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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须放弃民族神话

subtitle 东方历史评论08-11 12:58 跟贴 2039 条

  

  编者按:今天的推送由两篇短文组成。

  第一篇文章是托尼·朱特为施洛默·桑德的《虚构的犹太民族》撰写的评论(两周前,《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的绪论部分我们以“每种历史都包含神话,潜藏于民族史学中的神话尤其无耻”为题推送过),最早发表在2009年12月的《金融时报》上。

  第二篇文章选自施洛默·桑德《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一书中题为“痛苦和漫长岁月”的章节。

  

  以色列须放弃民族神话

  作者:托尼·朱特

  翻译:陶小路

  究竟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它的核心主张是,犹太人是一个共同的、单一的民族,犹太人千年来的四处流散和苦难并没有削弱他们独特的、集体的特质,犹太人只有在一个犹太国才能按照犹太人的方式自由地活着——有如瑞典人按照瑞典人的方式自由地生活。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犹太教不再是衡量犹太人身份的首要标准。19世纪晚期,越来越多的年轻犹太人在法律或者文化意义上从犹太区(ghetto)或者犹太小镇(shtel)中脱离出来,那时一群人数不多但很有影响力的人认为,唯有犹太复国主义才能让犹太人摆脱被迫害、被同化或者文化被稀释的命运。很吊诡的是,当宗教上的分离主义以及其做法开始逐渐消退时,一个世俗世界的分离主义翻版却日益受到人们的积极推崇。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可以很肯定地确认,60年代以色列的左翼群体中有很普遍的反宗教情绪,这种情绪之强烈常常令我感到不舒服。很多人告诉我,宗教属于哈勒丁派(Haredim)以及住在耶路撒冷米歇雷姆区(Mea Shearim)的“疯汉”们。“我们”是现代的、理性的、“西方”的——给我讲犹太复国主义的老师如此解释道;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希望我加入的这个以色列国的立国根基是一种僵化的有关犹太人及“犹太性”的种族观点,而且也只能以此为根基。

  这个说法是这样的。在公元1世纪第二圣殿(the Second Temple)被毁之前,犹太人世世代代都是今天属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带的农民。他们再次被罗马人从自己的故乡驱逐出去,在世间流浪、放逐,无家、无根。现在,“他们”终于“归来”,再次回到属于他们祖先的土地上耕作。

  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在他备受争议的《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中试图解构这样一种叙事。批评家断言,桑德的书充其量也不过是冗余之作。在20世纪里,历史学家们对他所引用的材料以及他所提出的论点都非常熟悉了。光从学术角度来说,我对此并无异议。甚至对于我这样一个对有关犹太人早期历史的了解多数情况下依赖二手材料的人看来,桑德教授在书里面谈到的东西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比如他在书中强调,早期犹太人多是来自改宗者以及不同民族相互通婚的后代。

  现在的问题是,知道这些内容的“我们”指的是谁?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国的绝大多数犹太人(可能还有非犹太人)都完全不了解桑德教授在书里叙述的内容。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书里的主要人物,却对那种犹如漫画般的犹太人历史很熟悉也很赞同,而这种漫画式历史正是桑德教授设法驳斥的。即使桑德教授的这本普及性读本仅可以引起这些人的反思并进一步阅读,那它也是有价值的。

  但是这本书的价值不只是普及一些知识。其他以色列建国的正当理由尽管以前也有,现在也依然存在(戴维·本-古里安谋求、计划乃至设计好了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这不是偶然的),但是建立犹太国的传统正当理由显然被桑德教授书中的内容动摇了。一旦我们认同以色列独特的“犹太性”所有的特质仅是想象出来的或者是一种“选择性的亲近”(elective affinity),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该做什么呢?

  桑德教授本人就是以色列人,对于他的国家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说法自然会让他厌恶。的确应该如此。国家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埃及或者斯洛伐克不是凭借某些有关“埃及性”或者“斯洛伐克性”的理论而获得国际法认可的。这些国家之所以会被视作国际参与者,拥有权利和地位,仅仅是因为它们存在,因为它们有能力维持、保护自己。

  因此,以色列讲述的有关自己民族起源故事是否可信不会影响它生存的根基。如果我们接受此点,我们就能开始理解:以色列坚持这种排他性很强的犹太身份会造成很大的障碍。首先,这种坚持会让所有“非犹”以色列公民和居民成为二等人——即使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只做纯粹形式上的区分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然而,当然这种区分不只是形式上的;在今天的以色列,如果你是一个穆斯林或者基督徒,甚至你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如果你不符合目前“犹太性”日益严格的规范,你都会因此付出一定代价。

  桑德教授的书中隐含这样一个结论:以色列如果认同自己为以色列,如果能学着把自己视为以色列,那么它会发展得更好。一味坚持将全球的犹太人身份与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地方联结在一起会导致许多方面的问题。这是导致巴以乱局一直无法解决的最重要因素。这对于以色列不利,另外我还要说这对生活在以色列之外但是认同以色列做法的犹太人也不是好事。

  那么应该做什么?桑德教授当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很棘手,就当是帮他说句话。我感觉他倾向于“一国方案”,我这么说仅仅是因为这是他推论的逻辑结果。要不是我清楚地知道巴以双方会极力、不惜用武力反对“一国方案”,那我也会赞成“一国方案”。“两国方案”可能仍然是最好的妥协,尽管以色列在种族问题上的妄想会因此继续存在下去。但是考虑到过去两年事态的发展,“两国方案”的前景不容乐观。

  我自己倾向于将注意力放在其他地方。如果生活在欧洲和北美的犹太人选择跟以色列保持距离(许多人已经开始这么做了),那么再去宣称以色列是他们的国家就会很荒诞。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连美国政府可能都会认识到将自己的外交政策与一个小小中东国家的妄想联系在一起徒劳无益。我相信这会是对以色列来说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如此一来,以色列将不得不承认自己力量的有限。那样的话,它就需要交朋友,这样的朋友最好是从它的邻国里面来找。

  我们因此希望有一天可以自然地区分作为其他国家公民的犹太人和作为以色列公民的犹太人。这种区分会非常有益。历史上有过许多先例:希腊、亚美尼亚、乌克兰和爱尔兰侨民都扮演过很不健康的角色,因为他们的存在,种族排外和民族主义偏见在他们的先辈曾生活的母国持续了很久。内战在北爱尔兰结束的部分原因是美国总统责令在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停止向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提供武器和现金。如果美国犹太人停止将自己的命运与以色列联系在一起,并将他们的捐款用于更好的目的,类似的事情可能也会在中东地区发生。

  施罗默·桑德

  痛苦和漫长岁月

  撰文:施罗默·桑德

  翻译:喇卫国

  1

  眼睛的故事

  1975年,我来到法国继续学习历史。从1948年起就一直生活在以色列的父亲第一次离开那里去看望他在蒙特利尔的弟弟,他在巴黎下飞机,顺道来看我。我自豪地在这座“光明之城”充当他的导游,还记得,我们的运气很好,天气晴朗而暖和,更幸运的是,我们欣赏到了首都在落日余晖里的那些金色屋顶和建筑古迹!

  当我们散步的时候,父亲肯定地告诉我,他能在街上认出犹太人。我嘲笑他说:“在以色列国,你总抱怨说和太多的犹太人生活在一起;你该不会是到巴黎来找别的犹太人吧!……那么,你怎么能证明你指认的就是犹太人呢?”在公共汽车站,一个男人在排队等车:白头发、蓝眼睛,细高个儿,我看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儿。父亲在我耳边低声说,那是一个犹太人,为了证明这一点,根据陌生人参与聊天的理论,他建议我大声讲意第绪语。正如两个以色列人或两个“典型”的地中海人,对我们俩来说,大声喧哗并不困难。可那个“目标”犹太人甚至都没转过头来看我们一眼。

  父亲向我了解乘车途中经过的每一座广场,每一个路口,每一幢建筑。我记得,当我们到达旺多姆广场的时候,他问我耸立在广场中央的圆柱叫什么名字。尽管我相当了解巴黎,却不知道怎么回答。坐在我们对面的“犹太人”突然转过头来,用意第绪语告诉了我们圆柱的历史。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罗马尼亚来法国的,是工程师,住在蒙玛特区。

  我惊得哑口无言。下车后,我急忙问他确认身份的方法,他答道:“靠眼睛”。我不懂,说道:“但他是蓝眼睛!”——既不是形状,也不是颜色,而是眼神!——眼神?——一种逃避和忧伤的眼神,深藏着恐惧和担忧;在波兰时,德国士兵常常就是这样认出了犹太人。“不过你别担心,今天在以色列的年轻人身上已经看不到这些了。”父亲结束了这段离奇的插曲。

  我极其认真地观察了他的眼神,由于此前我从未这样做过,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长期被边缘化的处境产生的心理影响。更何况,直到那时,我强烈而急躁的以色列性格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

  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一段受迫害的历史,一段少数族群抵抗敌对宗教文明统治阶层的历史:眼睛的故事太长而无法在这本简短的书里叙述。但是,在男女读者发觉手里有一本会引起“非犹太人”的负罪感并因此而博得更多同情的、关于犹太人受迫害的新书以前,我必须再写几段质地粗糙的小评论。

  2

  回到远古的历史

  我一直不热衷于回忆过去的痛苦,也不曾梦想补偿昨天的不幸。我是属于寻求揭露并阻止,或至少,缓解当今时代太多不公平的那种人。我认为,昨天的迫害与牺牲不比今天或明天的迫害与牺牲更重要。我也知道,历史是多么经常地被当作角斗场,人们在其中看到的是猎人和猎物,强者和弱者的角色互换。

  作为历史教师和研究者,我意识到,犹太人并不是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地点,也不是以同样的暴力和同样的频率遭受迫害。在波斯和希腊王国时代巴比伦的犹太人、各大王朝交替时期的犹太人、穆斯林统治安达卢西亚时期的犹太人以及长达几个世纪里其他族群里的犹太人都经历过不同的生存方式,其命运各不相同。此外,在那些犹太人统治过的地方(如公元前2世纪的哈斯摩王国,公元前5世纪阿拉伯半岛的希木叶尔王国),他们对待别人的行为与后来在其他地方别人对待他们的行为一样。但在中世纪的欧洲,尤其是在欧洲大陆东部,几百万犹太人在刚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的确经受了异化环境的磨难,并且长期被当作外族人而生活在深切的不安之中。

  为了理解这一切,必须上溯到笼罩在混沌与迷茫之中的远古时期,这常常使得确定其具体情况变得十分困难。我们发现,犹太人的宗教最初是一种对一神教上帝的信仰,很难说它是犹太教,把它称作崇拜耶和华的宗教更准确一些。它可能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耶路撒冷的教权政治精英被驱逐出巴比伦后不久。《圣经》中编造的美妙故事大部分都受到这些奇特传说和波斯拜火教的影响。公元前2世纪,这种年轻的宗教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起来抗争,并在犹地亚的土地上建立起第一个神权政治和一神教的王国,继而以武力强迫其臣民以及邻国的臣民皈依本教。

  革命性的新宗教骤然出现并首先通过希腊文化,继而在地中海沿岸通过罗马人的交流渠道广泛传播。公元1世纪末和2世纪初,经历了三次反抗异教徒的暴动失败之后,它分裂成了鸿沟越来越深的两大派:法学派犹太教和圣保罗基督教,前者更稳重一些,给予了这个世界《密西拿》律法和《塔木德》法典,后者则更有效,为世界带来了《新约》。基督教成了伟大的征服者并对其失败的对手进行长期严酷的打压。

  因此,曾经遍布整个地中海地区皈依犹太教的激情又冷落了下来,此后,犹太教的传播又回到了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边缘。随着伊斯兰教的强劲崛起,它又经历了第二次挫折,从此便又处于被列强恣意欺侮的状态。

  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会在所有按照当今西方生存方式的标准,以自己的“犹太-基督教”文明属性为荣的那些人中间引起某种尴尬的一个历史事实。与伊斯兰教共生的犹太族群的命运和其在欧洲经历的、常常是可悲的命运不同。的确,伊斯兰教认为犹太教是一种低等的宗教,但是,即使曾经出现过迫害的案例,从总体上来看,穆斯林还是尊重犹太教的,这种尊重源于对古老神灵的忠诚,像基督教一样,也需要得到主流宗教的保护。

  3

  犹太教徒、基督徒、穆斯林

  在《古兰经》中(9:5),犹太人被称作“爱书之人”,更早以前,在《新约》里,主告诉他的臣民:“他们要倒在利剑之下,又要被虏往各国。”(《路加福音》21:24)在福音书里,犹太人普遍被当作杀害耶稣之元凶的后裔,被强行逐出了耶路撒冷。基督教在其发展的大多数阶段,拒绝把犹太教看作合法竞争的宗教。只有一个真正的以色列,而不是两个,更不可能是三个!原则上,基督教拒绝与别的一神教——不管是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共存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到中世纪末,欧洲连一个穆斯林社会也没有,而基督教社会却继续在伊斯兰的土地上生存。

  基督教认为,犹太人自愿忠诚于另一种宗教并拒绝承认天主圣宠已经以弥赛亚的形式现身在人间,是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所以,在基督教的想象中,犹太人始终是加略人犹大的子孙,是由于他们的罪孽而被驱除出耶路撒冷,而他们的出现始终威胁着纯洁、无辜的基督徒们。与异教徒曾经遭到的境遇相反,犹太人没有成为灭绝计划的目标;教会选择了保留可怜的犹太人来证明真正的信仰才是正道,然而偏见、反复侵犯、大批驱逐、习惯性指控犯罪和出于本能的大屠杀成了“犹太-基督教”文明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代社会的开端。

  4

  欧洲恐犹症的历史根源

  这种长时间仇恨“别人”的宗教是19世纪现代恐犹症的心理基础。如果没有这种深远的背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仇恨大概不会如此兴风作浪和流弊深远。再者,假如彼时的犹太人能够“从善如流”“自我反省”并诚心诚意地努力改宗基督教,假如他们放弃自己的传统信仰,那么此后救赎的出路将会被封死。犹太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傲慢的高卢天主教徒、纯正的雅利安-条顿人,也不会成为原来的斯拉夫各民族。

  当犹太教信徒开始走出以前基督教政权强加给他们的实际隔离区——也是他们自己的组织机构设置的思想和心理上的隔离区时,当他们开始积极参与创造欧洲各国的文化时,排斥他们的好斗的种族主义也出现了。因为犹太人是以城市共同体方式生活在一起,从文化和语言的层面上来说,犹太人及其后代(无论是信众还是世俗者)可以视为是早期的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或不列颠人。现代民族主义却继续把他们描绘成在新国家的机体里秘密发展并随时会亮出尖锐獠牙的异族群体。

  在建设国家的伟大进程中,法国人需要与德国人为敌,德国人需要与斯拉夫人为敌,波兰人需要与东正教徒为敌,以此类推。然而,犹太人“在漫长岁月”里扮演的敌对角色,对于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而坚持种族中心论的国家来说,却是不可替代和非常实用的。

  为了编造一个国家的起源,他们需要将文化的每个火花和碎片统一起来——无论是语言还是宗教。犹太人身份,被当作基督教身份的反衬,有效地充当了这个角色。当然,区别是有的:恐犹症在巴黎比在伦敦更加猖獗,柏林比巴黎更甚,维也纳又比柏林甚之,而布达佩斯、华沙、基辅或明斯克更甚于西欧。几乎所有地方出现的民族主义都从基督教传统中窃取了犹太人弑神的故事并把它植入另一个“外族人”的形象,来帮助更好地画出新的国家边界。当然,国家的喉舌并不都恐犹,但所有反犹政客都装作是热衷于建设国家的先知。

  我在前面说过,长达百年的恐犹症从1850年一直延续到了1950年。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音乐中的犹太教》可以说是官方开始排犹的象征,而1959年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删除了把犹太人定义为邪教和叛徒(perfidi)的内容则标志着恐犹症的结束。这种现代仇恨的反复发作随着纳粹恶魔的来临以惊人的速度达到了顶峰,它的产生是基于19世纪末源于东欧不断上升的犹太移民潮。正如今天对阿拉伯和穆斯林移民的敌视催生出一种欧洲“白种人”和“犹太-基督教”的身份一样,当时的意第绪移民潮也强化了国民的种族意识。这种犹太移民来自那些生活环境极其恶劣、远比在西方任何地方或在伊斯兰文明中生存还要艰难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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