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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又有闲:醉心于业余事业的明朝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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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人钱泳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断,将明代士大夫的习气概括为两点,其中一点为“以书画名家”。所谓的“以书画名家”,显已一语道破了明代士大夫业余精神之勃盛。那么,什么是士人的“本业”?从宋末元初人赵孟頫给人的书信中大抵可以知道,“读书属文”是士人的“本业”,至于像“弹琴绘画吹箫”之类,则显属“杂好”。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时士大夫的“杂好”却极其广泛,且不乏成为书画名家。这种业余精神的兴盛,我称之为“不务本业”,且已经蔚为风气。由于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多职业人士不再坚守自己的本业,而是更喜欢从事与本业无关的事务。这种角色错位的生活,却被明朝人视为一种“有致”。正如明末著名山人陈继儒所云,像“名妓翻经,老僧酿酒,将军翔文章之府,书生践戎马之场”之类,虽然缺乏“本色”,却最是“有致”。说白了,所谓的有致,就是不再追求本色,而是一种矫情,甚至是故作标致。这就造成了明代社会群体角色转换的频繁,且使业余精神达臻勃盛。

  何以明代士大夫业余精神如此旺盛?究其原因,一则源于他们的有钱与有闲。从整体上说,士大夫自然属于有闲阶层。他们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过着一种优哉游哉的生活。基于生活的富足、安逸,随之“偷闲”观念在士大夫中逐渐风行起来。二则受到了名士风流之风的影响。在明代士大夫的眼中,“风流”与“胜韵”通常并称,指的是那些风流雅致的日常生活,譬如“善书画”“喜歌曲”之类,进而使业余精神成为名士风流的精髓。至于这种名士风流,显然与六朝士大夫与宋代苏轼一类的士大夫颇有渊源关系。

  士大夫擅长书画,甚至不乏成为书画名家,用明朝人沈德符的说法,可以称之为“缙绅余技”,就是士大夫在职业之外的业余技能。就士大夫书法而论,如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吴宽、李应桢、陆师道、王宠、张弼、娄孟坚、陈鲁南、王稚登、周天球之流,无不以善书著称一时,且成为当时人们案头的珍玩。有些士大夫更是书画兼擅,如苏州善于书画的名流文彭、王宠,都是精通画学,显然受到了唐寅、文徵明等人的传习熏染。就士大夫绘画来说,如刘基精于山水,画风酷似五代宋初画家李成;岳正精于葡萄,画风几与宋末元初画家温日观相近。此外,王直也工于绘事,只是不为后人所知而已。至万历年间,有不少士大夫均工于山水画,如江南无锡人邹迪光,湖广京山人郝敬,北京人米万钟,江南嘉兴人李日华,都是寄尚清远,登高能赋,所作山水画被董其昌评为“不落画工蹊径”。

  明代士大夫精通绘事,且逐渐掌握画坛的话语权,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人画画风,进而导致文人画与画工画的对峙。明代的很多文人画家,诸如沈周、文徵明、唐寅、陈道复、金本清等人,他们所作之画,诗与书法无一不佳,形成了独特的文人画风格,避免了画工色相。从题材上说,明代文人画大多以山水为主,因为只有山水才义理深远而意趣无穷。至于像人物、禽虫、花鸟一类题材,则多出自画工之手,虽极其精妙,但一览易尽。明代的文人画,最讲究士气,譬如画石,就主张不可多皴,多皴就近了画工气,所以提倡劲笔略钩。文人的书画,一般均以平实简淡为极诣。以董其昌的书画为例,其笔讲究性灵,下笔轻率,任意驰骋,随处飘洒。尽管文人画家讲究性灵,却并不一概排斥读书,以为只有多读书,才能胸次澄虚,耳目超旷,骨节俱灵。当然,他们也并不仅仅倡导多读书,而且还重视人的悟性,与一般的画工俗子不同。

  在明代,士大夫在业余还雅好收藏,并形成一时风气。在士大夫的收藏品中,除了古董之外,最为流行的收藏就是书画。更有甚者,当时江南的士大夫还专门置有书画船,通过流动的展览,互相比较书画收藏。如董其昌外转之后,沈德符正好告归至苏州。董其昌将他的书画船移至虎丘,与韩古洲各自拿出所携的书画,互角胜负。当时正值盛夏,参与者除了沈德符、董其昌、韩古洲外,尚有董其昌所昵的一位吴姬。四人批阅竟日,成为一时佳话。流风所及,在士大夫家中的厅堂中,开始盛行挂书画作品,挂幅中最流行的是写两句诗,成为一时风雅时尚。在士大夫好书画、古董之风的影响下,普通民众群体中也开始出现了“爱清”“伪雅”两股时风。所谓“爱清”,就是民间百姓家庭,大多喜欢收藏书画及各种玩器,家中置办盆景、花木之类。所谓“伪雅”,就是家家均喜养花种草,先是兰花、菊花,几乎“家置一谱”,次则“君竹而友松”,进而喜欢桃花。

  美国学者列文森将明代视为文人业余精神最昌盛的时代,而明代文化也是“最典型的文人业余文化”。至于业余精神,其实就是士大夫基于一定经济基础或稳定生活之上的消闲精神。这种文人业余精神的勃盛,显然得力于社会群体角色的转换,而其倡导者当属董其昌,其画以北苑为宗,而兼得大、小米之长。尤其是他的书法,更是无古无今,不名一格,且能卓然成家。历来画家就有南北宗之分,工南派者每轻北宗,工北派者亦笑南宗。自董其昌出,大力提倡南宗,文人画逐渐成为时尚,而画工画的名声则一落千丈。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时代风尚,其结果则造成时人纷纷追求业余爱好,无不以此作为一种时髦,形成一种不务本业的特殊现象。在这一角色转换过程中,文人士大夫始终占据中心的位置。在明代的传播媒介体系乃至大众评价体系中,文人士大夫在专精文艺之余,可以将闲暇时间专注于其他技艺,且受到社会舆论的正面评判。

  (作者:陈宝良,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作者:陈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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