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唐·王翰《凉州词》
葡萄和葡萄酒作为一种舶来品，传于汉朝，流行于唐朝。除了王翰的《凉州词》中提到，刘禹锡也曾诗云：“我本是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尽日饮不足”。这说明当时山西早已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李白诗曰：“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说明葡萄酒已普及到民间。
今天，让我们跟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一起，回顾葡萄酒在唐代的历史，跟着文人骚客一起品尝这杯千年佳酿。
就像大陆上的其他民族一样，自从中国人通过耕作获取谷物以来，他们就已经精通从谷物中提取发酵性的饮料的方式了——发酵饮料是与谷物一起出现的。中国人的发酵饮料(或者可以称之为我们通常所说的酒)是用粟、稻和大麦发酵而成的，这是他们日常饮用的清淡饮料。此外，他们还饮用果酒和用马乳发酵的乳酒；像类似姜酒和蜜酒这样的美味佳酿，也是中国人饮用的饮料；而另外几种带有香味的葡萄酒，则是用来供奉神灵的。到了唐朝时，这些古时候的饮料有些还在继续酿制，而有些则久已失传了。但是就大致情况而言，这时稻米已经成了酒精饮料的主要来源。
在唐代，至少已经听说了许多种外国酒：据记载林邑能够用槟榔汁制酒，诃陵国从椰树花中提取一种汁液，制作一种棕榈叶酒；而党项羌则“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唐朝人饮用这些外国佳酿的证据，唯一的例外是西域的葡萄酒。
汉朝初年张骞凿空西域，将西域的葡萄种子引进了内地，在都城中种植了葡萄，并且以食用为目的，开始小规模地种植这种水果。根据唐朝的一则传说，葡萄有黄、白、黑三个品种。据记载，五世纪时，在敦煌附近的地区非常适宜这些葡萄品种的生长。但是葡萄在当时并不是一种重要的农作物，而与此相应的，用葡萄酿制的葡萄酒也仍然是一种稀有的外来饮料。
所以直到唐朝统治初年，由于唐朝势力迅速扩张到了伊朗人和突厥人的地方，而葡萄以及葡萄酒也就在唐朝境内变得家喻户晓了。甚至到了唐代，葡萄在人们的心目中还仍然保持着与西方的密切关系：在几百年中，一串串的葡萄一直被当作外来装饰的基本图样而在彩色锦缎上使用；而在唐镜背面的“古希腊艺术风格的”的葡萄纹样式，则更是为世人所熟知。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罗马人、大食人以及西域的回鹘人等，全都以精于栽种葡萄和善于饮酒而知名。但是当唐朝征服了西域之后，葡萄以及葡萄汁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某些“外国”的风味，这与“半外来的”巴旦杏和槟榔的情形是很相似的。
长安的唐朝廷要求高昌以年贡的形式进贡不同品种的葡萄产品，“干”“皱”“煎”是高昌进贡的葡萄干的三个不同的种类；此外高昌还向朝廷进贡葡萄“浆”，当然也少不了葡萄“酒”。最重要的是一种新的，主要用来酿酒的葡萄在这时传进了唐朝，葡萄酒的制作工艺也随之传入内地，从而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工业。这种新传入的葡萄就是著名的“马乳”葡萄。
据我们所知，最早记载了确切时间的，传入唐朝的马乳葡萄，是突厥叶护可汗的礼品。贞观廿一年(647)春天，叶护可汗向唐朝皇帝进贡了这种浑长的紫色葡萄。正如著名的圆葡萄被称作“龙珠”一样，“马乳”这个名称表明了这种葡萄细长的形状。名妓赵鸾鸾曾经写过五首诗，生动地描写了妇女身体上格外具有魅力的几个部位，其中有一首诗歌中出现了与“马乳”相同的意象派的比喻。这五首诗分别是“云鬟”“柳眉”“檀口”“纤指”和“酥乳”。在“酥乳”诗中，就是用“紫葡萄”这个隐喻来表示女性的乳头的。但是出于一般的体面，要求我们将这种独具匠心、隐晦而风雅地用于形象化比喻的“紫葡萄”，理解为某种其他类型的葡萄，它比“马乳”更小，即大小比例更合适的一种葡萄。
我们虽然不知道西方马乳葡萄藤插条传入唐朝的具体时间，但那必定是在贞观十四年(640)唐朝征服高昌之后。马乳葡萄被成功地移植到了长安的皇家园林之中，到了七世纪末期，在长安禁苑的两座“葡萄园”中，大概还可以辨认出这些葡萄的后代。到了适当的时候，它们就传播到了深宫禁苑以外的地方。在韩愈写的一首诗中，我们就发现了唐朝民间栽种马乳葡萄的记载。韩愈在这首诗中谴责了一座衰落破败的葡萄园的主人：
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
若欲满盘堆葡萄，莫辞添竹引龙须。
我们不知道这座葡萄园究竟在哪里，但是有事实表明，干旱的陇右道在当时必定已经广泛地栽种了葡萄树，在下文中我们还将提到陇右道出产的西凉酒。唐朝时中国的另一个葡萄产地是山西西北部的太原地区，所谓的“燕姬葡萄酒”，就是指太原出产的葡萄酒。唐朝本土出产的各种葡萄品种，在这些备受人们称赞的葡萄园里得到了发展，除了用于酿酒的葡萄之外，我们知道在十世纪时，在河东(山西)出产一种硕大的食用葡萄，这种葡萄是如此鲜美，以至于运送到京城之后，它就成了无价之宝。
七世纪时，葡萄在唐朝已经很知名了，足以使得专门的饮食学家向公众说出他们对葡萄的看法，孟诜声称，葡萄汁虽然可以治疗“孕妇子上冲心”，而且效果明显，“饮之即下”，可是却不能多吃，因为“多食令人卒烦闷眼暗”。
但是葡萄毕竟还不是非常普通的水果，甚至在八世纪时，葡萄虽然已经移植到了唐朝的土地上，然而杜甫还是在一组新奇陌生、非汉地物品的比喻中使用了葡萄这个词。他在诗中以“葡萄熟”对“苜蓿多”——这两种植物都是在公元前二世纪时由张骞引进的，而且都是相当古老的比兴对象，在这首诗中，杜甫还以“羌女”与“胡儿”相对。杜甫在这里描述的可能是一座类似于凉州的边镇。我们知道，凉州——就如同旧金山的唐人街一样，这是一座唐朝的胡城——的葡萄酒在当时的确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迷人的联想的、精纯稀有的饮料。但是甚至在驼路更西的敦煌，葡萄酒也是重要庆典上的一种珍贵的附加饮料，这就正如香槟在我们的宴会上的作用一样。在非正式的杨贵妃的传记中，就曾经提到过“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葡萄酒”的事。九世纪初年，唐穆宗皇帝曾喝过一杯这种美妙的酒，据他评价说：“饮此顿觉四体融合，真‘太平君子’也。”“太平君子”的称号不禁使人联想起人们对老子的尊称，这种称号似乎是模仿了希腊人将酒看作是神的观点。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葡萄一直是人们羡慕和赞美的对象。有些品种的葡萄酒在三至四世纪时就已经传入了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博物志》中记载了许多古时候的奇迹和异物，据载：
西域有葡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欲饮之，醉弥日乃解。
在唐朝时，在长安的酒店中还可以买到用波斯诃黎勒酿成的一种奇异的酒和黑如纯漆的“龙膏酒”。龙膏酒是九世纪初期由乌弋山离贡献的。但是乌弋山离贡献龙膏酒的记载，很可能是小说家苏鹗想象丰富的头脑中凭空编造出来的。而八世纪时用波斯法制作的葡萄酒则无疑来自石国，当时制作葡萄酒的技术已经在唐朝立足生根了。
贞观十四年十二月（641年初)，当高昌王以及高昌国的最优秀的乐师等战利品被运送到太宗面前时，唐太宗宣布在长安“赐酺三日”——这是一种大众的酒节。这种庆祝活动与平定高昌的事件是很适宜的，因为葡萄酒正是出自唐朝的新属地高昌(唐朝将“高昌”改名为“西州”)。唐朝“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即八个品种)，芳辛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对于这种新型工业而言，马乳葡萄似乎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制作葡萄酒也就成了太原葡萄园的一项附属工作——太原每年都要被迫向朝廷进贡大量的美味葡萄酒。在刘禹锡写的一首《葡萄歌》诗中，充分表现了太原“马乳”葡萄制作的葡萄酒在当时的崇高声望。诗中的“晋人”，就是指山西太原地区的人：
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蒿。
移来碧墀下，张王日日高。
分歧浩繁缛，修蔓蟠诘曲。
扬翘向庭柯，意思如有属。
为之立长檠，布濩当轩绿。
米液溉其根，理疏看渗漉。
繁葩组绶结，悬实珠玑蹙。
马乳带轻霜，龙鳞曜初旭。
有客汾阴至，临堂瞪双目。
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
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
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
酿制葡萄酒的新技术甚至被转而用于中国出产的一种野生的小葡萄，这是一种果实为紫黑色的葡萄，现在这种葡萄仍然生长在山东。这种葡萄的名称叫作“薁”。据唐朝本草记载，用薁果实酿制的酒的滋味，正与甘肃、山西的外来的葡萄酿造的酒类似。段成式在一则佚闻中曾经提到过的“蒲萄谷”的葡萄可能就是薁(但是段成式使用了“蒲萄”这个外来词)。这条山谷显然是在山东境内；据段成式说：“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若有取归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他在这里将这种葡萄与仙山里生长的长生不老的仙果联系了起来。他还说：“天宝中(八世纪时)，沙门昙霄因游诸岳，至此谷，得蒲萄贸之。又见枯蔓堪为杖，大如指，五尺余。持还本寺植之，遂活。长高数仞，荫地幅员数丈，仰观若帷盖焉。其房实磊落，紫莹如坠，时人号为‘草龙珠帐’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