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豪不夸张的说，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利巅峰，并开启了一个彪炳史册的历史制高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也是李世民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所以在史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正是因为玄武门喋血带来的强烈负罪感，成为了李世民某种程度上自我救赎的力量来源，他不得不通过发愤图强缔造贞观盛世，来试图淡化或者消弱玄武门之变带给自己的道德谴责。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做了一件饱受争议的事。准确的说，就是李世民用手中的权力，执意干预了初唐历史的编纂。
《贞观政要》记载，在玄武门之变过去十几年以后，李世民曾经向当时的谏议大夫褚遂良问道：“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李世民的意思表面上冠冕堂皇，我可不可以看看你都记了什么，“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
可是褚遂良回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意思就是不论君王做了什么事，无论善恶都要记载下来，而且也从没听说过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李世民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但是李世民并没有死心，又过了一年以后，李世民再次提出要观“当代国史”。这一次，他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提出：“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房玄龄答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李世民这次还是老调重弹，但是经过了上次的教训，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气，而是直接下了命令，在这样的情况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那就相当于抗旨了。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向皇权妥协，结果不出所料，李世民所看的正是那件他一生都忘不了的玄武门之变的经过记录。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七)
结果依然不出所料，看完了玄武门之变的原始档案之后，李世民非常不满意，当即命令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提出了非常有名的上面那段段“指导性意见”，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李世民的这段话里，都隐藏了那些信息。
如果单纯地从字面意思来看，李世民这段话说的一点毛病也没有，甚至还隐隐的体现出了他作为一代明君的坦荡胸怀和凛然正气。李世民明面上告诉房玄龄，玄武门事件本来就是像“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那样的义举，目的是为了“安社稷、利万民”，所以史官大可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更不必用“隐语”和“浮词”来替玄武门事件进行粉饰。最后，李世民要求房玄龄及其史官们：在修改的时候不必有什么忌讳，大可“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但是从更深的层面来理解这段话，李世民所谓的“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安社稷、利万民”等语，其实是在暗地里为并不光彩的玄武门之变定下了一个政治基调，也是为史官们修改史书提供一个钦定的指导思想。李世民的真正意图，有点脑子的人都会看得出来，这是要史官们把那一段骨肉相残的历史经过，改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正义之举，而负责修改的房玄龄等人，正是按照这种框架来修改史书的。
所以时至今日，史学界更普遍倾向于认为，在李世民的“授意”下，房玄龄等史官确实在记载玄武门之变经过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对李世民作了美化，而惨死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则遭到了不遗余力的口诛笔伐。他们甚至被描写成了彻头彻尾的昏庸之辈和卑鄙小人，这样的描写可以见诸《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中的记载。
也正是因为这两朝实录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大肆描黑，所以就连后世的司马光也不得不在《通鉴异考》中写道：“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最令人感到无语的是，李世民通过权力的运用，迫使史官们总是对李建成和李元吉极尽歪曲之能事，而后世的史书，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无不受到这一恶劣影响，所谓直书其事，很多都是在文过饰非歪曲历史，这正是应了那句老话“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只是用亲生兄弟的鲜血写就的这段历史，不知道对于一代明君李世民来说，他心里是不是还有一丝愧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