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钢琴家》剧照，被驱逐的犹太人聚居区，得以逃脱的犹太人钢琴家。
由于无法忍受以色列法律强加于我虚构的民族属性，更难以忍受它在世界其他民族面前自诩上帝选民俱乐部的成员，我愿意放弃做犹太人并不再自认为是犹太人。
——施罗默·桑德
我们，波兰的犹太人
1944年4月，诗人朱利安·杜维姆（Julian Tuwim）发表了他的悲情诗《我们，波兰的犹太人…… 》，诗的开头这样写道：“如果我必须明确我的国籍，确切地说，我的民族情感，我会说我是波兰人，这样说有许多简单而几乎淳朴的理由，大部分是理性的，小部分是非理性的，但绝无‘神秘’的成分。是波兰人，这既不是一种体面，也不是一种光荣又不是一种权利。这，就像是呼吸。从未见过一个以呼吸为骄傲的人。我是波兰人，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学习，因为在波兰，我曾有过幸运和不幸。因为我只是想，从我被流放的地方返回波兰，纵使有人在别处允诺我天堂的快乐……对于这一切，我的回答是，我知道有人在问：‘好吧，如果你是波兰人，那为什么要说，我们，波兰人？’而我荣幸地告诉你，‘因为血液-也就是说，种族的教义？-不，绝不是。不是种族的教义，恰恰相反，是有两种血液：一种流淌在血管里，一种流淌在血管外。’”
1944年，杜维姆因他的一腔热血而成为了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诗人不否认他是犹太人出身，即使他更愿意把自己当成波兰人，并厌恶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想否认其国籍并把他送到巴勒斯坦的基督教排犹主义者。尽管战后，他更愿意回到他的祖国，笼罩了整个欧洲的地狱般工业化大屠杀却促使他把自己认定为犹太人。他的理由很正确：他们，几百万因为出身而遭到谋杀的人民，不该再离开自己的土地或者改变自己的出身。因为希特勒，他们应该永远是犹太人。
我记得，很早以前曾读过他的悲情诗，从而更加强了我的犹太人意识。彼时，我也认同“二战”刚刚结束后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ourg）的观点，即这个星球上只要还有一个反犹分子，他就要作为犹太人而存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以色列的政策越来越极端，尤其因为它强行改变了缅怀历史的方针，使我对确认自己身份的自信心不断受到伤害。
《辛德勒名单》中的受难者——包括儿童。
独特的受难者
有件事说明出现了这些伤害：我在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读博士的时候，有人组织了一个大学论坛，在法国，这是第一个关于纳粹主义和种族灭绝的论坛。犹太社区的代表们参与了论坛的准备工作，还筹措了资金，他们对于论坛向一位茨冈女报告人发出邀请感到十分恐慌并坚决反对她出席讨论会。经过了极其艰苦的努力，借助于历史学家皮埃尔·维达尔-纳盖（Pierre Vidal-Naquet ）的积极干预，“非犹太”女研究员才被允许发言。这件事让我感到恶心。首先，我非常诧异，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还不知道对于纳粹罪行的不懈追索仅仅是为了犹太人。
再后来，又经历了几次这类事件之后，我经常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城里的晚餐聚会、大学的课堂上、激烈的争论中）提问：“有多少人在纳粹的种族灭绝集中营以及在其他大规模屠杀中被杀害？”回答毫无例外的都是：600万。当我强调我问的是被害人总数而不仅仅是犹太人，我的对话者都显得非常吃惊，极少有人知道答案。
看过20世纪50年代阿兰·雷乃（Alain Resnais）导演的电影《夜与雾》的每个观众都能回答：1100万人。但这个“非正常死亡”的数字从西方集体记忆的硬盘中被删除了。事实上，可能是1000万死难者（而不是1100万），其中有500万犹太人（而不是600万），这是研究者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的权威性著作《欧洲犹太人的毁灭》里提到的数字。这里，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数字上的差别，而是应该知道为什么“总的”数字会完全消失以及为什么只剩下并只听得到“犹太人”的数字。
总的来说，阿兰·雷乃的这部电影非常成功，但瑕疵是片中仅有两处提到“犹太人”。叙事的重点聚焦在纳粹的种族灭绝机构上，电影所表现的死难者主要是政治犯、抵抗战士和苏联战俘。遗憾的是，观众在这个故事中根本不可能认识到纳粹妄想狂的本质和对想象中犹太人的妖魔化。一半以上“非常规”死难者曾被刽子手打上了“犹太人”的标记，这个事实对于理解“二战”期间纳粹的种族灭绝和仇恨行为的性质极为重要。虽然这些“优先”死难者中的许多人绝不承认自己是犹太人，而坚持认为自己是法国人、荷兰人、波兰人或德国人，但当被刽子手认定他们属于犹太种族之后仍然被杀害了。所以说，“文明化”的对白显然是雷乃这部电影的主要缺陷。
导演的这个瑕疵，因其要大胆表现隔离区里一个戴军帽的法国宪兵而得到了弥补：20世纪50年代还有不少曾经与纳粹占领者合作过的法国人，那时展现这种令人不舒服的事实需要某种知识分子的勇气，不幸的是，审查没有通过。
1985年，即《夜与雾》上映整整30年之后，另一位法国导演的影片上映了：克罗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的《浩劫》，影片迅即在20世纪末的电影文化领域里取得了回忆种族灭绝的权威性地位。是否应对导演在他那个时代接受了以色列政府的直接援助而耿耿于怀？另外，是否不应该指出贫穷、愚昧的波兰农民有时好像与有教养的德国纳粹一样有罪？把这些问题看成是平等、连续和一致的行为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
在长达九小时的电影《浩劫》里，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的是，没有出现过一次从法国开来的死亡列车！也绝少提到1942年7月，当犹太儿童被送往冬季体育场的时候，“光明之城”的大部分相对冷漠的居民，以及他们之中在花神或双偶咖啡馆里消磨时光的知识分子。这部大获成功的法国电影彻底删除了维希政府的历史角色，这一切显然有利于在法国和西方世界建立标志性的纪念之地。许多人都满足于这种想法：工业化大屠杀的实施是在那边-在遥远的、疯狂反犹的东方，在粗野的天主教农民之中，而与有教养的、精致的美丽欧洲毫无关系。
况且，我作为这位自称犹太人导演之作品的一个以色列观众，很难接受如此注重细节的历史回顾电影从头至尾谈的都是在这个巨大死亡工业中罹难的犹太人，而没有其他受害者。因此，尽管电影大部分镜头是在波兰摄制，却还是让观众无法知道有500万波兰人在这里被屠杀：250万犹太人，250万天主教徒。即使原来是为非犹太人的波兰战俘而修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也不配在《浩劫》中得到说明。因此，我一点也不会奇怪，那个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能够带着满意的神情，谈起波兰的种族灭绝集中营。
当然，几乎所有在波兰的犹太人都从波兰的土地上消失了；他们被抛进了焚烧炉或者被就地掩埋；而大多数波兰天主教徒活到了战后；当我们衡量死者和生者的差距时，会感到那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差别。但如果按比例计算，罗姆人（即茨冈人）的被害人数与其族群总人数的比例显得与犹太死难者的比例非常接近；然而他们却无权在朗兹曼的《浩劫》中出现。
遗憾的是，当涉及回忆受难者的时候，这位法国导演不是唯一要进行种族筛选的回忆监制人：有几个人是在他之前，更多的人紧跟其后。同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为使犹太人死亡的专属权得以永存，对于其他人的死亡保持了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沉默。
从20世纪最后的1/4算起，几乎所有关于未被纳粹打上“闪米特人”标记的死难者的记忆都消失了。工业化杀戮成了犹太人特有的悲剧。西方记忆中的纳粹集中营和种族清洗的现象或多或少地排除了其他受难者：茨冈人、抵抗战士、反对派、共产党人、社会党人、耶和华见证人派、波兰知识分子、苏联军官和警察等等。除了某些同性恋以外，那些所有被纳粹清洗的人，以及对犹太人及其后代的系统性谋杀，也都从储存记忆的主要网络中删除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切，而创建这种新的再回忆又对当今犹太人身份的特点产生了什么影响？
《汉娜·阿伦特》中受审的艾希曼
记忆的演变
20世纪40代末以及整个50年代到60年代，灭绝犹太人的耻辱记忆始终处于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边缘。在以色列，尽管对艾希曼（Eichmann）进行了审判，但直到1970年，种族大屠杀竟然没有列入教学大纲。这个课题在全世界的犹太人教育机构中很不得人心，在谈到它的时候也总是小心翼翼。这有好几个原因，我在此试举二例。
第一个原因属于心理过程的反复无常：战争刚刚结束，集中营的幸存者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好。按照当时令人痛苦的偏见，如果某人成功地活着走出地狱，那可能是他出卖了那些被谋杀的人。纳粹，在把人变成灰烬以前，先竭力把他们变成失去一切人类团结精神的人渣。这将会进一步证明他们的达尔文主义哲学。在这种反人性的勾当中，他们挑唆囚犯之间互斗，鼓励偷窃，取笑他们的身体残疾。凶恶的狱吏及其狱霸走卒非常愿意看到他们没有团结的意识而有普遍的兽性。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初，集中营的幸存者都相互指责这种可耻环境里的卑鄙行为。想要采访幸存者并让他们提供关于经历折磨的口述或视觉证据几乎是不可能的，许多人为幸存下来而感到耻辱。
这种长时间沉默的第二个原因与国际政治有关：在冷战时期，整个西方积极动员起来力争西德重返人民“民主”的大家庭。然而，事实是，这个国家的精英们-既不是社会党人，也不是共产党人，而是曾经谄媚希特勒的那一代人，所以最可取的还是淡化这段历史，同时提出一种谨慎而克制的版本。当时的许多美国电影创造了一个经过漂白和正常化的威尔马赫特（Wehrmacht）形象，有好些书描写了德国的反纳粹抵抗运动及其暗中受到的同情。那些以“不负责任的方式”敢于冒犯这种回顾历史时的犬儒主义选择性游戏规则的人，主要是些政治上的左派作家和艺术家。
从20世纪60年代起，关于极端恐怖的认识开始渐渐发生变化。冷战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向以色列赔付了金钱和补偿了幸存者之后，便顺利地融入西方的政治文化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机构中。在同一时期，以色列也成为了大西洋联盟和美国在中东的忠实伙伴。
1967年的战争也在这个转折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以军“闪电战”的胜利洗刷了建国以来一直伴随着以色列精英们的“耻辱”。如果说，直到那时，屈从于大屠杀的“牲畜”属于培养本土以色列人的反面典型，那么代表摧毁过去的战略将从此经历一番彻底的变身。
以色列成了一个强国，当然是个小国，但很强盛，统治着另一个民族并迫使他们接受长期而粗暴的军事占领。昨天还因为懦弱而被掩饰的犹太人受难，将被视为犹太人做出的最大牺牲而变得崇高。传说中的英雄主义和抵抗行为受到贬低，以便给大屠杀历史中被害的犹太人留出最大的位置，他们不应该与历史上其他罪行的罹难者处于同一水平。在纪念“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时候，灭绝犹太种族一直居于边缘位置，这显然是无法被容忍的。重要的是必须承认，它是欧洲在心理上维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然而，为了伪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新策略，把对罹难者的怀念铭刻在西方人的意识中是不够的，它还需要苦难的特殊性、排他性和全民性。通过所谓的“大屠杀工业”，用最大化过去的痛苦来聚积声望资本以及经济资本。
所有其他的受害者都被排除在外，种族灭绝成了犹太人的专用词，从此以后，任何与其他民族的大屠杀做比较都被禁止了。当美国的亚美尼亚人后裔要求承认土耳其大屠杀罪行纪念日时，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大拉比联手土耳其人全力加以阻止。所有当今和以往的罪行，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犹太人大屠杀必然显得微不足道。罹难者因“犹太人出身”而完全不同于其他人--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或者克罗德·朗兹曼的《浩劫》中的那些罹难者就是如此。
希特勒将犹太人排除在“正常”人之外的企图，在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针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纪念活动中以一种反常的现象得到了证明：犹太复国主义的修辞越来越强调罹难者永恒的特异性而不是刽子手的特异性，强调犹太人的特异性而不是纳粹的特异性。有太多像希特勒一样的刽子手，却从没有像犹太人一样的罹难者，而且将永远不会再有！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在他那个时代被形容为新希特勒，之后，被冠之以这个称谓的是巴勒斯坦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再后来是伊拉克人萨达姆·侯赛因（Sadam Hussein），直到最近，这个角色又转给了伊朗人艾哈迈迪·内贾德（Ahmadi-Nejad）。按照这种缅怀历史的架构，从启蒙时代以后，欧洲大陆的历史独特性并不体现在死亡工业的纳粹组织者身上，而仅仅体现在被虐待和被杀害的犹太人身上。
从20世纪70年代起，种族灭绝幸存者后裔的阵营不断发展壮大：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既不曾在欧洲生活，也不曾对大屠杀受害者表示过实际支持的犹太裔美国人也自称是浩劫后幸存者的直接继承人。伊拉克和北非的犹太人子女最终也自认为是日益扩大的纳粹主义受害者阵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同一时期，以色列出现了“大屠杀之第二代”的用语，接着又出现了“第三代”；苦难历史的象征性资本也因而成为了可以传承的遗产，像所有的资本一样。
旧时“上帝选民”的宗教身份逐步让位于非常有效的现代世俗宗教-不仅是“选择性受难”的宗教，而且还是“专属受难”的宗教。这种“世俗犹太人性质”的身份政策，使得许多人可以从人种中心论的心理层面上自我认同为犹太人；后面我还会谈到这一点。 这也促使我对自认为是世俗犹太人感到越来越苦恼；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
本文摘自《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
[以色列] 施罗默·桑德 著
喇卫国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
2017年6月
【内容简介】
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在本书中回忆成长经历，追溯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的历史，以兼备动情与学识的书写，颇具胆量地揭露了以色列对“上帝选民”理念与大屠杀苦难的鼓吹，质疑了犹太民族的定义方式，批判了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与已成习惯的现实：犹太人身份的凝固不变、犹太人的道德优越性、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政治、以色列的等级差别与殖民主义……而质疑与批判之后，桑德展望了一种世俗的、非排他性的、超越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身份认同，一个由坦诚、慷慨的普世原则指引的未来。
【作者简介】
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教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1946年出生于奥地利林茨，是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波兰裔犹太人，幼年时生活在难民收容所，1948年举家迁往雅法。1982年获得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致力于民族与民族主义、法国知识分子历史、电影史等研究领域。其著作《虚构的犹太民族》《虚构的以色列地》《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被称为“虚构三部曲”，在以色列和西方学界引起轰动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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