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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被误读的文化荒漠:元代汉儒是社会最底层吗?

网易历史07-17 10:04 跟贴 73 条

  本文摘自:《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作者:[日]杉山正明,译者:周俊宇,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地支配依循了当地固有的做法与惯例。叛乱者虽是另当别论,但蒙古基本上不会针对特定的人群或集团进行打压或镇压。租税方面也是按照其土地方式来征收,额度也并不特别高。只是,唯有一项例外。

  这是金朝灭亡了一段时间后在华北发生的事情。当时引进了以银来纳税的这种新做法。畏兀儿与穆斯林的商业、金融业者看准时机,向对银有需求的华北农民们以年利复利计算百分之百的高利贷款。如此一来,与本金同样额度的利息会变本加厉逐年增为两倍、四倍、八倍、十六倍……膨胀程度之高,因此被称为“羊羔利”,即“小羊的利息”。

  一提到蒙古的中国支配,此事往往被引为例证。但是,“羊羔利”的极致猖獗,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起顶多到四十年代末为止,而且范围仅限于华北极小部分的地区,是在所谓王朝灭亡后的兵荒马乱的时代。有一种批评的倾向认为,元代中国一直处于无法无天的掠夺中,但这其实是一种诡辩。

  而且,除了蒙古民族成为支配阶层以外,元朝并未特别制定什么身份差别或阶级制度。关于被认为是处于最下层的“南人”,并未发现其遭受到什么特别残酷虐待的事实。处于最上层的蒙古人,王族与族长级姑且不论,一般蒙古人穷困潦倒、卖妻求生,自己主动到征募日雇工市场求生的事例也是有的。

  原本,蒙古人这个概念是极为含混不清的。成吉思汗统一高原时聚集起来的牧民及其子孙当然是“蒙古人”,除此之外,其他人也有可能成为“蒙古人”。作为蒙古政权一部分的各地王侯、军阀、强大的地方统治者,以及官僚、军人等,只要有能力,无论是何人种或民族,都被视为“蒙古人”。

  克普恰克人、阿速人、康里人,甚至俄罗斯人,都有被中国人称为“蒙古人”的时候。就连在元代中国“通称”的“汉人”被视为“蒙古人”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更有甚者,在“南人”中也出现了被认定为“蒙古人”的人物。

  由此一来,只能说“蒙古人”是以成吉思汗建国以来的牧民贵族子孙为核心,由参与蒙古政权的各色人种所组成的为政者一方,且自我认知或被他人认知为“蒙古人”的群体。从理论上来讲,就算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人种或语言及五官相异,只要有运气、能力或是功绩,便有机会成为“蒙古人”。

  有名的“元代社会四阶级”其实几乎是一种极端误解。“四阶级”在实际上产生意义,应该顶多是始于一三一四年科举再度开办之际,进行了按照四集团的区分和录取名额制定时。蒙古几乎未对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的相异有过什么拘泥。换句话说,他们并未对什么特定价值观或体系有特别的深入考量。

  科举与能力主义的夹缝

  在蒙古的统治之下,只要与蒙古政权有裙带关系或是有实力,谁都能被起用。这是一种能力主义、实务主义的人才选拔方式。

  这一点会让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大夫、读书人感到被排斥了,或许也是无可奈何的。在中国,士大夫与占压倒性多数的农民及庶民相比较,本来就只是一小撮的文化精英阶层。

  他们只要参加科举考试并能顺利地突破种种考试关卡,就能出仕成为官僚,然后为王朝国家的支配与统治服务,并同时作为支配者一方,享有政治精英的地位。他们是在与此种国家权力的双务契约为惯例的前提中生存发展的,因此,当然也会自以为是地深信此一前提会超脱王朝、政权的更迭受到保证,会无条件地持续下去。

  其实现的渠道就是科举。但是,在蒙古政权统治下,过去以来中华王朝视作人才选拔第一标准的古典知识和文学素养等不再被视作是万能的。人才的第一要件,是要有对现实有助益的能力、有进行实务的执行力。

  当然会有人觉得愤慨,这些不满就留在记录或文献中。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现实的元代中国就算没有科举,也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官僚为蒙古政权服务。既有相当数量的高级官僚,升至宰相、大臣等级者也绝不在少数。他们几乎都是以“推荐制”来获得起用的。

  在“一般见解”中,蒙古无知蒙昧,无法理解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但事实上只要是具有中华文化之素养的人士,他们皆以三顾之礼来造访厚遇。即便是旧南宋国的学者、文化人,只要是优秀人才几乎都受到聘请。蒙古对于人才选拔其实相当敏感且热心。这一点一直以来都被误解。

  表露出不满者,都是那些通过科举跻身王朝及社会文化精英阶层从而出人头地、实现自我的士大夫与读书人。

  但是,好好想想,就算是在被赞美为科举全盛时代的宋代,实际上有一半以上的官僚是通过科举以外的手段及路径出仕的。如果祖先是高阶官员,利用被赋予的特权“恩荫”者也颇多。通过军事功绩的“武功”与献上现金及物资,也就是用钱求名的“买官”现象也相当多。一直以来,与实际作用相比,“科举”得到了过高的评价。

  当然,科举在中国文化传统及文明意识中所拥有的象征意义是不能轻视的。但就算如此,我们成为“中华意识”的俘虏,把科举的停止及衰落视作中国文明的不幸来感叹或是过度强调也是很奇怪的。

  元曲述说的故事

  关于支撑元代社会负面印象的另一个庶民文化,又有怎样的评价呢?

  在“一般说法”中,“元曲”是直接源自蒙古对士大夫冷遇的代表事例。但是,根据最近的研究,元曲的首次出现并非在元代,而是早在元代以前。也就是说,元曲正是因为蒙古统治下汉族士大夫、文化人受到压抑的特殊状况才产生的这种奇怪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当然,将之解释成士大夫、读书人抑郁的能量产物也没有道理。

  不仅是出现的时期,在其实际状况方面,是否能够单纯下结论说元曲是个只以庶民为对象,有些低级与鄙俗的面向大众的艺能?这也是一个疑问。中国文学在长时间的书面语的流行之中,以口语来书写脚本并演出的文学的出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单纯的感动。但是研究者为了表示“异民族王朝”蒙古统治下传统汉族文化人士所感受到的踌躇彷徨,才绞尽脑汁想出解释来迎合他们的理解。这是研究发展的一个阶段,无可奈何。但是,这个设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如果能够对于元曲的相关状况不持先入为主的观念,平心静气来看的话,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在那以前已经存在的口语体舞台戏剧,经过了蒙古时代,变得更加活泼且灿烂,并在社会各阶层受到欢迎、流行起来。事实就是如此而已。

  只要不戴有色眼镜来看蒙古时代的中国,应该都会发现其经济、文化、社会整体的活跃是很显著的。围绕着中国的国境之壁完全消失,长期以来使中国本土南北之间产生隔阂的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紧张也已经消失。

  拘束、制约人们活动与意识的种种“框架”被除去了。人们沉浸在解放感中,较以前更能接触到自由、阔达的风气。作为其结果,社会全体应该可以不问上下,享受一样的娱乐,兴趣的范围也更加扩大。本来兴盛于中国北方,在蒙古接收江南后,也以杭州为中心在南方疾速流行,因而被称为“南曲”者,也正是因为南北的围篱被除去才形成的。《水浒传》亦根源于此。日后成为《三国演义》底本的《三国平话》,也在此时大大流行。文学和艺术岂能说是衰退?反而是随着质量的提升,更加活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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