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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腾了一百多年,中国路名到底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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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路名在中国一百多年的折腾史,每到一个历史关口,在时势变革之际,路名也总是跟着变,它的意义远远超过文字本身。

  前不久,中央美院学生葛宇路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北京的一条道路,为此他还自己制作了路牌标识。这个路名最后被导航软件收录进地图,连路政工作都给路灯编号上标注了“葛宇路”。最终,葛宇路的“行为艺术”被拆除,又因其他事情遭学校记过处分,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许多网友为,“葛宇路”已经被导航软件收录,应该从便民出发,继续沿用,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1986年民政部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中的两句话,就已经宣判“葛宇路”这种命名是不合法的,一句是“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另一句是“城镇街道名称,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审批”。

  简单一句不合法,并不能理解路名变更背后的意义。纵观路名在中国一百多年的折腾史,每到一个历史关口,在时势变革之际,路名也总是跟着变,它的意义远远超过文字本身。

  租界洋人起的最早路名

  中国古代,除了经过严密规划的京城核心区域,一般地方是没有路名的。有也只是在繁华地段,民间为了方便的习惯叫法,比如巷子中有户姓唐的大户人家,于是叫“唐家巷”,或者临近白河,所以叫“白巷”,等等。这些都不是官方行为,也不具备现代路名的行政意义。

  约翰·汤姆森拍摄的晚清中国,即便是坐轿走的官老爷,也不一定能享受到大马路。/Pinterest

  晚清中国仍处于农业帝国的垂暮,除了供给驿马奔驰的驿道以及城内少数可供马车行走的道路外,大多数道路并不能够承载交通工具的使用,而仍然以步行为主,也因此而狭窄、错落。

  那时候的道路系统有多混乱,从1921年程天固对广州道路的整改可见一斑。时任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的程天固在着手建立广州道路系统时,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拆房子、拆城墙,拆得满城瓦砾、交通阻塞之后,才能够重新修路。原来的广州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可言,不拆就不能建。

  这还是民国十年,还是比上海开埠更早的广州,尚且如此,可以想象19世纪的西方人进入上海时,面对着的是多么原始而混乱的道路系统。除了拆建修补,中国最早具有行政意义的路名,也是西方殖民者起的,始于对上海租界的改造。

  1930年上海租界地图。/Wikipedia

  1843年,也就是《南京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伦敦的传教士麦都思到沪参与道路修建工作,他最早提出直接用中国地名来作为路名。1863年,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要整顿租界路名时,英国人要求用英国地名,美国人要求用美国,吵得不可开交。而麦都思的儿子英国领事麦华佗站了出来——都别吵啦,听我爸的,就用中国的地名。

  左一为麦华佗,原先英租界也有条以他名字命名的麦特赫斯脱路(Medhurst Road),后改为泰兴路。/Wikipedia

  麦华佗拟了一份《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成为1865年租界道路命名的指导文件。租界内道路基本上都用中国地名命名,南北纵向马路用省份,东西横向用城市,所选取的城市名基本上是对殖民势力在中国的一次盘点。

  比如根据《南京条约》所开通商口岸命名的广州路、厦门路、福州路、宁波路,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所开商埠命名的南京路、汕头路、九江路、牛庄路等,根据1860年《北京条约》命名的又有天津路、北京路、圆明园路等。

  天津英国租界内的维多利亚大街。/Wikipedia

  租界之外,还有越界修筑的道路也要起名字。这些道路多以殖民先驱的名字命名,如以英国领事名命名的劳勃生路(Robinson Road),以及凯斯威克路(Keswick Road)、林肯大道(Lincoln Avenue)等。

  可见,上海租界道路的命名就是殖民者势力的一个微观缩影,租界内是已经占领的城市,城市方位也与道路方位对应,一个小小租界像揉进了大半个中国。而租界外则是开疆扩土的人名,宣示着扩张租界的野心。

  许多租界路名一直流传至今,如今黄浦区数不胜数的地名道路就是当年的遗迹,南京路、北京路,恍若一种“身处上海,吞吐全国”的错觉,但别忘了,曾经用这些路名吞吐全国的不是上海人,而是洋人。

  谁的地盘谁起名

  洋人在租界修路的同时,晚清的近代化建设也在逐步开展,自然会涉及到学习西方的路政,但在道路命名上却没什么特色,比如张之洞在南京修的第一条马路叫“江宁马路”。上海在光宣年间修建的马路路名也很简单,比如福佑路(因东至福佑桥得名)、肇周路(从周泾通往肇家浜)、方斜路(从方浜桥通往斜桥)等等,和租界大开大合的路名相比,这些路名简直太不走心了,甚至有些偷懒。

  中国人在道路命名上开始注入情感和内涵,要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开始。1928年,东北易帜,南京政府终于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大规模的市政建设运动也随之开始,道路命名也染上更多政治色彩。

  2011厦门中山路改造,拆除了原先历史悠久的骑楼。/视觉中国

  比如“每个城市都有一条”的中山路,虽然从1925年孙中山去世时,广州就已经把惠爱路改名中山路以表纪念,但那时候中国的大半地方还不认他是国父。1928年,南京为了迎接孙中山的灵柩,修建了中国最早的中山大道,也是南京第一条柏油马路,至今仍是南京中轴线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此后,中山路才在全国逐渐流行。

  上海的中山路更有意思,观察地图可以发现这条中山路是环状的,所以又叫“中山环路”(今为内环高架桥部分路段),它和黄浦江一起把租界给包围了起来。之前提到租界的越界筑路是出于扩张租界的企图,那么“中山环路”这种堪称水泄不通的全包围,将越界筑路扼杀在圆环之内,在路名上以国父之名钳制住膨胀的租界。

  图中绿色线条即中山路,可见其包围租界的形状/《中国城市老地图》

  比起单条道路,更显特色的是整个道路系统的命名。1927年之后,国内几个大城市都开始了市政革新与建设,如1929年上海制定《大上海计划》,以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对上海建设的设想为基础,规划了一幅“抗衡租界”的新上海蓝图。所谓“抗衡租界”,就是在租界以外另立上海市中心,以此来彰显谁才是上海真正的主人。古训曰“名从主人”,路名对主人身份的确定非常重要。

  上海的新市中心被确定在租界以北的江湾镇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江湾五角场,当时那儿还是大片农田。具体建设不细说,想要强调的是,这个新市中心的核心区域道路命名非常有趣。

  江湾新市中心与租界位置关系图/《中国城市老地图》

  根据计划,这片核心区域将被建设成一个“中”字的形状,而连接“中”字的东西南北有四条主干道,分别名之以“三民路”(今为三门路)、“五权路”(今为民星路)、“世界路”(今同)、“大同路”(未建成)。而在“中”的四周,道路向四面延伸,东面呈整齐的方格状,西面则为放射状。

  市中心“中”字区域规划图/wikimedia

  道路则分别以“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这些汉字为首字来命名,一共包括11条“中”字头马路、10条“华”字头马路、5条“民”字头马路、10条“国”字头马路、9条“上”字头马路、13条“海”字头马路、15条“市”字头马路、12条“政”字头马路与8条“府”字头马路。这一庞大的设想最终因日本入侵,只实现了一部分,沿用至今的路名也基本没有“上”、“海”、“府”三字,而以“国”、“政”二字为首的仍留存较多。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量子力学大牛、诺贝尔奖得主玻尔还因公来到上海,特意提出要去江湾的新市中心看一看,并且对那里宏伟的道路系统和精美的中国楼台式建筑“留下了很愉快和很有趣的印象”。当时的“大上海计划”已经实施十年,虽因战乱停顿过一段时间,但已经建好了市政府大厦、图书馆、博物馆等,道路也初具规模。然而几个月后,上海沦陷,这些新建筑也在日军轰炸之下只剩残垣断瓦。

  上海江湾市中心俯瞰图/《上海青年》1933年第21期

  日军全面侵华之后,对所占领的城市路名也大动手脚。比如上海,日本人把新市中心路名首字的“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换成了“中日协同建设新东亚”;在青岛,日本人干脆把全市的道路全部换成了“XX町”、“XX丁目”,从路名上看俨然是座日本城市。在厦门,日军宣布扫除所有“敌性”路名,连同英布路因为带个“英国”的“英”,都要改成同兴布路。

  有趣的是,1943年汪伪政府成立后,伪上海市政府在路名里强调恢复“民族自尊”。根据1944年的一份名为《大东亚共荣圈现状:便览:上海新旧路名对照表》的文件,伪政府对租界路名大动干戈,除了保留中国地名式路名外,所有以外国人名、外国地名或机构名来命名的道路,全部更改。比如霞飞路改为泰山路、白保罗路改为新乡路、比亚士路改为西湖路、卡德路改为嘉定路等等,尽力去除殖民痕迹。

  俯瞰如今上海的淮海路,曾经的霞飞路,依然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视觉中国

  然而,上海市民们早已经习惯了“殖民化”的路名,伪政府改成中国路名后反而引起不适。以至于需要官方出力,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告诉市民们,这种把洋名字改为中国名的做法,其实早在八十年前租界时代就已经有了,还列举了一些当时改动的路名,如上文提到的南京路、北京路等,因此呼吁大家要适应并使用新路名。

  我不同意你不能改

  新中国之后的路名,又是一套崭新的命名词汇,例如常见的“解放路”,就是1949年后逐渐出现的。当时解放军军队节节胜利,一路攻下城市后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修改路名,定一条“解放路”,部分城市在解放时没有解放路的,也大多在之后几年内补了一条。如1949年,杭州、镇江、宜昌、温州、桂林等诸多被解放城市,都出现了解放路。

  那么,定哪条路作为解放路呢?大略有以下三种做法。

  第一是由中正路改名而来。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声望达到极点,许多城市都把城市主干道改名为中正路以示尊敬。当时的中正路多是城市核心枢纽,比如杭州的中正路是东西干道,繁华闹市区,天津的中正路则被称为“东方华尔街”,用当时的最高领袖名字命名,自然是为了凸显核心地位。1949年后,武汉、长沙、杭州、镇江、天津、桂林等城市的中正路,陆续都改成了解放路;1945年上海的主干道中正路在1950年也改名为“延安路”。

  1949年5月3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杭州。图为进城的解放军部队。/视觉中国

  第二是把解放军进城的道路改名为解放路。东莞解放路的前身为高第街,高第街当时在城外,是进城的一条公路。1949年10月17日,解放军经此路入城解放莞城,因此命名解放路。类似的还有广州的解放路原名中华街,宜春市的原名景公街,还有新疆叶城县、福建三明市等等,这些城市的解放路都是解放军进城的道路,因而得名。

  第三种则是后来修建的重要干道,也以解放路为名,以示纪念。比如成都的北大路改名解放路,恰好就在成都解放二十周年之际;无锡解放路,是1950年修建的环城大道,这条路重现无锡“龟背古城”的轮廓,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黄岩市的解放路,是1958年改的名,乃市内最长的一条道路。这些解放路都是整个城市的重要干道甚至是城市标志之一,改名解放路也可见此名分量之重。

  但据知乎网友“马骏”使用地图数据统计,截止到2014年7月,全国的路名数量表上,第十名则是解放路,更多的是人民、文化、幸福、光明路,排名第一的则是建设路。

  “建设路”在全国出现,则是1950年代“一五计划”期间,大规模发展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影响。比如上海闵行1956年时就有一条建设路,郑州则是1953年,成都的建设路在1956年建成,1965年改名为建设路,这条路是成都当时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东郊工业区的门户。

  1983年深圳旧建设路。/深圳档案信息网

  而一些地级、县级城市则要晚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寓意“现代化建设”。比如高平市1984年、邢台市1980年、长乐市1980年、格尔木市1984年、肇庆市1986年等等,大多是城市要修建新城区、新工业区,因此才有建设路。四季如春的昆明则没这么俗气,1979年给一条路起名建设路,原因是旁边要建一家新电影院。

  其次,带有旧政权色彩的、封建迷信因素的路名也需要换掉。如以国民党要人名字命名的道路,改成了“延安”、“淮海”、“瑞金”等具有革命史意义的路名。而所谓带封建迷信色彩的路名也要换掉,如上海就在1964年修改了带庙、堂、寺、观的路名,观音堂路改为佳木斯路,高昌庙路改为高雄路,指江庙路改为芷江西路,留云寺路改为柳市路等等

  “葛宇路”路两侧已竖起黄色路标,路标上写着“百子湾南一路”。/视觉中国

  虽然要在路名上扫除封建迷信,但是北京50年代的一份档案中,关于道路命名的上级指示还是有这么一句:“个别带有群众不喜欢的‘坟’字的,可以改掉。”

  2015年,郑州市政府发布文件,将“祭(读为炸)城路”改名为“平安大道”,结果被几名市民一纸诉状告上法庭,案件一审后,法院认为原告“缺乏行政诉讼上的利害关系”,因此驳回起诉。但几位市民继续上诉,案件至今还在二审。

  “祭城路”起源于商朝的祭国,论路名的历史底蕴,恐怕国内很少比这条路更深的了。可这几位市民如果回顾一下中国路名的改名史,就会知道,即使路名每天都要用到,它依然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

  参考文献:

  [1] 董卫主编.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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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865%E5%B9%B4%E4%B8%8A%E6%B5%B7%E5%B7%A5%E9%83%A8%E5%B1%80%E5%91%BD%E5%90%8D%E9%81%93%E8%B7%AF%E5%88%97%E8%A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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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张姚俊. 民国时代的“大上海梦”(附图). 上海档案信息网:

  http://www.archives.sh.cn/slyj/shyj/201306/t20130604_38706.html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地名管理条例. 19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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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袁庭栋著. 成都街巷志 下.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0.04.

  [20] 梅佳(选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城市道路命名史料[J].北京档案史料,2007,(第2期).

  [21]题图:“葛宇路”在拆除,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师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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