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俄罗斯，集体安全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来说，大量非军事性质威胁的根源是地缘政治敌人美国，北约，其盟国和部分伙伴国，它们长年以来在后苏联空间、近东和中亚采取系列信息-心理行动，破坏人民的思想意识和民族文化认同，设置发展障碍和促成衰退，建立间谍网络。
[知远导读]本文主要分析了俄罗斯目前面临来自美西方国家的混合威胁的性质、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必须对混合威胁予以“混合应对”，文章强调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及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地区乃至国际关系稳定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文章编译如下：
全球化导致的趋势之一就是国际、地区和国家安全所面临挑战、威胁的非军事部分有所增加，有些甚至是全新的挑战和威胁。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使用武力、强力手段的危险、冒险、挑战和威胁存在的同时，控制居民世界观以实现完全掌控和外部控制的方法，越来越频繁地成为对被侵略对象国家的影响手段。
图1.航母突击群通常用于展示武力，而不是作为实际的战争工具
传统的各类军事安全挑战、威胁存在的同时，使用非军事手段达成政治和战略目的变得越发重要，在部分情况下，其效能要大大超越军事手段。非军事手段需要辅以隐蔽的军事措施，其中包括信息对抗措施，特种作战部队行动，利用居民中的反对势力。非军事手段争夺空间的主体思想是：将设计好的世界观强加于潜在敌人，以此来征服其整个统治体系。与此同时，信息影响能够改变国家的主要地缘政治潜力——国家精神，文化，人民的道德精神状态。对于俄罗斯，集体安全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来说，大量非军事性质威胁的根源是地缘政治敌人美国，北约，其盟国和部分伙伴国，它们长年以来在后苏联空间、近东和中亚采取系列信息-心理行动，破坏人民的思想意识和民族文化认同，设置发展障碍和促成衰退，建立间谍网络。
这些行动的目的是：破坏发展的主观性，刺激对抗升级，推翻执政精英和支持愿意接受外部控制的反对派。
不同的观点
军事分析人士对未来威胁的争论还在继续，同时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不同观点，分别基于打击叛乱分子(叶夫根尼·梅斯涅尔所说的非传统战争或者暴恐战争)和传统战争。
接受这种对未来冲突的二分法观点，一方面，简化了国防计划的制定，以及后续关于力量结构和资源分配方面的决策。
另一方面，部分现代冲突实践(如，2006年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战争，真主党善于将游击队和正规军，也就是军队和民兵结合起来)表明，敌人不再局限于使用各种完全不同的军事行动方法，而是使用全部的战争样式，而且通常是同时使用。敌人综合使用各种混合手段是为了达成非对称优势。
因此，必须要相应综合现代多维冲突中使用的军事和非军事样式，手段，方法和技术。21世纪初，美国理论家提出，当时对冲突的二分法模式之外将出现第三个组成部分——混合战争。既不属于战争时期，也不属于和平时期的行动就属于混合战争。比如，美国将军迈克尔·伊舍伍德在专著《混合战争下的空中力量》中，提出了自己对混合战争中界限偏移和模糊的理解：“它(混合战争)消除了常规战争和典型非常规战争之间的区别”。
在混合战争中，威胁的概念涵盖了新型一体化、复合威胁，通常被称之为混合威胁。“混合威胁”这一概念包括了广泛的敌对环境和企图，比如，网络战争，非对称低强度军事-武力冲突背景，全球恐怖主义，海盗，非法移民，腐败，种族和宗教冲突，资源安全，人口问题，跨国犯罪，全球化问题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在“北约双边战略司令部最高作战指导构想(NATO’s Bi-Strategic Command Capstone Concept)”(2010年)中，混合威胁被定义为：能够同时使用传统和非传统手段以达成自身目的的敌人所构成的威胁。
混合威胁系统具有系列特点，保证其在混合战争各个阶段的有效运用。这种系统的破坏力要比组成系统的威胁总和的破坏力要大得多。这种威胁作用的“聚能效应”由系列相互依存的预先和执行措施体系来实现，在目标国境内外的大量参与者协调实施行动。善于利用形势快速发展的影响因素，使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赋予进程必要的方向性有助于胜利的达成。对混合战争各个阶段有针对性的预测和战略筹划使得混合战争战略具有毁灭性的能力。
为了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组织对抗，预先在“哪些行为属于侵略”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非常重要，比如，可以是潜在的网络攻击，要确定其源头和合法的反制措施。或者如何处理能源安全保障问题和主权国家对其所属自然资源的支配权之间的关系。尤其迫切需要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制定这种协商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美国和北约，混合威胁不仅成为了理论研究的对象，还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实践层面。
北约和欧盟的9个国家今年4月11日在赫尔辛基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对抗混合威胁先进经验中心的备忘录，该中心将与北约位于里加的战略传播中心和位于塔林的网络防御中心建立协作。“三大中心”的部署位置完全符合美国兰德研究公司2017年初编写的报告《波罗的海国家的混合战争，危险和潜在回应》(见独立军事评论2017年4月7日-14 日的第12期)中所提出的方向。报告特别集合了北约和欧盟成员国蓄意反俄活动的方案，同时也是利用“臭名昭著”的俄罗斯恐吓中立国——瑞典和芬兰的又一尝试。
因此，有必要审视一下混合威胁的独特性究竟在哪?使其成为现代冲突——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恐怖的武器。
威胁的特点
混合威胁具有以下特点：威胁的根源是国家，国际恐怖主义，民族主义和伪宗教组织，跨国犯罪组织，寡头集团。很明显，美国和北约对“混合战争”和“混合威胁”概念采取了主观主义宣传方法，诬陷俄罗斯是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称其要为这些概念的付诸实践负责。而与此同时，自己却已经在巴尔干、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广泛使用了“混合的”斗争方法，目前正用于损害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其它很多国家的利益，对此，华盛顿却视而不见。
最初，混合侵略的目标国所面临威胁的根源可能是内部的，也可能是外部的。内部威胁的产生是由于国家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的必要问题和任务，保障每个公民的安全以及物质和精神的发展。
在现代条件下，很多国家面临这类威胁中最迫切的是腐败，维护国家和公民利益的三权分立之间制约和平衡体系的欠发达，社会经济关系的不完善和不公平，民族和宗教矛盾，民族国家统一思想的缺失，武装力量和护法机关薄弱，边界监控力度不够。
软实力不够强大是导致国家脆弱的重要内部因素，软实力决定了国家对于本国居民和外国人民的吸引力。国家吸引力不够将使其成为敌对势力文化-世界观扩张的对象。
混合威胁的外部根源是利用自身能力破坏目标国经济，给予军事压力，采取破坏性信息-心理行动的国家和非国家机构。
威胁的组成取决于制造威胁者的能力和目的，也取决于作用对象的薄弱点。
威胁的规模和范围，决定了其作用的区域边界，取决于威胁对象的数量和可接近性，及其预先发现和研究的能力。
最后，混合威胁的混成特点使其不仅能够成为混合战争的催化剂，部分情况下，还能用于引发颜色革命，颜色革命条件成熟的土壤通常依赖混合战争。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一般而言，颜色革命是基于自身条件发展的特殊现象。
混合威胁的复合型使得发现其根源变得十分困难，通常该根源是隐蔽的。通过这一方法建立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了遭受袭击国家或者国际社会对此的反应速度。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混合威胁是对国家或者国家联盟构成直接损害危险的征兆。同时，对威胁的预测并不能准确确定其内容和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因此，制定行动计划和筹备消除混合威胁所必要的资源具有系列不确定性。
构成这种不确定性是混合威胁的重要特征，其基础是敌对国家和非国家主体联合使用各种战略、方法和可能性达成非对称优势的能力。
因此，混合威胁是为达成破坏目的，多层次、动态组合、协调使用常规和非常规部队，恐怖主义和犯罪分子，民族主义和伪宗教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行政、金融、文化-世界观领域，网络空间和太空采取的破坏行动是混合威胁的重要根源。
如何抵御悄然而至的侵略
对抗混合威胁需要制定并系统落实一系列样式和内容不同的(混合的)、相互关联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信息和其它措施，旨在预防或者削弱来自侵略国(国家联盟)的破坏性行动威胁。
俄罗斯国家利益面临的混合威胁包括几类威胁，成功抵御这些威胁需要有计划地对形势发展做出战略预测，预先制定计划。目前，可以列出一系列促使新威胁出现，或者提升现有威胁危险水平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发展趋势。主要包括：
国际关系中不断采取单边、武力的观点对国际形势稳定和可预见性产生消极影响，比如，美国凭借臆造的借口打击叙利亚空军基地，朝鲜周围的“航母外交”。国际组织影响世界局势发展的权威和实际能力的削弱加剧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美国与其它世界政治重要参与者之间矛盾激化，其中包括美俄中三边关系，美国伊朗以及俄与北约关系。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近东，中东，南亚和非洲部分国家，朝鲜半岛的冲突对国际安全的破坏性影响持续发酵;
美国和欧盟对俄实施经济制裁，引发财政经济危机，其造成的损失总额与使用武力相当;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的威胁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协作摇摆反复;
全球信息对抗加剧，网络空间和高技术领域违法活动形式的不断发展;
俄罗斯地缘政治敌人支持民族主义情绪，排外主义，分离主义和包括以宗教极端主义为口号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战略;
与失控非法移民，毒品贸易和人口贩卖有关的威胁;
资源争夺加剧，其中包括在近东，巴伦支海大陆架及北极其它地区，中亚的里海海域;
美国和北约在欧洲部署全球反导防御系统的行为是国际安全领域中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强大助推器，北约在俄罗斯边境军事活动的增加。
以上只是简要列举了一下“刀锋”直指俄罗斯的混合威胁，还远未包括全部混合威胁，但己足以将混合战争作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最迫切的威胁。此外，综合利用混合威胁，将其作为在目标国或国家同盟内制造不稳定的外部施压工具，这己经不仅仅是内部威胁，对整个全球安全体系也是巨大的危险。
分阶段多维冲突战略
必须认识到，冷战结束后，西方团结一致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己经成为国家间对抗的全新样式。
西方针对俄罗斯的现代混合战争的本质和内容包含1945至1991年间冷战所具备的总体特征和规律。这里指的是两次冲突的全球规模和连续性，以及每次冲突都具有关键的部分——冷战中的意识形态部分和全球混合战争中的文明部分。构成每个部分的基础是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形态，如果其代表方取得胜利，每种世界观都有可能或者将会形成人类的主要精神核心。世界观是作为混合战争在文化-世界观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信息战争的战略目标。
俄联邦信息安全学说中强调：“信息领域是社会生活的系统构成因素，对俄联邦的政治、经济、国防及其它安全产生积极影响”。文件(信息安全学说)中所列出的信息领域的大量威胁进一步丰富了战略遏制的种类(核，常规力量和网络)，即通过对潜在敌人的信息资源目标实施大规模专门影响来实现战略遏制。在信息对抗领域使用这种遏制方法是混合战争的重要资源。
无论是冷战，还是混合战争都伴随着社会和军事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冷战中，军事领域的革命源于核武器的出现。在混合战争中，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成为决定冲突样式和方法革命性改变和产生新型冲突的决定性因素。这两大战略因素的作用对整个国际社会发展以及军事战略产生了影响。
新的战略因素的出现和发展决定了混合战争战略的质的改变，根据形势、情况的不断变化，通过制定目标，总体筹划，系统运用打击敌人的措施达成战争胜利。
政治学家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夫认为，现代战争的最高样式是“文明战争，也就是文明存在价值的战争”。价值战争中的胜利者赢得的不是空间，甚至也不是战败国家资源的支配权，而是决定其将来的权力。
价值战争构成了混合战争战略的核心，其主要目标是保证后续逐渐、有计划地掌控国家(混合侵略目标)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是要控制其民众的精神。
20至21世纪之交，在并未出现大规模正规军冲突的情况下，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采取了混合战争战略——分阶段多维冲突，该战略的最终目标是要搅乱俄罗斯和欧亚空间。
冲突的第一阶段，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成功实施了受操纵民众参与的颜色革命，国家开始受到外部控制。同时，使用非正规武装，特种作战力量和“暴恐战争”战术的军事措施与信息、网络空间的对抗相结合，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
第二阶段，将战略延生至外高加索国家、中亚和中国。之后应当是旨在破坏和瓦解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新措施。任务是要在俄罗斯周围建立反俄政权地带，同时对俄增加各种压力。
它们希望，欧亚空间的混乱以及中亚国家的不稳定导致中亚国家前往俄罗斯的难民数量急剧增加。难民潮的爆发将导致国内(俄罗斯)严重的经济困难，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种族间紧张形势加剧。中亚部分边境地段目前仍然缺少管控，决定了恐怖分子“渗透”进入俄罗斯的可能性高度存在。因此，需要大幅提升国境的警戒水平，加强对移民的监管。面对越来越现实的威胁，应当通过巩固国土防御，加强国家近卫军建设，吸收哥萨克(还有待恢复)保护边境来予以应对。
在此背景下，在现有一体化联合体(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独联体)框架内，维护欧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是俄联邦最重要的战略任务。
最后，在结束阶段，破坏活动数量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通过外部作用和内部因素共同发挥效能，建立孤立地带，对俄边境地带施压，将造成国家(俄罗斯)经济瘫痪，挑起大规模反政府活动并促成国家政变。政变的最终目的是亲西方势力上台，完成俄罗斯分裂进程。
在这一背景下，必须坚持俄罗斯武装力量既定的优先发展方向——完善导弹-核盾牌和空天军。与此同时，武装力量并不善于应对大量民众参与的破坏活动。针对俄罗斯使用的混合方法需要基于软实力的“混合应对”，包括基于社会-人道主义常识的公共外交能力。
俄罗斯的经济模式需要重大调整，其结构性问题在不断累积，维持现有的财政经济政策和管理政策并不能走出危机。必须进行改革，集中对经济的领导，实现金融体系的自主化。
俄罗斯为什么需要盟友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军事潜力和团结程度的进一步增强，上海合作组织政治潜力的巩固，以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采取实际措施巩固中亚地区的互信合作对俄罗斯来说具有特别的军事政治意义。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地位非常重要，根据俄联邦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将在对抗地区挑战和威胁中发挥关键作用。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战略方针是不干涉组织成员国的政治进程和政治生活。而颜色革命战略的目标恰恰是政治和文化-世界观领域。后苏联空间内颜色革命的特点就是其非暴力性。但是，在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系列事件中，西方地缘政治专家出了差错，使吉尔吉斯斯坦滑向“破产国”地位，面临国内战争并丧失国家主权。凭借与俄罗斯的同盟关系，基辅独立广场发生的类似事件一度遭到制止，吉尔吉斯斯坦也保全了主权和完整国家的地位。
从吉尔吉斯斯坦的经验可以看出，颜色革命作为一种现实威胁，应当不仅仅被看做是对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国内局势的外部干涉和外部影响。在每个国家内部，都必须准确预测激化社会经济形势，挑起国际和宗教纷争，甚至可能导致国家合法政权遭颠覆的国家政权决策的可能消极影响。部分盟友必须坚决放弃脚踏两只船的想法，一方面与美国“眉来眼去”，一方面又指望得到俄罗斯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支持。有些时候，这种政策可能会落空，不幸者可能不得不单独面对可怕的敌人。
如今，与冷战时期及冷战之后的一段时期不同，主要的国际角色及其盟友不得不重新面对整体的不确定性，企图改变国际环境，包括通过使用基于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的、精心策划的破坏战略。似乎这些战略的使用者还存有侥幸，希望能够控制所有从他们的潘多拉之匣中释放的灾难和不幸。
早在十七世纪，法国学者加布里埃尔·诺德就在著作《对国家政变的高级策略和手段的政治思考》中首先指出了为实施国家政变，反对派、国家精英代表为夺取政权，或者为了将国家交由外部控制，而采取的破坏活动的结果的不可预见性：“雷电在被听到之前就已经从天而降。祈祷在钟声响起之前就已经开始。有些人在遭受打击的时候还认为是他自己在打击别人。从未预料到苦难的人在遭受痛苦，自以为绝对安全的人在走向死亡。这一切都在夜幕和黑暗的掩盖下，在暴风雨和混乱中发生着”。
略显悲观的中世纪预言直至今日仍然发人深省。现代各种反复无常的冲突并不总能打开局面，反而经常会让各种变化的发起者单独面对新的、不可预测的危险。(全文完)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微信公众号“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威远 编译。原载于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周报2017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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