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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均选自《火车上的中国人》摄影集。对于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来说,看懂这些图片是不需要任何说明的。影像里面的火车记录大多已经远去,越发显示出这种记录的可贵。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近日,铁路摄影家王福春多次再版的摄影画册《火车上的中国人》,由后浪出版社推出新版,首度收录37张以往未出现的作品。这组黑白摄影“火车上的中国人”,记录下20世纪末中国铁路一段难忘的历史。

《火车上的中国人》收录的有些场景在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打麻将、集体做广播体操、带宠物上车;有些场景似乎从来不曾改变:大哥大、烫发、印有电影明星照片的T恤、便携电视机、孩子送别亲人时的哭闹、站台上小贩的叫卖、情侣间的含情脉脉、车厢里的拥挤不堪……来自天南海北的人迅速熟络起来,生活临时交织在一起。

作者王福春擅长黑白纪实摄影,也曾是中国摄影金像奖的得主。他热情,也很谦虚,他从不放过列车上大大小小的题材,一拍就是十多年,他的作品多次到丹麦、法国、巴西、意大利、美国等地展览。

王福春早年毕业于铁路机车司机学校,做过列车检车员,对铁路有着特殊的感情。从事摄影工作后,他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几十年来,北上漠河,南下广州,西奔格尔木,东至上海……乘坐列车上千次,行程十几万公里,拍摄近万张底片。

《火车上的中国人》推出新版,王福春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说,他的作品“是用生命代价换回来的。”

专访

一生做这么一件事,就够了

南都:你对铁路的情结由何而来?

王福春:那时我家在绥化,1958年我随哥哥全家搬到离机务段附近铁路居宅,我天天看着火车跑、听着火车叫。1962年初中毕业,1963年我考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铁路一直陪伴我的人生。尤其在60年代自然灾害时期,我爬火车上外地捡粮食、到机务段捡煤核的记忆还很深刻。

南都:你是怎么接触到摄影的?

王福春:我从小喜欢画画,前半生是搞美术宣传的,给单位工会当宣传干事,后来我们工会主席让我拍劳模照,从那时开始结下摄影之缘。没拍照之前我画画就画机车、画车上的人,当我拿起相机的时候,我的方向没有变,镜头还是对准了铁轨上奔腾的机车和车上的人。

南都:你一直在提幽默摄影,这是否跟你早年画漫画有关系?

王福春:油画、国画、版画、漫画我都画过,最喜欢的还是漫画。漫画讲究巧合、对比,巧合成趣、对比生奇,我把这个元素融进了摄影里。中国人看我的作品,会想起当年坐火车站两天一宿的经历,但并不全是伤感,反而带来坐火车的那幽默的、美好的、令人哄堂大笑的回忆。

那个时候,很多人不敢在火车上拍照,我恰恰相反,在车里来回走,眼睛到处乱看,以至于旅客把我当小偷了,闹出很多哭笑不得的事情。我形容自己是职业的摄影小偷,我偷的不是旅客的财物,而是他们的影像。

南都:几十年来,火车从绿皮车进入高铁时代,类似的照片会不会更难拍了?

王福春:现在火车上没有故事了。全车厢都是低头族,人与人之间冷漠、不交流。过去大家会互相搭话,你是山东的,他是广州的,我是黑龙江的,几分钟就成好朋友了,车上有烟同抽,有酒同喝,下车后各奔东西。

1986年,在哈尔滨到北京的特快列车上,电视第一次上车厢,那时候老百姓家有电视的都少,全车厢都伸着脖子在那看。今天的动车高铁电视就在头上,没有一个抬头看的,全低头看自己的手机和电脑。

现在人们的防范意识特别强,公共空间也讲肖像权。我都不拿大相机了,用卡片机,我称自己为潜伏摄影,像特工,其实就是偷拍。但我不是瞎玩的。

南都:火车上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

王福春:太多了,每张照片背后都有我的汗水、泪水和辛酸。1993年,去西宁的车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满身汗泥,光着膀子倚门站着睡着了,脑袋耷拉着,我看着心里很心疼很自责,也没办法给她让座。我站了五六分钟,最后才按下快门。小女孩让我想起自己的苦难童年。

“没有故事的照片我不拍”

南都:这个系列尤其在国外大受欢迎,你觉得外国人能从照片中看到什么?

王福春:看到真实的中国影像。我一直把上世纪70、80、90年代列车上每个阶段都一环扣一环、没缺漏地记录下来。改革开放这段历史非常关键,我很欣慰,没有让它成为空白,作为摄影师,算是尽责了。到今天,人们提到火车就想到我,提到我就想到火车。这一生做这么一件事,就够了。

南都:现在还在持续拍火车吗?

王福春:我现在出远门仍坐火车不坐飞机。我一上了火车就兴奋,有座也不坐,有铺也不休息,就在车里来回走,控制不了,着魔了、上瘾了,就是对铁路的情感,对生活的热爱。我拍的都是故事、情节、情趣、幽默好玩儿的,没有故事的我不拍。我注重的是内容美,不是形式,光影、构图我都不太注意,我始终觉得,纪实摄影,内容永远大于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今天拍下,明天成为历史,你不可重复,别人也不可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