候选人，碰巧就住在叶卡捷琳堡（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中心城市）。分裂加利福尼亚对俄国人来说，似乎是一种愚蠢而又浪费的努力。但是，当最终的奖金是将“世界第七大经济体”（译者注：指加利福尼亚）从俄罗斯的“主要对手”（译者注：指美国）手中分裂出来，为什么不多压几卢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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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朗普总统开始， 许多西方领导人难以接受这种策略的必要性——排挤俄罗斯。他们沉浸在傲慢自大的幻想当中，认为是冷战之后在安全以及政治安排方面，对孱弱的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惩罚，阻止了他们和俄罗斯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不是俄罗斯的修正主义和侵略。像自由世界的名义领袖一样，相当数量的欧洲政治精英陷入了这样一种观念，坚持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竭力为俄罗斯开脱，认为其行为是可预测的，“围绕”权力的“利益”必须被“尊重”的观点也并非完全不合理。他们劝我们遵从国际自由秩序的规则，而这种秩序又受到想要彻底推翻它的修正主义的掌控。
前任政府的行为也说明了对俄罗斯的信任过于草率，他们当中很多人突然意识到俄罗斯对他们的安全和价值观构成了巨大威胁，并指责现任总统承诺的“与俄罗斯友好相处”，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与俄罗斯建交正是他们自己当初热切期望的。当奥巴马意识到普京政权会对西方的价值观和利益构成威胁时，为时已晚。奥巴马作为总统的第一个外交策略就是“重新设定”和俄罗斯外交关系，而6个月前俄罗斯刚刚入侵和占领了格鲁吉亚。六年后，俄罗斯在二战之后对欧洲大陆进行了第一次武装吞并，奥巴马坚持认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不是另一场冷战。毕竟，与苏联不同的是，俄罗斯没有与之联盟的国家，也没有全球意识形态。美国和北约，”他宣称，“不会和俄罗斯发生冲突。”
西方可能不会与俄罗斯发生任何冲突，但根据托洛茨基主义主张的国际革命战略，俄罗斯仍会寻求与西方的冲突。因为普京政权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修正主义、领土扩张主义不能共存于一个民主的欧洲，即便欧洲愿意支持俄罗斯的这些原则。莫斯科认为自由民主是一种威胁，因此必须要打败它，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是发生在乌克兰的武装冲突也好，还是企图在黑山共和国发动政变，亦或是通过贿赂、散播虚假消息、支持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运动使西方国家进一步堕落这样的非暴力手段，只要能吞并我们。就像参议员本·萨瑟（Ben Sasse）形容的那样，围绕特朗普总统对俄罗斯关系的宣言这一事件的辩论已近乎疯狂，如果俄罗斯的意图是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引起“公共信任危机”，那么它已经赢了。
奥巴马认为俄罗斯没有盟友可以领导，也没有全球意识形态可以传播，简直是大错特错。俄罗斯现在主张的是反自由主义的多样化意识形态，而不再是马列主义，俄罗斯愿意与任何政治派别合作，只要他们服从俄方的修正主义目标。而一旦俄罗斯联合当地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人，除了可以获得左翼联盟的支持之外，右翼政党里也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得以指望。俄罗斯已经恢复了自己的位置，恰如作家保罗·贝尔曼（Paul Berman）所说：“世界历史反动的中心”。只有在俄罗斯大肆干涉美国大选之后，奥巴马和他在民主党的盟友才意识到普京的反启蒙对意识形态构成的挑战，通过掩护组织、政党、媒体机构里派驻间谍，重新激活克格勃网络（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并雇用普通人作为情报员，以给敌国造成腐败、动荡的政治局面。
对俄罗斯友好的保守派的化身是匈牙利总理维尔托·奥班（Viktor Orban），他在过去四十五年间，在欧洲政坛中有着不凡的经历，从开始的自由主义者、到反共产主义的煽动者，最后成为普京在欧盟最亲密的盟友。尽管匈牙利曾被苏联无情的入侵并占领，奥班仍然公然反对欧盟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与俄罗斯签订核能源协议。奥班还在更深刻的层面上与克里姆林宫保持一致，倡导“非自由民主”，附合俄罗斯唱衰西方的论调，认为“民族同质主义”要优于世界主义，对基督教文明的威胁来自伊斯兰教。西方领导人如奥班、勒庞以及特朗普对俄罗斯铁腕的拥抱，正是俄罗斯长期坚持不懈，对全球权利长期培育的结果。
俄罗斯在唱衰西方这一方面最有力的论调便是声称犹太—基督教文明围困在日益兴起的伊斯兰教的威胁之下。俄罗斯将信息战和动力战融合在一起的强大载体是迁移，其后果可能威胁到欧洲的未来，比任何其他危机都更为严重。俄罗斯政治分析家Leonid Futini认为，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以及支持军阀统治东利比亚，给非洲大陆制造了“不稳定的伊斯兰教势力”。俄罗斯通过支持阿萨德政权并与之相勾结，将大量移民输送到欧洲，然后援助仇外的民粹主义运动，使他们在欧洲的存在被视为威胁。早在俄罗斯的“假新闻”手段被口诛笔伐之前，俄罗斯就已经制造了臭名昭着的“丽莎”案，此案主要关于俄罗斯国家媒体诬告德国政府，声称一伙移民而来的穆斯林男子在柏林强奸了一名俄罗斯少女，而德国当局却予以掩盖、纵容犯罪。在欧洲引发的对人口和社会变化的担忧，使得俄罗斯对西方政治的微妙渗透，自苏联解体后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其关于文明即将消亡的论调日益（而且经常是潜移默化的）被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所接受，他们大部分都曾抵抗过俄罗斯的干涉，其中，中欧和东欧的保守派甚至还有着坚定的反苏联血统。
以2013年发表有关“格拉西莫夫主义”的文章而闻名的俄罗斯军事杂志文章，就是对俄罗斯消灭西方联盟的整体策略最好的概括。这一理论要求以非军事对抗军事措施的比例为4：1，通过采取传统上与“非线性”或“混合型”战争有关的战术手段，利用对手的弱点，俄罗斯才有可能凭借其弱势力量（俄罗斯的军事预算是欧盟的十分之一）与实力雄厚的欧盟对抗。在文章发表时，西方国家忽略了格拉西莫夫主义是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战略的重要蓝图，当混乱、疲软的西方国家呆若木鸡的时候，没有军队徽章的俄罗斯特种部队对克里米亚进行了和平接管。
混战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虚假情报的利用。俄罗斯人员利用心理战术，制造的关于从伊拉克战争产生的憎恨在欧洲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的论调，极好的切合了西方多元化受众的不满情绪，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门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不断滋生欧洲的反美情绪，侵蚀着他们对俄罗斯煽动性言论的甄别能力。俄罗斯关于西方政治和金融腐败的“积极措施”（苏联式的谎言，旨在影响对手的决策），西方领导人对于阴暗和不负责任的公司的屈服和美国对全球统治的不懈追求——通过操纵算法，利用社交媒体机器人网络传播虚假消息，就会给大众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些信息至少在不真实有效的情况下，被广泛的相信了——这些都使得俄罗斯发现了不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共振，从而团结从左翼反全球化人士到右翼文化传统人士中的每一个人。
“俄罗斯对意识形态的超越是使得其真理之战具有威胁力的原因之一”
俄罗斯对意识形态的超越是使得其真理之战具有威胁力的原因之一。曾经俄罗斯有自己的党报《真理报》（Pravda）并且拥护国际无产阶级的美德。今天，它使用“假消息”作为长期战略的一部分，将西方公众转化为阴谋加成的僵尸。以华盛顿特区比萨店为例，一个心理失常的年轻人，袭击了这家店，因为他认为这里是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有关的儿童性奴走私产业链的庇护所。这一结论是这位歹徒在制造了一系列阴谋网站后得出了，网站以俄罗斯黑客从民主党服务器窃取的电子邮件为基础，编纂了这样的故事。虽然这是一场孤狼事件，但理解其背后的深意并不难，俄罗斯或者其在网上的代理通过散播煽动性内容的途径，使一个易受政治影响的西方年轻人“自我激进化”（盲目地支持特朗普和其他极右翼运动），就像阿拉的崇拜者甘愿为其伊斯兰国家而牺牲。
真理报
俄罗斯以适应其地缘政治目标的方式改变西方政治轨迹的能力不太可信。去年在荷兰，一伙杂七杂八的俄罗斯侨民与极右民族主义和左派联合起来使得关于欧盟与乌克兰之间贸易协议的全民公决落空。虽然荷兰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政府支持反对派的确凿证据，但它坚决认为在“影响他国对俄政策和看法的全球运动”方面，荷兰是俄罗斯的目标，俄政府当局已经在动用“花费多年才建立起来的情报网络”了。谈及俄罗斯涉嫌介入本周的议会选举，荷兰外交政策分析家对“纽约时报”表示，“水滴穿石，一点点小的活动也有可能从内部瓦解欧盟。”
俄罗斯从内部对西方发动和平演变的同时，也在迅速加强其军事力量，并活跃在欧洲周边。在普京17年的统治期间，俄罗斯的国防开支增加了20倍。
仅2015年武器采购就增长了60％。过去几年，俄政局的说辞也在向令人不安的对峙转变。普京最近为纳粹德国与苏联之间臭名昭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辩解——目瞪口呆的默克尔声称，这个臭名昭著的条约将东欧划分在两个集权势力的统治之下，以此来“确保苏联的安全” —— 这也说明了俄罗斯精英的道德失败与过去的苏联如出一辙。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另外一些官员，热衷于谈论令人厌恶的话题——核武器的使用，俄罗斯的军事演练，也经常以对北约各国使用核武器的模拟侵袭而结束。西方各国既没有认识到俄罗斯的威胁，也没有充分的准备保护自己免遭潜在的侵略。只有四个欧洲北约成员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用于国防; 所以设备简陋是德国国防军的士兵甚至不得不用扫帚柄代替枪进行训练。
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影响远远超过了乌克兰本国范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东乌克兰是对西方国家的一个警告，这是一条用鲜血写成的消息，老式的经营方式已经结束了。“保护”俄国人民从来就不是普京的问题; 俄罗斯的干预是否决乌克兰的西方路径。俄罗斯实施混战的老谋深算，预示着冲突的来临，使得像奥巴马和他倒霉的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这样高傲自满的人（约翰·克里曾经嘲笑俄罗斯是被困在了“19世纪”），对俄罗斯的期望落空。相反，据说落后的俄罗斯的战斗能力已经超前发展了，而被认为是先进的西方国家只能望尘莫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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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强调俄罗斯的革命，是为了什么？ 为了避免灾难发生，美国必须重新回到欧洲。作为一个集体政治实体，欧洲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与我们共同分享价值观和利益。此时放弃欧洲将会造成欧洲大陆政治和安全的真空，而这一真空将不可避免的由俄罗斯填补。
针对英国退欧，美国选举以及整个欧洲的民粹主义者的兴起，西方许多人开始质疑战后自由世界秩序所依赖的假设。虽然内省是必要的，但我们无需质疑自由秩序的基本原则。保护主义在道义上和经济上都是错误的。北约仍然是我们安全的基石，无论某些人称之为“过时”多少次。战后的国际体系使美国受益匪浅，这不是扯皮。拉夫罗夫（Lavrov）呼吁建立“西方世界秩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俄罗斯领导人经常提出旨在淡化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建议，将非民主的俄罗斯纳入其结构。
渐渐地，这些断定已有的秩序已经失去效用，呼吁重新评估自由世界秩序的声音终于在海洋的另一边找到了一个观众。一个历史文盲做出的危险预言让人为之一颤，总统高级顾问说，他想让世界“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激动人心”，“国内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创造强大的邻国。”同时，在支持特朗普的知识分子的运动中的领军人物，现在是政府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问北约， “一旦一个联盟成立的理由已经消失了，那么它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北约成立的理由是“排挤俄罗斯，拉拢美国，制约德国。”除了最后关于德国的这一部分（其邻国希望它在大陆防御和安全方面发挥更坚定的作用），大西洋联盟的成立理由是持久的。存在的基础尚好，原有的安排照旧。它们需要的是加强，而不是被重新设计。
西方想要和平，俄罗斯想要胜利。这些欲望是不相容的。那些珍视自由民主的人，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俄方曾经试图破坏和颠覆自由世界。今天的俄罗斯可能不如冷战时期的苏联强大，但它所构成的威胁更为分散。它依旧是我们的敌人，我们需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方式，站在对抗的立场去打败它。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俄罗斯的钱和虚假信息的负面影响可能比铁幕分裂欧洲时更容易腐化我们，意识形态领域也比两极僵化的冷战时期更混乱，与俄罗斯之间的挑战不同于冷战时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团结西方国家一起对抗这个擅长不对称作战、越来越模糊的对手。我们必须再次坚强起来，进行这一代人的思想斗争，以捍卫自由价值观和开放的社会，避免自我伤害。例如，冷战期间，西方政治联盟的内部从来没有像英国脱欧这样令人痛心的分裂，也没有一个公然亲俄的领导人曾担任美国总统。
如果普京政权不能和民主的西方共存，那么民主的西方也不能与普京政权共存。一个真正民主的俄罗斯不会感觉受到欧洲的威胁，也就缺乏推翻和破坏它的冲动。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俄罗斯如何，目前正在欧盟酝酿的非自由主义运动都将存在；熟悉大陆血腥历史的人都知道，欧洲人不需要外界的唆使，就可以打败沙文主义、民粹主义和其他非自由主义的力量。但只有俄罗斯的修正主义和好战政权的消失，整个欧洲才可能通往自由和平的道路。
（翻译/胡海娜）
翻译文章：James Kirchick, The Road to a Free Europe Goes Through Moscow,Politico Magazine, March 17, 2017.
网络链接：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7/03/russias-plot-against-the-west-214925
责任编辑：韩笑
技术编辑：王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