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务工人员子女跟随他们来到了城市。长大之后的某天，这些孩子发现，自己不是小镇青年，也不是城市青年。他们成了中国的一群失乡青年。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199 个故事
一
爸爸常自嘲是农民工，却觉得在城市长大的我不应该自称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90年代末的广州错落着很多城中村，我们家就在其中的一个出租屋里。第一次去的时候，出租屋里还没有床，瓷砖地上铺了两块厚白板。我在广州的第一晚就是在一块白板上裹着毛毯巾度过的。那晚我睡得很香。
在这之前，爸爸睡过老乡家的沙发，以及公司员工餐厅的大餐桌。妈妈来后，他俩租下了这个房子，一个有厨房和卫生间的小隔间。房主没有提供床，他们就睡地板，直到爸爸从工地里搬回来了两块白板，改善了一下卧室环境。
中专毕业后，爸爸去福建打工，第一份工作是搬家具。有一次他实在没钱了，只好写欠条向厂长借钱。欠条上漂亮的字惊艳到了厂长，他就问爸爸要不要去学家具设计。因为这张欠条，爸爸开始了设计师生涯。在一次骑着摩托车接妈妈下班的路上，爸爸突然不想再给别人打工，于是留下一封辞呈，带着妈妈跑回老家，办了家具厂。
在我出生的那段时间，爸爸的家具厂倒了。看着爸爸收拾行李，成了我最早的童年记忆之一。
我问他，你在干嘛呢？他说在收拾东西。我继续问，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啊？他停下来看着我说，爸爸要出去打工了，去很远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就真的找不到他了。
又过了两年，妈妈也跑去广州打工，把我一个人留在爷爷奶奶身边。妈妈一走，我就得了重感冒。吃药的时候满大街乱窜，躲进邻居家，奶奶就端着碗中药到处找我，逮住一次喂一口。
半个月后，爸妈从广州打来电话，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哭，哭到岔气哭到打嗝。打完那通电话后，没过几天妈妈就回了趟老家，把我带走了。
二
在那一片城中村里，我家小范围地频繁搬动，也一点点地添置各种家具家电。这段时间里，弟弟出生了。妈妈在一家私人小诊所进行了产检，然后找了个接生婆生下了他，就在我家的出租屋里。
在一个我们住得比较久的出租屋里，爸妈结交了一对年轻的湖南夫妻。他们还没有孩子，闲暇时候就喜欢过来串门。年轻的丈夫很喜欢我，一下班回家就直接过来抱起我举高了逗我笑。妈妈跟这对小夫妻的联系维持了很久，我们搬到更远的地方后，他们还会带着孩子来我家玩。
外婆给我留了很多银镯子，妈妈让我两只手各戴一个去上学。幼儿园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会派发蜡笔。在我拿到蜡笔后，我身边的玩伴亮出了她的水彩笔：“告诉你哦，我这个水彩笔比蜡笔漂亮多了！”
看着她手中的水彩笔，我心动了：“那可以借我用一下吗？”
“可以是可以，但是要把你手上那两个手环送给我，这样我才借你。”
当我纠结不定的时候，她继续形容她的水彩笔有多么的好，直到最后我同意了这个交换，把两个手镯都摘下给了她。她把其中一个给了和她关系好的小朋友，另一个留给了自己。
回家后我被妈妈暴打了一顿。第二天，妈妈带着我到幼儿园找那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从书包里掏出了我的镯子，而那个用借水彩笔一次的机会换掉我两个镯子的小女孩，并没有把镯子还回来。于是我的父母开始了漫长的索要镯子之旅。
直到“非典”全面爆发，爸爸决定把妈妈、弟弟和我送回老家的时候，都没有把镯子要回来。
爸爸送我们到老家，第二天吃了个早饭就准备走了。走之前妈妈还叮嘱他：“记得要继续找那家人，把镯子拿回来。”
作者图 | 我们一家从城中村搬到的居民楼
三
回到老家后我发现，曾经与我同龄的小伙伴都升到了一年级，而我却还要继续上幼儿园。
新的班级里有一个胖女孩，现在我脑海中还能清晰地浮现出她坏笑的表情。她偷走了我的彩色铅笔。我要她还给我，她说：“你怎么证明呢？这就是我自己的东西。”词穷的我灰溜溜地跑回家了。
妈妈翻了我书包，问：“你彩笔呢？”我说被同学拿走了。妈妈吼道：“那你就去拿回来啊！”
胖女孩不肯把彩色铅笔还给我，被我问急了，就把手伸过来拧我的胳膊。老师也不理睬，拿不回来。
回家接着被妈妈臭骂。我害怕被打，就缩在爷爷身后。抬头撞上了爷爷的眼神，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不耐和厌烦，我的心瞬间就凉了。不知道谁能让我靠一会儿，我害怕得瑟瑟发抖。
我的彩色铅笔还是没能回来。好在城市战胜了“非典”，带着幼儿园发的毕业礼物——一本盗版的新华词典，我又回到了广州。
我们一家又搬到另一个城中村了。
那天，爸爸牵着我的手回家，拐过一个巷子时路过了一个幼儿园。
“爸爸，暑假要结束之后我是不是要回老家了？”
“不回了，以后你就在这里读书了。”
“是在那里吗？”我举高了胳膊指着幼儿园外五颜六色的墙壁。
“不是哦，你以后就是个小学生了。”
价格适中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在这座城市里比比皆是，门槛低得近乎慷慨。爸爸开始找到了一所较远的学校。我在那只上了一天学，放学后我被挤在坐校车人堆里，不知道该上哪辆车去哪里排队。直到我看到了跑来接我的爸爸。
也许是觉得学校太远了不放心，又或者是他才发现家附近就有一个小学，第二天，我就又去了家附近的另一所学校，就此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活。
作者图 | 我在广州读了五年的小学
四
学校很小，两座教学楼围着篮球场，外加一个厨房，就涵盖了从学前班到初三的全部学龄层。
随着年级的增加，班级数会逐渐减少。这个学校的老师流动性很大，学生的流动性更大，我换过很多班主任，也有很多同学还没说再见就直接断了联系。
在学校里，有段时间我身兼数职。是班长是学委是科代表也是体育委员。课间整理收发作业，帮老师跑腿交材料，自习课老师不在时维持班级纪律，体育课领操喊口令。我作业也写得快，全班四分之一的同学都长期抄着我的作业。
我是老师眼中优秀的孩子，但依旧会被班上性格恶劣的同学欺负，也会因为犯错被妈妈频繁打骂。考差了没拿到名次，帮忙找东西没找到，晚上跑出小区玩，洗碗的时候打破碗，和弟弟打闹把他弄哭，都会被打。
尽管仍有不如意，我还是在我学校那片小天地里自豪地当了五年“别人家的孩子”，直到爸爸在东莞买了房，一家人也跟随爸爸搬到了东莞。
因为奥运会，所以清晰地记得是08年。因为新家装修，我在爸爸公司的员工宿舍暂住了一年。
在陌生的环境里，没有朋友，没有网络，电视里播的也只有奥运会。每天下午，我会爬到宿舍顶楼，躺在瓷砖上看着天空发呆，捡小棍子在厚厚的一层灰尘上作画，就这样熬过了一个漫长孤独的暑假。
新学校依旧是个外来务工子女学校。爸爸在路上看到派传单的学校老师，他刚好是带六年级的班主任，我就直接去了他班上。
班主任是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教数学，上半学期的时候，还算是一个负责的好老师。除了期末考试的时候，他在考场里临时嘱托我，要帮我后面的差生考试作弊。
到了下学期，他变得特别喜欢给女生辅导功课。午休或者是自习的时候，端着板凳坐到女生旁边，从开始的口头教导，到把手环到女生身后抓着女生的手拿笔教学，即便不需要辅导功课，他逮住机会也要握握女生的手，曾经有一次，他离我近到用额头抵着我的额头。
这个时候我还以为，他只是个过分亲切的好老师。
直到有一次他越了界。他把手搭在了婷婷的腰上，并撩起了她的衣服。午休时间，周围的同学或趴在桌上午睡或坐着看书，教室里安安静静的，婷婷被吓到眼里含了泪，身旁在做作业的小敏撇过头，也看到了这一幕。
第二天返校，班主任没来，请假了。婷婷告诉我，昨晚她用妈妈的手机给班主任发了短信，班主任以为是她妈妈，不停地跟她道歉。女孩们就这个事情争论着班主任是不是坏人，但是我们都心照不宣地没有跟班上的男孩讲。语文老师曾私下问过一个女孩发生了什么，女孩也只是摇头。
第三天班主任依旧没来，语文老师说班主任的母亲去世了，他请假回了老家。再过几天，班主任辞职了，我们班就上了很久的数学自习课。
五
小学毕业后，因为在东莞有房子，我终于离开了民办学校，念了公立中学，拥有了来之不易的学籍。
因为开发商的关系和各种繁杂的借口，包括我家在内的很多外地业主的孩子们都没有公立中学的入学名额。业主们想了很多办法，都无功而返，最后只能一群人跑到市教育局门口，顶着烈日举起横幅，招来了记者。
在暑假的尾巴里，爸爸最后总算是争取到了我和弟弟的两个入学名额。
进了初中，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在本地人中显得格外突兀。不同于小学时的外来务工子女占多数的民办学校，公立学校里大多都是本地或者广东的孩子，在周围多是粤语的环境中，我隐隐感受到了一种斥力。
没过多久，爸爸的公司因为金融危机倒闭，家里又变得特别穷了。我因为交不起两三百的校服费，被老师把名字写在了黑板上。
到了初二，东莞的地方电视台做新闻，想采访在莞幸福生活的外来务工子女，学校推荐了我。临时得到通知的我匆匆忙忙的，主任教导我要说好听的话，然后带着我去操场站到了镜头面前，我随便用手扒拉了一下凌乱的头发，然后微笑着以一名外来务工子女的身份表达我的感恩。
户口的问题使我不能留在东莞念高中，我有中考资格，但是没有可供报考的高中，因为我不能参加高考。不想回老家离开父母，更怕回了老家之后因为教材差异成绩一落千丈，只能盼着爸爸能够在高中时期能转好我的户口，就凭着还算可以的中考成绩找了一所私立高中，交借读费，我又在这里拖延了两年。
高二暑假，船到桥头了，却没有直。爸爸问，要不读完高三看看，第二年能不能考。妈妈劝我，复读一年不如直接回老家，她陪读。我听劝了。回了老家，老家的学校对于插班进来的学生，要求交借读费八千。爸爸没考虑到这一项支出，刚好也没钱了，我瘫在餐桌椅上，头靠着椅背惶恐着害怕要失学。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无论在老家还是广州都需要借读。
“我还存了点私房钱。”妈妈说，不多不少正好八千。
六
班主任带着我，打断了正在早读的同学们，让我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张一丹。”我微笑着说道，“我来自广东东莞，以后请各位多多指教。”接着微微鞠了个躬，听到了一些男生的偷笑声，我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但也只能面不改色地回到自己的位置。
第一个月，我一直独来独往，上课的时候，除了活泼的英语老师对我的突然出现惊讶了一下问了问我，其他老师们都像没看到我存在一样，继续照常讲课，让我感觉自己仿佛就是透明的，孤寂得与初去东莞时一模一样，只不过那时候我还能躺在天台上看蓝天，这一次我还要皱着眉面对大量试题。
第二个月，开始有同学与我打交道，他们问我会不会粤语，我尴尬地笑笑，说自己只会听，他们便问我会不会家乡的方言。我倒是会一点，可是除了在家人面前，实在很难开口讲出来。
第一次统考我的成绩不出所料地一落千丈，从之前可以上985的分数直降二本，我没哭，暗暗告诉自己这很正常，第二次统考依旧二本分数线，大哭了一场，觉得希望渺茫。第三次，终于挣扎到了压底的一本分数线，但再也达不到在东莞时的成绩了。
高考前一晚失眠，只睡了三四个小时，好在发挥正常。
报志愿之前，爸爸叫我就只报广东的大学，分数出来后，发现自己的分数在广东一所211都报不上，自尊心作祟，不想跟原本比自己成绩差多了的高中同学做大学校友，报的六个志愿，只有一个广州的大学，还排在第四个位置。
最后我去了一座完全陌生，也没有任何亲人朋友的城市：重庆。
在我高考后的第一年，全国大部分省市统一了考卷，其中就包括广东省和江西省。第二年，东莞中考的随迁子女已经可以入读公办高中，尽管相比本地人的子女，他们的录取分数线要高上三四十分。
进入大学后，非重庆的同学们都有老乡群，我没有加入广州的老乡群，也没有加入江西的。我终于丢下了外来务工子女的身份，缠绕了我六年的户口问题也结束了，但我还是没有找到属于我的归宿感，一直在不同的异乡里，漂浮着。
作者张一丹，现为大学生
编辑 | 赵枢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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