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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霍乱大流行影响中国,太平天国战争陷入停滞

人民网08-10 10:26 跟贴 133 条

  霍乱带给战争的不仅仅是一段插曲,而且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迫使双方不得不重新审视战争并调整作战计划,从而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战争中的大量疾病减员使得“掳丁”现象日益严重,通过这种方式,持续不断地消耗着战区的人口,这无疑是一场比战争本身更为残酷的灾难。

  霍乱是一种起病急骤、传播迅速、病死率高的烈性传染病。1817年它在东、西孟加拉地区暴发之后,便藉由海轮等传播工具,迅速向世界各地传播。世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七次霍乱大流行,已经纳入世界网络体系的中国,每次都不能幸免于难。咸丰、同治年间,世界范围内暴发了第三次和第四次霍乱大流行,此时的中国适值太平天国战争,霍乱也悄悄地进入战区。咸丰四年(1854年),浙江的温州和江苏的常熟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流行病,温州人赵钧在《过来语》中说,这一年的瘟疫是他一生七十余年里所目睹的三次最大疫情之一。第二年,常熟和上海的流行病同样严重,常熟“无家不病”。咸丰六年至八年(1856~1858年),宁波、杭州和上海发生一种叫做“吊脚痧”的疾病。“吊脚痧”是江南民众对霍乱的俗称。幸运的是,它并没有形成流行病。咸丰十年和十一年(1860~1861年),江苏的金坛和浙江的乌镇、新塍、濮院暴发了一种十分厉害的疾病,这种病具有“霍乱转筋”之证,伴有腹泻,症状类似霍乱。

  在咸丰十年(1860年)江南暴发流行病的时候,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陷了安庆。安庆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至关重要,太平军失守这一要塞之后,湘军从此可畅通无阻地顺江东下,战争的主战场便转移到了皖南和江浙地区。翌年春天,湘军兵分十路,对以天京为中心的太平军占领地发动全面攻势。咸丰十一年(1861年)和同治元年(1862年)夏天,湘军的军事行动进行得相当顺利,以至于“论者以为廓清有期”。然而,夏天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曾国藩在一封书札中提到:“七月之后大疫遍作,士卒十丧四五。自是贼氛弥炽。”这次疫病来势汹汹,原来是第四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开始光顾中国。它的突然到来使战争的进程发生了一些令曾国藩始料不及的变化。

  

  驻扎在皖南宁国府宁国县的鲍超的军队,受霍乱影响,“除已痊外,现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数千,尚未查得确数”。霍乱的流行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病者无人侍药,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烧火做饭。驻扎在宁国府太平、旌德两县的张运兰军队也好不到哪里去,“即求一缮案之书职、送信之夫役亦难其人”。南京的霍乱虽较皖南为轻,但仍然相当严重。曾国荃的军队“每营病故者八九十名,勇病日多,其无病者不过一二成队”。这种情况使得曾国藩“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不得不奏请朝廷速调多隆阿军队渡江驰援。

  霍乱使得湘军的实力大受影响,按理说,此时正是太平军发动反攻,消灭皖南和南京的湘军,进而收复安庆,扭转岌岌可危的战局的绝佳时机。不幸的是,太平军也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疾病。霍乱使得守卫南京的军队大量减员,于是洪秀全下令从南京上游地区征调官兵拱卫南京。然而,这些官兵“在上游一带失落不少,病者亦多”,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一时难以御敌”,只能“均填老馆守城”。

  面对这种可怕的局面,洪秀全严诏镇守苏州的忠王李秀成,令其带兵速回南京。令人奇怪的是,李秀成迟迟未能动身。个中原因,无法知晓。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他所统率的江浙各路军队同样遭受到霍乱病的袭击。在李秀成驻守的苏州,霍乱病流行甚剧,死者众多。镇守嘉定城的太平军由于病故不少,染病者更多,可以出兵的士兵甚少,以至于到了无法坚守的地步。面对着咄咄逼人的洋枪队和李鸿章军队,李秀成不敢轻易调兵驰援南京。

  在天王的严诏之下,李秀成终率10万军队进攻曾国荃的雨花台营盘,以解天京之围。侍王李世贤也带领三四万军队由浙江赴援南京。双方军队在南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曾国荃也在这场激战中受伤。当天气渐渐寒冷,未带冬衣且缺兵少粮的太平军援军,面对着曾国荃采取“缩营自保”的策略,不得不主动撤退。李秀成因救围不成,被洪秀全“严责革爵”。为继续救援南京,他不得不率军到皖北作战。

  虽然李秀成救援不成,但是霍乱的到来使得双方的战争不得不进入到暂时的相持阶段。上海的《北华捷报》这样评论道:“这种使人苦恼的暑热与疾病的影响是如此巨大,致使双方不得不连续休战几个月的工夫。”

  

  战争中的流行病不仅仅影响到双方的军队,还折磨着战区甚至非战区的民众。一方面,军队的军事活动会在沿途传播疾病;另一方面,战争中难民的流动也会超出疾病藉由商业或交通传播的途径,而在战区甚至非战区广泛流行。

  同治元年,著名医生王士雄到达上海,他观察到由于霍乱的盛行,上海居民“死者日以千计”。就连军队卫生做得相当好的英军,死于霍乱者,亦达5%。上海的霍乱也传播到周边地区,距离上海120里的松江,据西人观察,死于霍乱者,占当地全部人数的1/8。在苏州、常熟、太仓、嘉兴和杭州,同样有严重的流行病。当地人称这种流行病叫“吊脚痧”、“子午痧”、“瘪螺痧”或“吐泻病”。这些病名皆是霍乱别称。江南地区的霍乱似由上海传播而来,一条常熟的记载就称:“时疫流行,名子午痧,朝发夕死。上海极重,渐延太(仓)境,吾方间亦有之。”

  不仅是苏南、浙北地区,皖南和湖州府西部也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瘟疫。例如在宣城,“城既克,瘟疫流行”。宁国的瘟疫最重,“同治元年乱定五月,宁国瘟疫流行,全境死亡枕藉,无人掩埋”。毗邻皖南的湖州府孝丰县,“同治元年六七月瘟疫,民遭兵戈者半,遭瘟疫者半”。

  疫情严重的地区还包括位于浙江省南部的处州府和西部的衢州府。在处州府的松阳县,“瘟疫陡作,死亡枕藉,有死十之三四者,有死过半者,有全家无一存者,间有未至如是之甚者,折赢补绌,计之十亦去四五矣”。虽然并不能根据家庭死亡人口的不同来推算全部死亡人口,但从中可见瘟疫流行之严重。衢州的龙游县疫情也相当严重,“同治元年自四月至于八月大疫,日死数百人,十家九绝”。这两府的丽水、诸暨、衢县、常山和开化等县,这一年也都有疫情发生。

  由上可见,同治元年宁国、徽州、湖州、处州和衢州,暴发了一次相当剧烈的流行病。这种如此厉害的疾病到底是什么呢?宣州地方史家刘永濂认为,“据《宣城县志》记载的‘鼠白日出洞,不畏人’,‘塘坝边,死鼠相枕藉’等资料看,这场大瘟疫,很可能是鼠疫”。遍查现存各种版本的《宣城县志》,并不见有上述记载。光绪《宣城县志》只记载同治二年(1863年)宣城发生“鼠灾”。虽然鼠类的异常活动是判断是否为鼠疫的重要指标,但是长期战争引发的粮食匮乏,同样会引起鼠类成群移动或者死亡。虽然在咸丰八年(1858年),由于石达开军队的影响,处州和衢州发生的流行病很可能是鼠疫,但是并不能根据咸丰八年的情况来判定同治元年这些地方的疫情也是鼠疫。从江南、皖南地区疫情发生的时间、时间上的基本一致性、传播的速度和死亡人口数上判断,这些地区流行的疾病很有可能为霍乱。由于浙江的鼠疫全年皆可发病,病型主要为腺鼠疫,亦有肺鼠疫,在缺少明确症状记载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排除鼠疫和霍乱同时流行的可能。

  太平军对皖南和江南地区的扰动始于咸丰十年。军队的扰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粮食的短缺,到了战争的后期,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粮食的匮乏,加上民众因躲避战乱而丧失最低的生活条件,使肌体的抵抗力大为减弱。在有效治疗方法发明之前,霍乱的病死率相当高,如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二年(1820~1822年)昆山发生霍乱,“其症吐泻转筋,即时毙命,针刺医药百中仅活数人”。光绪年间(1875~1908年),“霍乱遍吴越,治之苦无善法”,即使到了民国时期,中医治疗霍乱,“伤生者,比比皆然”。实际上,直至1908年,英国医生托马斯(Thomas)和罗格(Rogers)发明用盐水注射,并创用过锰酸钾内服,才将病死率从原先的70%降至11%。

  在上述背景下,同治元年的霍乱流行对民众来说意味着死亡。宁国人周在《梅村千人墓记》中说:“至此后(同治元年),宁国之死皆死于疫,而非死于战。”霍乱成为同治元年之后民众死亡的罪魁祸首。霍乱的流行对战区民众的生存是最致命的一击,一份昆山县的记载就称:“同治元年,疫疠大行,有全家病者,琐尾流离,至斯为极。”江苏句容也是这种情况,“同治元年七月,大江以南疫疠流行,句容遗民死者殆尽”。

  程子山在《劫后余生录》中记述了宁国县在战争中的人口死亡情况:“据乡老言:宁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散于四方来归者不及十分之一。至今土著客籍多足以征之。”在乡民的传说中,死于流行病者竟占全部人口死亡的70%。徽州人黄崇惺在《凤山笔记》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咸丰十一年)五月贼退之后,以疾疫亡之六七。”研究者很难相信这一比例的准确性。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在同时期云南回民战争的主要战场,流传着与皖南相似的乡老传说。在昆明,当地民众言及回民战争中“刀、兵乱死一倍,害痒子病(鼠疫)死就两倍”。顺宁府的云州也有同样的传说:“这个病(鼠疫),死人无数,兵刀死了十分之三,鼠疫死了十分之七。”鼠疫和霍乱同是传染性强、病死率高、危害性大的烈性传染病,民间传说中死亡人数如此的相似,不能不让人揣测,在造成人口锐减的重大战争中,烈性传染病是造成人口锐减的主因。

  同治二年,太平天国战区仍有霍乱流行。人口众多的上海霍乱依然相当严重,嘉兴人沈梓在《避寇日记》中说:“闻上海时疫流行,死者二万余人。”从江南地区留下的资料和记载的内容上看,同治二年这一地区的霍乱流行除了上海、吴江等地外,并不是特别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同治元年的霍乱大流行已经造成江南人口的锐减。这一年的霍乱溯江而上,由军队传播到皖南北部和赣东北地区,重演了同治元年霍乱在江南、皖南、湖州、处州和衢州肆虐并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一幕。

  所有的传染病都可以藉由战争传播并发展成不同程度的流行病。太平天国战争中形成流行病的传染病种类众多,霍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由于霍乱是一种由海外输入的疾病,它的到来是作战双方都始料不及的。它带给战争的不仅仅是一段插曲,而且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迫使双方不得不重新审视战争并调整作战计划,从而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战争中的大量疾病减员使得“掳丁”现象日益严重,如南京城内居民“迫而为兵四出者十之五”,通过这种方式,持续不断地消耗着战区的人口。霍乱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作用还在于它在战争的后期传入,对于肌体机能已经大大减弱的民众而言,它的流行无疑是一场比战争本身更为残酷的灾难。

  作者:李玉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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