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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大书法家黄庭坚之死

subtitle 书法入门07-16 13:41 跟贴 45 条

  本文原作者:土圣叹

  《宋史》记黄庭坚晚年及去世:“庭坚在河北与赵挺之有微隙。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记》,指为幸灾,复除名,羁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闻命而卒,年六十一。”

  虽寥寥数句,却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折射出那个时代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与人际关系,今日读来,令人不禁感叹唏嘘。

  这段话陈述了一段史实:黄庭坚早年与赵挺之有矛盾,等赵做宰相(执政)后,一个叫陈举的家伙拿着黄庭坚的文章去举报,使黄庭坚被除名,贬谪广西宜州,并死在那里。除此之外,此语还涉及三个人:赵挺之、黄庭坚、陈举。

  由此,引出两个问题:其一:陈举之所以举报黄庭坚,是受宰相赵挺之的指使吗? 其二,赵挺之和黄庭坚究竟有什么过节,以致那么多年过去,还是恩怨不绝?

  


  黄庭坚《花气熏人帖》

  

  先看第一个问题。从文中可知,其实陈举拿着《荆南承天院记》(亦作《承天院塔记》)去举报,并非受到赵挺之的指使,而是“承风旨”。所谓“承风旨”,即“承望风旨”,指迎合君主、权臣的意图来行事。显然,陈举之所以能够承风旨,一个潜在的事实是:赵、黄的矛盾或赵对黄的不满,由来已久、天下皆知,陈举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时机,趁机陷害,一举成功。陈举当时的官职是湖北转运使,地位远在黄庭坚之上。能做到这个职位,肯定是官场老手,洞悉各种矛盾,也善于利用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陈举既非受赵挺之指使,那么他陷害黄庭坚的目的,就是出于私愤。据载,其之所以衔怨在心,是因为一次“署名风波”。

  黄庭坚写完承天寺院记后,在场的陈举要求黄庭坚把自己的名字也写进去,想以此求得“不朽”。在当时,这个要求不算离谱,因为古人纪游铭刻题名类文字,常列举多个人名,大凡参与其事者都一一罗列在内,而陈举当时的职位,等同于地方最高长官,有此想法,大概也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私心膨胀所致。但是,黄庭坚一向以大胆、耿直著称(宋史有“闻者壮之”之语),断然拒绝了陈举的要求,就此埋下祸根。

  此事再一次说明,小人,有时候真的不能得罪。其成事不足者,尚能败事;若成事有余者,简直能祸国殃民。唐时郭子仪功盖天下,却不敢得罪小人卢杞;颜真卿刚烈忠直,对卢杞正色直斥,虽表面折服小人,但最终遭到阴险报复,命丧蔡州。

  


  黄庭坚《松风阁帖》局部

  

  另一个问题是:赵挺之为什么怨恨黄庭坚?按说,赵挺之官场顺利(其实,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黄庭坚一生蹇剥;一个两度为相,一个终其一生在风波中起伏,二人本不在一个等量级上。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其实牵涉到当时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巨大政治波澜。据宋史赵挺之传,赵挺之在通判德州时,推行市易法,结果遭到在德安镇的黄庭坚以“镇小民贫”为理由的抵制,据苏轼后来说,赵、黄二人当时“公文往来,士人传笑。”

  可见,抵制新法的黄庭坚,早就成了新法推广者赵挺之的“眼中钉”。这里,又牵涉到另一个人物,即与黄庭坚亦师亦友的苏轼。苏轼也是新法的反对者,同时,还是赵挺之一生不遗余力的打击对象。用苏轼本人的话说,赵挺之对他的攻讦,简直是出了“死力”。

  由此可以看出,赵挺之忌恨的,是反对新法的“元祐党人”。钦定的元祐党籍人士一百二十多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都名列其中。如果说赵挺之出于对新旧法的不同认知而向苏轼、黄庭坚频下重手,好歹还能说是为“公”,但他的真是目的,其实是想公报私仇。

  

  黄庭坚《发愿文》局部

  

  赵挺之对苏轼,怀恨已久。早年,赵的岳父郭概在四川为官,因包庇一“违法虐民”的官吏而受到苏轼弟弟苏辙的弹劾,由此两家龃龉不断。种种恩怨纠结在一起,最终导致赵挺之及章惇对苏轼及其门人恨之入骨。

  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赵挺之家族内,也并非全部都对苏轼、黄庭坚一例排斥。赵挺之的儿子,《金石录》的作者、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即是苏轼书法的喜爱和收藏者。尤其是赵挺之的连襟陈师道,被称为苏门六君子之一,更在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中,与黄庭坚并列。

  

  黄庭坚《致无咎通判学士书》

  

  与苏黄的密切关系,使陈师道极为厌恶赵挺之。据《朱子语类》所记朱熹言,陈师道家境贫寒,某次要到郊外值班,却没有一件厚棉袄御寒,其妻去赵挺之家借了一件,陈师道得知后,说:你难道不知道我不穿他家的衣服吗?!(汝岂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即命送还,后竟因受冻得病而死。

  苏轼当初在向朝廷推荐陈师道时,说他“文辞高古”、“安贫守道”,陈师道终其一生,对得起苏轼这八个字。

  陈师道的诗,和黄庭坚一样,以杜甫为宗,黄庭坚曾有诗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陈师道字无己)弘一法师李叔同所作《送别》中“夕阳山外山”一句,即出自陈师道笔下。

  黄庭坚谈及苏轼的遭遇,曾谓:“时宰欲杀之”,这是指当时的宰相章惇对苏轼的一再迫害;现在看,这句话,用在他自己身上,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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