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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花一现的繁荣:明末与如何大航海时代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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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直之死

  1554年4月,嘉靖皇帝钦点徽州人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负责抗倭斗争。这位入仕十余年尚不得志的臣子对嘉靖皇帝这般器重感激涕零,表示“贼一日不除,则臣一日不敢离军营;海上一日不靖,则臣一日不敢离海上”。

  胡宗宪的到任,立即引起了“倭寇”首领王直的警觉,面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官员,王直心里没有底,赶紧派人前往浙江打探消息。

  其实,胡宗宪是王直的徽州同乡,1538年中进士以后,先后出任益都、余姚知县,宣府、大同御史和湖广巡按等职。十几年间,他整军纪、固边防、平定苗民起义,不仅取得了显著的政绩,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

  此前两年,明朝政府大举进剿王直等“倭寇”,不但倭患未平,反而损兵折将,朝中文武皆视抗倭为畏途。此时,胡宗宪还敢高调赴任,足见其才干与魄力。

  胡宗宪绝非等闲,上任之初,他已派人搜罗了王直的情报,做到“知己知彼”。

  王直,号五峰,徽州府歙县人,出身商人家庭。早年经商失败,得知走私海外贸易可获暴利,遂于1540年偕同徐惟学、叶宗满等趁明朝海禁松弛之机远赴广东沿海打造巨舰,满载明王朝严禁出海的硝磺、丝绵等物品驶抵日本、暹罗等国,牟取暴利。仅仅五六年时间,就获得了巨额资本,被称为“五峰船主”。

  事实上,王直并不是专事劫掠的海盗,他最主要的事业是海外贸易。当然,这在明朝是被严厉禁止的,因此,他们不得不采用武装走私的方式从事民间贸易。

  一开始,王直还能贿赂沿海官员,确保自己的贸易畅通。后来,王直商团的迅速崛起引起了明中央政府的注意,嘉靖皇帝相继派朱纨等人清剿浙江沿海流民武装,派兵两路夹击王直,迫使王直移师日本,在平户建立了新的基地,从此也开始和明朝政府进行武装对抗。

  客观上讲,嘉靖皇帝严厉的海禁政策,不仅阻断了走私商人的财路,也造成了沿海居民的大批破产。为了迫使明朝解除海禁、自由通商,王直招募沿海破产农民和部分日本浪人武士对明朝政府发起了武装进攻。

  自1552年开始,王直接连攻击江苏、浙江等沿海城镇,不仅攻杀官兵而且侵扰百姓,成为嘉靖时期最大的海盗。

  一开始,胡宗宪并不清楚王直的真实意图,他决定试探一下倭寇的军事实力。1555年,胡宗宪率兵4000人,与苏、松巡抚曹邦辅夹击屯居柘林的海盗,结果大败,指挥以下的将官战死20余人,兵损千余。

  这次战役的失败,使胡宗宪认识到单纯的军事进攻是不行的,由此也产生了招抚海盗的想法。

  此前不久,胡宗宪的前任王抒和兵部的一些官员已提出过招抚王直的建议,并在朝廷引起讨论,然而最后嘉靖皇帝采纳了“一意剿贼,贼首不赦”的方针。因此胡宗宪不敢再直接上书嘉靖帝招抚王直。

  虽然不敢直言招抚,但倭寇之乱又不能不平,胡宗宪决定以地方政府的名义进行招抚。在了解到王直是一个大孝子后,胡宗宪将此前收监的王直老母妻儿全部释放,并妥善安排其生活。1555年9月,胡宗宪派蒋洲、陈可愿出使日本,与王直接触。

  王直在确证老母妻儿都安在后,对这位徽州同乡渐渐产生了信任。1556年3月初,在王直义子王滶亲率4只大福船的护送下,陈可愿带回了王直的答复:“愿将松江各处旧贼或擒或剿、或号召还岛,惟中国所命,但要通货、互市。”王直明确表达了自由贸易的要求。但是,胡宗宪心里明白这是嘉靖皇帝绝难接受的。

  知道了王直的目的,胡宗宪决定走一招险棋:先答应王直,再通过王直戴罪立功,肃清海寇,以此说服嘉靖皇帝网开一面,满足王直的要求。

  1557年9月25日,王直率舰队来到舟山岛西面的岑港。经过一番接触,王直对胡宗宪不再怀疑,随即上岸被软禁于杭州。一切都很顺利,胡宗宪就等着海盗们纷纷来降了。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完全超出了胡宗宪和王直的想象。海盗们并没有投降,也没有四散逃亡,而是继续劫掠活动。正当胡宗宪准备上奏嘉靖帝赦免王直,准其戴罪立功时,从京城传来了群臣热议胡宗宪收受王直重贿的传言。

  此时,胡宗宪才意识到,朝廷中主张禁海的势力是多么强大。为求自保,胡宗宪立即改变奏本,请求处死王直。

  王直死后,“倭患”仍在继续,嘉靖帝不得不启用戚继光、俞大猷,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平定倭患。即使如此,福建沿海的走私活动依然屡禁不绝,福建漳州的月港逐渐成为一个新的走私贸易中心。

  海禁越严,海盗活动越是疯狂,朝中大臣开始反思二者的关系,逐渐分化成禁海派和开海派,大明王朝“重农抑商”的国策开始松动了。

  或许是认识到了“嘉靖倭患”的深层原因,抑或迫于沿海走私泛滥的巨大压力,倭患平定后,新即位的隆庆皇帝(1567-1572年)下令有限制的开放走私贸易中心——福建漳州的月港。

  虽然其目的不过是“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并没有根本改变朱元璋“以农立国”的祖训,但月港的开放很快就带给明朝丰厚的回报:到1576年,月港的关税收入已超过万两白银;1594年则达到29000多两白银,一度被视为“天子南库”。

  李旦的努力

  月港的开放不过是昙花一现。

  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中国海防吃紧,明廷即于次年下令禁海。直到1598年,日本自朝鲜退兵,明朝政府才于次年二月复开市舶。

  万历末年,明朝海防日益废弛,海道不靖,随着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先后东来,横行海上,劫夺船货,出于海防安全考虑,明朝政府宣布第三次禁海。

  此时的中日贸易,非但不因官府的封禁而阻断,反而使得对日走私者获利更丰,大约是对吕宋贸易的两倍。有暴利就有人铤而走险,大量华人(多为福建人)移居日本平户和长崎,专事中日走私贸易,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泉州人李旦的海商集团。

  17世纪初,李旦活跃于东亚海域。此时,明朝政府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暂时无暇顾及海盗走私了。李旦和其他中国海商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迅速崛起,成为东亚海域重要的海上势力。

  由于对日贸易仍属非法,李旦的商队依然被明朝政府视为海盗。和王直一样,李旦也希望明朝政府开放对日贸易,从而成为合法的海商。

  就在李旦埋头发展海上贸易的时候,远道而来的荷兰殖民者打破了东亚海域的力量均势。

  1622年,荷兰人占领澎湖,要求明朝政府开埠通商。

  此时,紫禁城中的天启皇帝整天沉迷于木匠活,东林党人主掌朝政。一时间朝政清廉,气象万千。但是,此时的明朝政府依然未能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他们既不希望开战,又不愿接受城下之盟。

  李旦敏锐地洞察了这一切,并试图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能化解此次危机,就有可能因功获得明朝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承认,从而摆脱现在的海盗身份。

  李旦主动要求从中斡旋。为了及时了解荷兰人的情报,李旦推荐郑芝龙前往澎湖给荷兰人担任通事(翻译)。骄傲自满的荷兰人丝毫没有妥协的打算,李旦的斡旋最终宣告失败。

  1624年5月,明朝军队猛攻澎湖。缺乏战争准备的荷兰人抵挡不住,被迫转移到台湾大员(今台南安平),侵占了台湾南部地区,并于18年后击败西班牙独占了整个台湾。

  同年8月12日,斡旋失败的李旦回到平户抱憾病逝。身为李旦义子的郑芝龙趁机侵吞其大部分产业,由十年前的无名小卒一跃成为东亚海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郑成功为郑芝龙之子

  自立门户后,郑芝龙离开了急速滑向“锁国时代”的日本,在另一位华商领袖颜思齐的率领下来到台湾,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这年九月,颜思齐抱病身亡。郑芝龙被推举为盟主,不仅建立了一支实力强大的私人海军,而且效仿明朝在台湾设官建置,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割据政权。

  落日挽歌

  1639年,崇祯皇帝终于接受了传教士毕方济的建议,再次开放了海禁。

  但对于明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来说,1639年的日子实在有些不好过:从正月至二月,多尔衮率师过燕京、入山西、下山东,克城四十,俘获人口二十五万七千。而前一年刚刚接受招安的张献忠,又重聚人马,转战四川。李自成也趁机从商洛杀出。

  不仅仅是外敌入侵和军事反叛,就连天公也不作美,浙江北部洪水成灾,进而演变成蔓延多个省份的水、旱、虫交替轮回的大灾荒。

  如果说,兵荒和天灾犹可忍耐的话,那么严重的经济危机则让这位皇帝无计可施,由于缺乏白银,富庶的东南地区已经面临严重的通货紧缩,物贱银贵的形势到了这一年夏天已经十分严峻。而为了应付巨额军费实行的增税计划,,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只会导致帝国的崩溃。

  此时的崇祯皇帝,终于想到了大海。

  也是在这一年,在明帝国辽阔海疆中,一种完全不同内陆形势的恢弘图景展现在这位皇帝面前。困扰数代的倭患、海盗已经基本平靖。这一年,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彻底退出了东亚海洋竞争。

  而横行海上多年的荷兰人不得已与郑芝龙达成海上航行与贸易协议,规定荷兰对日贸易,需经郑芝龙将中国特产运至台湾岛,转手之后,方由荷兰方面运往日本出售。郑芝龙遂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

  选择海洋,在1639年这个普通年份,终于成为一名皇帝和一名前海盗的共识。但这一切又来得太晚了。

  5年后,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大明王朝轰然倒地。7年后,一度扛起反清复明大旗的郑芝龙举手投降,惟其子郑成功据岛苦守。数十年的海商梦彻底破灭。中国与大航海时代又一次失之交臂。

  作者:李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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