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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大家伙!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型公共艺术品是怎么做出来的?

subtitle 好奇心日报08-12 14:35 跟贴 3 条

  这家叫 UAP 的澳洲公司在这个行业积累了24年,它亲历了公共艺术市场的诸多变化。

  2010年上海世博会八大主入口的广场上,出现了几组造型奇特的装置。大红色的“毛线球”、体型圆润的抽象动物造型、伸展出两根支柱的中国结、长着黑脑袋的木制人偶以及绽放成灯笼状的烟花塑像。尺寸巨大,是它们最鲜明的共同点。

  也许是深觉有趣,孩子与成人,开始与这些装置互动起来——

  一个中国女孩将双手搭在了一个“毛线球”上,弯起一条腿,想要攀爬到它的顶部。大红色、玫红色、亮黄色和天空蓝的动物塑像,积攒了极高的人气,一名中年人一屁股靠在兔子脑袋上,半坐着歇脚,孩子们则被家长举起,坐到了小熊的手臂上,或者自己爬上装置,挤到了兔耳朵中间。对于被举到半空的中国结,人们很自然地依靠在装饰着尼龙绳的各色支柱上,摆出不同的姿势与之合影。

  人们从肢体及表情中传递出的兴奋,被记录在了镜头中。不过那时,他们或许并不知晓,这些体积庞大的装置,其实代表了艺术品中的一个分支。

  2010 年上海世博会项目(摄影/Roger D'Souza)

  这些大尺寸雕塑的制造者是一家名为 UAP 的公司。它的全称是 Urban Art Projects,主要业务是发展城市空间中的公共艺术装置。UAP 的本部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创始人是当地的双胞胎兄弟 Daniel Tobin 和 Matthew Tobin。

  2009 年,UAP 从100 多个国际竞标团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为上海世博会创作公共艺术装置的机会。而这个项目,成为了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个作品。

  Daniel Tobin 将这些装置称为“Big Art”。在当代艺术圈,它有另一个名字——Mega Art。常与之相伴的一个形容词则是 oversize(超大型的,尺寸过大的)。这类艺术品的特殊性,在于超乎寻常的大尺寸。

  对于艺术品而言,尺寸,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它决定了艺术品的摆放场所,也关系到它的制作过程。大多数常规尺寸的艺术品,比如人们所熟悉的油画和雕塑,往往只需艺术家一人之力即可完工;对于展出的场所,通常也没有特殊的要求。

  Big Art 却复杂得多。艺术家并不是它唯一的缔造者。想要实现一件超大尺寸的作品,除了天马行空的创意之外,还需要一支技术过关且了解设计的团队。

  UAP 扮演的就是实现创意的这股幕后力量。

  它的成员结构很复杂,除了设计师、工程师、建筑师、策展人等角色之外,还有一支在工厂中忙活的技术团队,其中的成员不是坐在电脑前勾画图纸,而是戴着防护面具、身着厚实的防护服,或翻倒着滚烫的液态金属,或抡起铁锤击打着零件,或架起阶梯,上下攀爬着安装艺术品。

  UAP 的工厂

  艺术家或建筑师,有时是 UAP 直接的客户。美国著名建筑师 Frank Gehry 是其中之一。UAP 曾帮助他的建筑事务所,制成了悉尼科技大学教学楼内一部结构复杂的楼梯。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开发商或政府,才是 UAP 的业主。他们需要大型艺术装置去装点商场、办公楼、广场、公园开阔的公共空间。也只有财大气粗的他们,才能支付得起从设计、制作、运输、组装到后期保养等一连串的时间及人力成本。

  UAP 内部的设计团队,会自主设计其中 15% 到 20% 的项目 。而剩余的部分,则均以与艺术家或建筑师合作的方式完成,合作的人选基本由 UAP 自主决定。

  Staircase UTS Sydney(摄影/Roger D'Souza)

  这不是一桩容易的生意。

  首先,与常规的艺术品一样,UAP 需要找到一个愿意接纳 Mega Art 的市场。其次,它必须具备实现装置的能力,同时还需要拥有足够多的创意界人脉,为不同的项目提供源源不断的奇思妙想。

  Mega Art 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发生在最近十几年。根据 Daniel 的回忆,1993 年 UAP 在布里斯班成立时,公共艺术装置的市场还很小。他们接手的大多数业务,尺寸都很小,与他们最初的构想相去甚远。

  6 年后,事情才开始出现转机。昆士兰政府推出了一个名为 Art Built-in 的项目,提出将在州政府用于建造公共建筑的预算中抽取 2%,用以扶持公共艺术的发展,推动艺术融入城市的公共空间。在首府布里斯班,州政府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 Public Art Agency,来推动政策的执行。

  “这个政策真的帮助我们把生意做了起来。很多商业机构看到政府在做公共艺术,觉得效果不错,开始纷纷效仿,在自己的建筑项目或公园中,加入了公共艺术作品……到政府政策结束时,我计算了一下项目的比例,发现为政府完成的项目大概占到了 8% 到 9%,其余的则都是受商业机构委托的。”Daniel 告诉《好奇心日报》。

  政策带动起商业力量后,澳大利亚当地的景观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也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在公共空间之中,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公共空间和建筑的设计。“无论是公园还是建筑内部的公共空间,他们都会去思考怎样更好地设计这些区域。”Daniel 在采访中说。

  2000 年之后,大尺寸艺术装置开始得到更密集的关注。如果你曾逛过 Art Basel(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全球最富盛名的国际艺术博览会之一),或许会对 Unlimited(意象无限)展区有印象。这块展示先锋艺术品的区域,在近几年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尺寸惊人的艺术装置。而这无疑是整个艺术市场的一个风向标。

日本女艺术家盐田千春 2016 Art Basel 的作品 Accumulation: Searching for Destination(来源:YouTube) 南非女艺术家 Sue Williamson 2017 年 Art Basel 的作品 Messages from the Atlantic Passage(来源:artsy)

  Financial Times 在 2016 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了这样一个趋势——越来越多极为富有的私人藏家开始关注这些特大尺寸的艺术品,并斥巨资开始购买。这些艺术品被买下后,除了被放入阔气的私宅,有很大一部分则被送入了私人美术馆。

  而在公共空间中,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件 Mega Art 艺术品,应该是大黄鸭。它的创造者、荷兰艺术家 Florentijn Hofman,曾与 UAP 合作,于今年 4 月在深圳盐田区,推出了一只大章鱼。

大黄鸭(来源:florentijnhofman)

  这只与海怪 Kraken 同名的大章鱼,头上戴着个毡帽,在地面上伸展开 8 只粗大的触须,模样十分呆萌。它比大黄鸭要平易近人,大人和小孩都可以打开触须上的小门,沿着通道一路爬到章鱼的脑袋中,在一个相对开阔的空间中玩耍。其中的两根触须,内置了滑梯,人们可以顺着滑梯从章鱼体内滑出。

  这只大章鱼属于壹海城地产项目的一部分,是万科委托 UAP 与 Hofman 设计的。在中国,商业地产是吸纳 Mega Art 的主力。

  “十年之前,我已经开始在美术馆工作了,当时大家不太会提公共艺术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还是在欧洲、美国比较流行一点……像开发商的(公共艺术)项目基本上是没有的,大家不觉得是必要的。但是这几年比较大的变化是,特别是商业地产,想要把自己的地产做得比较文化,使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艺术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UAP 上海办公室创意策划总监张颖韵告诉《好奇心日报》。

  在商业力量的驱动下,中国的公共艺术市场形成了与澳大利亚及美国不同的面貌。“艺术的类别非常不一样。在中国,我们做了很多商场类型的项目,但是商场其实是非常亚洲的一个概念,在美国其实就没有那么多商场,即使是商业项目更多也是精品店。纽约的项目大多在公共空间,比如时代广场、唐人街、还有博物馆。澳大利亚我们在医院也有项目。但是在上海,这些还没有。”张颖韵回答道。

  因而 UAP 在中国的作品,大多出现在商业空间之中。

  在宁波国际金融中心,擅长使用藤条和柱子的柬埔寨艺术家 Sopheap Pich,与 UAP 合作完成了 12 米高的艺术品“蛹”。手工锻造的铜条构成了一个复杂的镂空结构,从天花板一路垂挂下来,填充了原先略显空洞的狭长天井。为了呼应中国悠久的历史,铜条还经过化学着色,拥有了青铜的质感。

  在上海的商业地产瑞虹天地月亮湾,法国设计师 Arnaud Lapierre,在 UAP 的协助下完成了他在中国的第一件永久作品——“镜像”。高 3.5 米,宽 5.5 米,这座由反射立方体组成的圆柱体雕塑,因特殊的结构及所使用的高度抛光不锈钢,在其表面形成了抽象的城市图景,人们可以走进装置内部,与无数的镜面近距离地互动。

  “镜像”

  制作这些艺术品,好玩、有趣、美观,只是最表层的要求,设计时最重要的一点是考虑其与所处环境的融洽程度。

  UAP 所要避免的是“plunk art”,即将艺术品“砰”一下突兀地空降到一个地点,却与周围的环境毫无关联。“从本质上讲,就是把画廊的展览直接搬到了商场里。我们尽量避免做出这样的东西。适宜的作品,人们就会愿意站到它身边。” UAP 上海设计总监 Dane Currey 在接受采访时说。

  “合适这一点很重要,艺术家是很主观的,即使是在同一个办公室,有人喜欢这件艺术品,有人却会很讨厌。但是公共艺术,就要根据不同的场所做适宜的设计,当我们和艺术家合作的时候,希望他们提出的想法对所要摆放装置的场所是适合的。所以如果你是给医院做设计的话,肯定和为商场做设计非常不一样。” 张颖韵告诉《好奇心日报》。

  材质的选择,是满足“合适”标准的关键。

  “用什么样的材质可以去承载它的结构,而且还得根据场地(进行选择),如果是室内悬挂的,得考虑材质的重量是否适宜,如果是摆放在室外的,材质是不是能经受得住风吹雨淋。关键在于如何和艺术家一起去尝试,什么样的材质是最合理的。如果找不到最合适的材质,艺术家可能也得为了现场效果,做一些妥协。”张颖韵解释道。

  澳大利亚亚裔艺术家 Lindy Lee,为台湾顶新集团在上海的地产项目,设计了一个椭球形的装置。它位于两栋建筑之间,为营造一体感,装置的材料选择了镜面不锈钢,周围的建筑与景物因此能被倒映在装置的表面。球体内部还设置了灯光,橘色的灯光会在夜晚亮起,从布满装置表面的钻孔中透出,与建筑内部的暖色灯光形成呼应。

  Lindy Lee,是 UAP 合作过的一位比较特殊的艺术家。在接触 UAP 之前,她的创作基本都在纸上完成。经朋友介绍与 Daniel 认识后,她开始在 UAP 布里斯班的工厂里创作,一面画画,一面与技术工人交流,慢慢产生了创作三维装置的想法。

Lindy Lee UAP 工厂里的技术人员在做试验

  工厂为 Lindy 提供了探索新领域的条件。她先是穿上了防护设备,模仿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泼墨技法,在水泥地面上浇铸液态铜,并用凝固的铜片拼出了自己想要的艺术造型。随后她开始思考,如何打造一座自由的雕塑——其最终的形态完全由材料自身来决定,而非由人类强加的外力打磨出预设好的造型。

  最终,在尝试了许多种材料后,UAP 团队选择用玉米淀粉与液态铅实现这一造型。当高温的液态铅被倒入具有一定支撑力的粉末中后,自由的造型经铅的流动形成了。最终的雕塑,经制模师的打样和铸造工人的锻造而成形。这一系列的作品,根据不同业主的需求,被制成不同的尺寸,最大的一个达到了 1.5 米的高度。

  这种相互促进的方式,是 UAP 想要的效果。尽管团队本身具有自主设计的能力,不过 Daniel 表示,他们更喜欢找艺术家来做项目:“团队外有创意的人士和我们一起合作,往往能迸发出更多的想法。”

  UAP 有一个庞大的艺术家数据库。数据库中的艺术家资源,有不少是由团队中曾从事艺术行业的成员带入的。团队中有专门的策展人,他们会频繁地去观看各类展览,与艺术展馆的策展人进行交流沟通,不断地更新数据库以保证它的前沿性。除此以外,UAP 还是不少艺术展馆和基金会的赞助人。

  “我们在澳洲有支持布里斯班的一家美术馆叫现代艺术博物馆,我们是他们的长期赞助人,这个美术馆里参展的艺术家,我们都会和他们沟通。如果他们在制作上有什么想法,我们也欢迎他们来我们工厂交流。在上海我们有支持外滩美术馆,在纽约是公共艺术基金会的赞助人,我们希望在我们有办公室的地方赞助本地艺术。通过赞助本地艺术,可以认识更多的年轻艺术家,知道他们在艺术的道路上想要拓宽自己的艺术实践,或者有什么疑难问题,都欢迎他们来找我们。”张颖韵告诉《好奇心日报》。

  成立 24 年,UAP 的项目走进了全球 47 座城市。这与公共艺术市场日益蓬勃的发展态势有关,也与 UAP 的两位创始人 Daniel Tobin 和 Matthew Tobin 的预见性以及对机遇的把握紧密相连。

  1988 年布里斯班世博会时,Daniel 和 Matthew 的身份是清洁工。每天半夜,当人群散去时,他们就会来到空旷的广场上,打扫那些白天被成人簇拥着合影或被孩子们攀爬的雕塑。

  这份不是那么有趣的工作,却让 Daniel 和 Matthew 发现了公共艺术的潜力。尽管在当时,那些与诙谐的人形塑像勾肩搭背、开怀大笑的游客,对公共艺术几乎毫无概念,但是他们通过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传递出的兴奋感,让这对双胞胎看到了这些装置的成功。

  1988 年布里斯班世博会(来源:hiveminer)

  到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时,通过在澳大利亚市场 17 年的积累,他们顺利拿下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敲门砖,在澳大利亚市场因高昂的制造成本削弱了 UAP 的竞争力后,在上海创立了新的办公室与工厂。

  进入中国八年,UAP 与不同艺术家合作的公共艺术装置,走进了上海、深圳、广州、苏州、杭州、南京、郑州、海南等城市的酒店、办公楼和商场。这些商业建筑有时由同一个开发商一并开发,为公共艺术装置提供了巨大的策展空间。

  对于 UAP 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市场。“中国的业主都非常敢于冒险”和“中国市场的潜力很大”,这两点,Daniel 在采访中多次提及。而除去多金且舍得花钱的业主,中国城市空间的多样性也为 UAP 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中国有很多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比如重庆和上海。每一座城市既有新空间,也有旧空间,公共艺术的发展因此有了很多的机会。”Daniel 告诉《好奇心日报》。

  Daniel 称自己仍在不断地学习。进入中国之前,他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而他的兄弟 Matthew 称,上海街边卖的蔬菜对于他们而言都是陌生的。“交流沟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使是在纽约建办公室,没有语言障碍,因为文化的差异,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你必须了解在新的地方,事情在过去是如何被完成的,以此来了解如何推动项目在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我觉得交流沟通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部分。”Daniel 在采访中说。

  不过中国一线城市的艺术市场在近几年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一现状。

  “K11 这样的艺术商场,以及越来越多的画廊被建起,加上很多快闪的艺术活动,使人们接受公共艺术的基础不断扩大。西外滩、龙美术馆等地举办的很多活动,对人们很有好处,人们看越多创意性的东西,(对公共艺术)的接受度也越高。这些东西都在帮助我们更好地和业主沟通,业主也会更了解他们能做什么。” Daniel 告诉《好奇心日报》。

  题图来自UAP

  作者:徐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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