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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的"秘书政治":乾隆为何要整垮自己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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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不顾事实,不择手段,煞费苦心地让尹壮图做反面教员,想通过他的现身说法来维持太平盛世局面,让臣民深刻体会大清的深恩厚泽和当今皇上的丰功伟业,以证明自己的勤政爱民、官吏的清明廉洁和百姓的安居乐业,全都枉费了心机。所以最后显示出来的结果究竟是乾隆戏弄了尹壮图,还是尹壮图戏弄了乾隆,或者双方都被对方所戏弄,真的难以下结论。

  尹壮图是乾隆后期一个普通的内阁学士。在秘书岗位上,他虽然勤勤恳恳工作了近十年时间,却没有取得什么突出成绩,也没有写过公文名篇,在秘书理论上更没有新的建树,我之所以写他,是因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上了一道建议取消“议罪银”的奏折后,受到乾隆皇帝百般刁难和肆意戏弄,最后不得不昧着良心说假话,不得不连篇累牍写假报告才得到解脱。即使如此,他后来还是背了一个很重的处分。尹壮图的这段奇特经历,不仅在当时而且到如今都发人深省,应当引起后人高度重视。

  一、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蒙自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三十九年(1774)五月,由礼部主事升任郎中。当年十一月,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四十二年(1777),转京畿道御史。接下来的三年里,尹壮图又有三次职务升迁,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担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五年(1790)受到乾隆戏弄之后,他一气之下辞职走人。乾隆死后,尹壮图的冤案虽然得到平反,也被召回北京“另候擢用”,但对仕途早已心灰意冷的他谢绝了新皇帝的好意,重新回到老家开馆授徒,再也没有出来工作。

  尹壮图担任的内阁学士俗称阁学,是内阁大学士属下的一名高级官员。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定内三院官制时,共设学士五人。内三院改为内阁后,仍设学士,定编制为满学士六人,汉学士四人。清初,内阁学士的品级曾有升降,至雍正八年(1730)始定为从二品。内阁满学士掌奏本章,凡御门听政时进折本,朝审、秋审时奏各省勾到人犯等;汉学士掌批题本之汉字谕旨。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前,内阁学士均兼礼部侍郎衔,并由钦命满、汉各一人掌稽察中书科事(中书科是内阁主要秘书部门),或命于修书各馆兼副总裁、总纂等官。

  内阁学士不仅负责文书办理工作,而且经常参与公文起草。如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晚上福临染上天花后,病势发展很快。初六日深夜,预感快要不行的他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内阁学士麻勒吉进入养心殿,口授遗诏大意。第二天,他们两人就把皇帝的遗诏赶写出来了。当天晚上,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天子福临便与世长辞了。福临逝世后,麻勒吉又与侍卫贾卜嘉捧诏“奏知皇太后,宣示诸王贝勒”。(《清史稿·麻勒吉传》)遗诏立八岁的皇子玄烨为皇太子,继帝位,是为康熙帝。

  离开御史岗位十多年,早已不负言职,如今整日与公文打交道的尹壮图,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什么突然呈上取消“议罪银”的建议书?原来三年前他父亲去世,丁忧回了云南老家,今年守孝期满,又从云南回京任职。这一去一返万余里,从北到南又从西到东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沿途接触到的人,无不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腐败,一路看到的景象,根本不是主流媒体宣传的那样繁荣富庶,而各级政府报上来的钱粮库存,更是十有八九是假的。尹壮图认为:这些问题的根子,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开始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它不仅助长了官员们的违法乱纪,纵容了贪污腐败的蔓延,而且目前许多地方出现的巨额钱粮亏空,都与“议罪银”制度有关,必须尽快将其废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作为皇帝的近臣,他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向皇帝反映这些耳闻目睹的情况,以便尽快采取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

  很显然,尹壮图这次上疏,并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吃饱了撑的无事找事,而是完全出自一片拳拳忠君爱国之心。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尹壮图想通过此次上疏,博得皇帝的好感和欣赏。如果真有这层意思,那也非常正常。

  可是,乾隆却把尹壮图的一片好心当成了驴肝肺,或说尹壮图的热脸,最终却贴到了乾隆的冷屁股上。

  为了免受蒙蔽和欺骗,古代许多皇帝包括当代的一些高层领导,不是都希望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秘书,能将他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如实向自己报告吗?有的甚至定期或不定期派秘书下基层蹲点调查,搜集和掌握第一手材料。可是乾隆究竟怎么了?不仅听不进尹壮图主动送上门来的大实话,而且像玩弄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样,对他进行百般刁难和戏弄。这究竟为什么呢?

  要说清其中原因,就不能不多费些笔墨。

  二、皇帝只能邀誉不能受责

  乾隆五十五年(1790)尹壮图所上奏折,《乾隆实录》记载得颇为详细,《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也都有摘录,其中《清史列传》是这样写的:

  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加之罢斥,罚银数万两充公,因有督抚等自请认罚银若干万两者。在桀骜之督抚,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属员之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罚银之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京职,毋许再膺外任。

  翻译成白话,意思是说:

  各省督抚大员犯了过失之后,承蒙皇恩浩荡,不革去他们的官职,只罚若干万两银子,以示惩罚,也有督抚自己请求认罚若干万两白银的。对于多行不法的官员来说,这无异于为他们的腐败行为提供了合理借口,从此可以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大饱私囊。而那些清廉的官员,也不得不曲意讨好下属,以便出事时能够得到他们的资助,下属日后出现府库亏空大案,自然就会千方百计包庇袒护他们。所以罚银制度虽然严厉,却不但不能让官员们感到羞愧和恐惧,反而容易让他们滋生不轨之心,请求皇上永远废除这一做法。这些人如果才识平庸,或者就地免职,或者调任京官,不能再让他们担任地方要职。

  这道奏折虽然揭了各省督抚的老底,指出了“议罪银”制度的严重危害性,但纵观尹壮图的进谏,所谈虽然句句是实,却远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然而就是这么一篇泛泛而论的疏文,却在无意中犯了乾隆的大忌。原来乾隆晚年吏治废弛,腐败成风,贪赃公行,高官大吏中的贪墨之徒比比皆是。乾隆一方面要粉饰太平,所以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对督抚们绝不公开处理;另一方面又要显示自己明察秋毫,对督抚们不时要找些过失予以“敲打”。他认为最好的“敲打”方法,就是罚款抵过。让臣下自愿缴纳巨额罚款,既没有横征暴敛的恶名,又可以增加“计划外”收入,弥补国库空虚,满足自己挥金如土、挥霍奢靡的欲望,还能保护一大批“犯了错误”的高级干部,让他们感恩戴德、死心塌地为清政权服务,真可谓一石数鸟,妙不可言!至于督抚们的钱从哪里来,就只能不闻不问了。如果依了尹壮图的意见,从此停止罚款,不仅会断了乾隆的财路,而且等于要皇帝认错,这对背负了沉重治绩包袱,三个月前又刚刚办过八十大寿庆典并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来说,是万万不可接受的。强烈的自尊心,加上晚年的自负,使得乾隆十分顾忌自己的完美形象,所以他只能邀誉,而不能半点受责。

  乾隆一心要保护干部,粉饰太平,维护自己的“英主”形象,尹壮图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识时务地对这一制度提出异议,乾隆当然很不高兴,皇帝一不高兴,臣子自然要倒大霉。

  三、“议罪银”制度究竟是个啥东西?

  尹壮图建议废除、乾隆着意维护的“议罪银”制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所谓“议罪银”制度,说白了就是以钱顶罪的制度。这一制度始创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核心内容是“令其自出己赀,稍赎罪戾”。它主要是针对地方督抚大员而设的,但议罪的对象,还包括布政使、盐政织造、税关监督以及富裕的商人。这些都是有钱人,他们不怕罚款,也罚得起款。“议罪银”收入不进国库,大部分归内务府供皇室消费,少部分留在地方作水利工程等用途。承办和追取“议罪银”的机构,不是国家财政税务部门,而是军机处及其专门设立的“密记处”,由和珅直接控制,秘密掌握。罚款数额也没有一定标准,主要看官员犯罪情节轻重和他们出得起多少钱而定,少则万余两,多则三四十万两白银。犯罪者为了表示“虚心改过”和对皇上效忠,大都自愿从重认罚。只要多罚银,就可以博取皇上欢心,不但依旧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而且能够超擢更大的官或更肥的缺。

  应该说,“议罪银”制度的实施,使乾隆皇帝的钱包鼓了起来,解决了他个人的财政危机。结果,乾隆六下江南,沿途建造了几十个行宫,八十岁时举行了万寿大典,热热闹闹大庆了一个多月,各项花费不计其数,竟然没有动用国库一两银子,全系“议罪银”开支,并且内务府还有大量结余。

  按乾隆的说法,议罪银制度是“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罚,用示薄惩”。(《清史列传?尹壮图传》)看起来似乎于国体无损,既没有增加百姓负担,又宽绰了皇帝手头,还挽救警戒了不法官员,可谓一举多得。事实上这却是一项后果极为严重的弊政,其危害性简要说来至少有这么四点:一是缴了“议罪银”的官员更加有恃无恐,加速了他们的敛财力度和速度,加深了清王朝的腐败程度;二是使用官员变相以敛财能力为标准,而不再注重行政能力,使清朝官员整体素质下降;三是为了捞回“议罪银”的花费,官员们会把损失层层摊派下去,变本加厉地增加下属和底层百姓的负担;四是以钱顶罪,有罪不究,法律变得形同虚设,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公正机制,使清王朝加速走向衰败。

  四、猫捉老鼠的游戏拉开了序幕

  乾隆既然听不进尹壮图的意见,自然要想方设法堵住他的臭嘴。以皇帝的权威,要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甚至可以说易如反掌。可这样做未免过于粗暴和简单了,同时会落下庇护贪官、冤屈直臣的昏君名声,死要面子的乾隆当然不会如此行事。为了既能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和国家的太平盛世景象,又能使尹壮图“心悦诚服”地承认错误,甘当反面教员,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于是开场了。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为了弄清尹壮图究竟掌握了多少证据,当年十一月的一天,乾隆亲临乾清门听政,下了这样一道谕旨:

  壮图请停罚银例,不为无见。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但督抚等或有昧良负恩,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而属员亦藉此敛派逢迎,此亦不能保其必无。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清史稿·尹壮图传》)

  乾隆一方面承认尹壮图的建议确实不无见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做法进行辩解,那就是督抚人才难得,才不计较他们偶然的过失,采用罚款的方式予以惩戒,然后从宽处理,照常任用。接着乾隆又承认,督抚中可能有人辜负了朕的期望,昧着良心,以筹措公费为由,向部属伸手,而部属们也乘机摊派搜括以讨好上司,这种人也不能绝对保证没有。乾隆于是顺势写道:尹壮图既然上了这样的奏折,必然掌握了事实根据,那就请一一指实上报。言下之意是:只要事实确凿,证据充分,朕必定严加追究,从重处罚,决不姑息。

  让无职无权的京官去抓地方官员的犯罪实据,不仅拒谏之心已经流露在字里行间,而且明里暗里都藏着杀机。此时最聪明的应对之策无过于马上认错谢罪,回复说自己并无实据,建议也十分荒唐,经圣主教育已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恳请皇上原谅鄙人的鲁莽和冒失。这样做虽然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却可以免祸上身。

  梁朝的贺琛就是这样做的。

  梁大同十一年(545),针对梁朝存在的种种问题,时任散骑常侍的贺琛上疏泛论时弊,一共写了四条意见。大意是批评梁武帝对官吏过分宽容;梁武帝本人又喜欢亲近任用奸诈小人;皇帝的使臣严重干扰郡县;地方上的官吏大多渔猎百姓;风俗奢侈,道德沦丧,再不整顿吏治,崇尚节俭,远小人,亲君子,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

  勃然大怒的梁武帝当即把秘书召来,口授敕书,对贺琛的疏文逐条进行批驳:他质问贺琛所指贪婪暴虐的官吏名字,追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的具体数目,用难以指实的问题来为难困扰他,用无法对答的言辞来苛求责备他。他还质问和威胁贺琛说:“为什么不分别明说,某位刺史横征暴敛;某位太守贪婪残暴;某位尚书、兰台奸猾;渔猎百姓的皇差姓什么叫什么?从谁哪里夺取?给了谁?你说‘吹毛求疵’,又是指谁?‘擘肌分理’,又是指哪件事?官府、衙门、官邸、市肆等等,哪个应该革除,哪个应该削减?哪些地方兴建的工程不急?哪些项目征收的赋税可以迟缓?你要分别举出具体事实,详细启奏给朕听!如果不一一列出,那你就是有意蒙蔽欺骗朝廷!”

  梁武帝在敕书中虽然严令贺琛必须一一指实所揭发的问题,并表示他“准备侧耳细听你按上述要求重新奏报上来的意见,届时自当认真阅读,并把你的高见批转给尚书省,正式向全国颁布”。但深知梁武帝有护短毛病的贺琛哪里敢再说什么?只好向梁武帝认错谢罪了事。(《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

  不聪明圆转的人当然也有不少。明朝的兵科给事中张作楫,就是这样一个“笨蛋”,结果吃了大亏。

  崇祯九年(1636)六月,清兵进入喜峰口,明朝守将抵抗失败,退保昌平。崇祯一面命令宦官李国辅等人严守关口,一面急召各镇部队火速入援京师,并宣布北京戒严。同时,崇祯命令众大臣上书献计献策,共御外侮。张作楫奉旨条陈,崇祯看到他的疏文中有“提兵十万,逗留不前”等语,即令张作楫回话,要他说清楚指的是谁?在当时,拥兵不前确实大有人在,如兵部尚书张凤翼受命统帅军队,太监高起潜监军,与宣大总督梁廷栋互为犄角,然而他们都不敢挥师出战,这便是明显的例子。但当时并没有提兵十万的将领,这一点也是事实,所以崇祯认为他是胡说八道,一定要他说明白。其实,所谓提兵十万云云,在疏文中无非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并不是实指,这是稍知文章作法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张作楫当时随便写上这么一句,哪里想到皇帝会抓住不放呢?所以一听说要他当面说清,心就慌了。而在此之前,张作楫曾因上疏言事连续三次受到处罚,这次如果不是奉旨条陈,他根本不打算建什么言献什么策,谁知运气如此不好,一上疏就触霉运。在“奉旨指名”时,他知道自己免不了会遭处罚,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壮着胆子参劾总监高起潜纵兵殃民,并为敌人护送辎重。疏文中还涉及兵部尚书杨嗣昌,把别人不敢摸的老虎屁股全都摸了一把。崇祯见到此疏,怒不可遏,拿起笔就在疏文上“×××”地大笔涂抹起来,以致“皇上”二字也被画上了一个大黑“×”。不久处分就下来了:革除张作楫一切职务!(《三垣笔记·崇祯》)

  既是饱学之士,又在中枢机构工作了十多年的尹壮图,理应知道历史上有许多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应该清楚晚年乾隆是个什么样的人,然而不知他是被乾隆表面上的“虚心纳谏”所蒙蔽,还是他原本就是这么一个耿直老实之人,总之他见到皇上说了一番不得不如此做的苦衷,又表示一定会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对贪官进行严惩,就稀里糊涂地将自己的见闻如实上报,殊不知正好落入了乾隆精心设下的圈套:

  臣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不过作为一个丁忧官员,臣路过那里,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力和职责详细调查取证。‘若问下令摊派或逢迎搜括之人,他们上司和下属之间内部勾结,秘密交易,外人岂能得见?’因此实难一一指实。

  在复奏的最后,尹壮图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皇帝不相信臣的话,可以选派满洲大员和臣一道去各省秘密调查钱粮亏空情况,一定可以迅速取得确凿证据。

  看到引蛇出洞的目的已经达到,而尹壮图又没有掌握督抚们的具体罪证,乾隆立即穷追不舍,对尹壮图的批判也开始上纲上线:

  尹壮图的复奏还是没有指实一人一事,仍然只是拼凑一些没有根据的内客,拿空话来搪塞。朕做皇帝五十五年,对待百姓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样,恩施优渥,普免天下钱粮四次和各省漕粮两次,为数何啻百万。偶遇水旱灾害,还不惜千百万帑金补助抚恤,赈济兼施,贫穷百姓都受到实惠,这不是家喻户晓的事实吗?有天良的小民,感恩戴德还来不及,怎么会“蹙额兴叹”、“相聚怨咨”?如果真如尹壮图奏折所称,岂不是“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在朕领导下的当今天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乾隆实录》卷一三六七)

  乾隆这几句话是十分严厉的。他认为尹壮图既是对自己执政五十多年成绩的全盘否定,也是视自己为糊涂皇帝,所以令他分外伤心。

  乾隆于是再次严厉质问尹壮图:你的道听途说究竟“闻自何人?于何处见此情状”?如果不能“逐一指实复奏”,再用空言假话搪塞,那就是自蹈欺罔之罪!

  尹壮图这才醒悟上了皇帝的大当,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写了认罪书,承认自己措词不当,不能指出确据,请求皇上治罪。

  现在再说这些,已经晚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乾隆秘密指派和珅向有关省份打了招呼,要他们做好应付检查的各项准备。尹壮图不是提出要下去密查吗?乾隆虽然拒绝了他的密查要求,却不妨利用这个自动跳出来的反面教员进行现身说法,于是一面命令户部侍郎庆成(满族人)带了尹壮图下去“切实盘查”,一面发布上谕通告全国:

  “尹壮图逞臆妄言,陈奏不实,自问亦难解免。今已令侍郎庆成,带伊前往所指书麟管辖之山西省,切实盘查,若果有亏缺,即当严行究办;若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誉邀名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试令尹壮图清夜扪心,亦何忍为此耶?著将尹壮图莠言乱政之处,通谕知之。”(《清史稿·尹壮图传》)

  看到皇帝通告之后,地方官员自然心领神会,马上“设法挪移,弥缝掩饰”。有些“爱憎分明”的大臣,甚至立即上书,要求将尹壮图撤职查办。

  盘查尚未开始,结论就已作出,胜败也已明了,等待尹壮图的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名为检查,实是认罪

  当年十一月下旬,庆成带了尹壮图,奔赴山西大同。到了当地后,庆成并不急于盘查,而是游宴数日,令尹壮图枯坐馆舍,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事先得到消息的地方官员,早已东挪西借,补足了所有亏空。“盘查”结果当然毫无悬念:地方官员领着两位检查官,打开一个个粮仓银库,翻开一本本账本簿记,仓库银两果然“丝毫并无短少”,所储粮食“石数亦属相符”。

  看到这种情况,尹壮图虽然有些傻眼,但受到愚弄的他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老实倔强的尹壮图终于学会说谎了。他在写给皇帝的汇报材料里,用极为虔诚的态度和认真恭敬的话语,详细汇报了检查结果。然后,他以无比沉痛的心情总结说:自己以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词“冒渎圣听”,实在是丧心病狂,愚蠢之至;经过皇帝的批评和事实的双重教育,他已深刻认识到自己对大清天下的判断是彻底错误的。山西大同一处如此,其他地方自然无不皆然。当今天下府库充实,自不待言。现在形势已经明朗,继续查下去没有任何意义,请求让他早日回京接受处罚。尹壮图的话说得十分可怜:臣“昼夜兼程,诚恐偶冒霜露之疾,不能平安回京,以受朝廷处治。”

  但乾隆没有答应他的回京要求,仍然让庆成带着尹壮图,像赶鸭子一样,按照原来设计好的线路图一路查下去,直到他真正心服口服为止。

  乾隆于是又下了一道上谕,说尹壮图表面上虽然认了错,内心其实还有很重的抵触情绪,如果现在就让他回京接受处罚,不仅这次普查会半途而废,相反还会给外人留下一个“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尹壮图“居心”之“巧诈”,真可谓“殆不可问”!

  痛快淋漓地挖苦讥笑尹壮图一通之后,乾隆想起尹壮图说过“不能平安回京”的话,不免有些担心:尹壮图在路上如果真有个三长两短,或顶不住压力自寻短见,他一手导演的这幕戏就无法继续演下去了。为此他特意要庆成转告尹壮图:“尹之谬妄之处,固难辞咎,然究系愚昧无知,其罪断不至死,亦不值治以重罪”。意思是一定要他好好活着,配合朝廷继续盘查。只要顺从听话,保证不会杀他的头,也不会判他重刑。

  乾隆同时传谕军机大臣:庆成因公出差,按规定可以报销出差费,尹壮图是自愿申请下去盘查,给他提供驿马已是格外开恩了,所以不能再给出差费。但考虑到他是穷书生,带的盘缠可能不多,如果不够用,可以让庆成在出差费和差役的口粮中酌情分一些给他。

  没有办法,尹壮图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庆成继续这哭笑不得的“全国大检查”。他与其说是到各地进行盘查,不如说是由庆成押着到处认罪。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从山西查到直隶,再查到山东、江南等地,地方官员的所作所为更令尹壮图不堪忍受。他们对庆成热情接待,巴结得像老子,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尹壮图一般,毫不留情地把他冷落一旁,有些地方甚至连饭食都没人给他安排。

  尹壮图越查越愤懑,却又无可奈何,只能仰天长叹,然后诚惶诚恐地不断向皇上写奏折,承认自己夸大其词,表示“业已倾心帖服”。

  为了早日结束这场痛苦的游戏,尹壮图不得不再次向乾隆恳求:“可否恳恩,即令回京待罪?”

  乾隆通过军机大臣传谕,明确无误告诉他:还必须一路盘查下去。

  在传谕中乾隆还说:尹壮图“所过地方甚多,小民有无蹙额之状、兴叹之语”,都要“体察咨询,据实具奏”。

  乾隆显然铁了心要把他彻底整垮。

  尹壮图只好再次违心上奏说:“臣经过各州县地方,不仅‘藩库果然完足,毫无亏空’,而且‘百姓俱极安帖。随处体察,毫无兴叹情事。’”也就是一路上没有见到一个人有不满情绪,老百姓全都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乾隆还不满足,继续发布上谕说:

  尹壮图前奏所言商民蹙额兴叹,竟属全无影响。今已目击商民乐业情形,自不能复置一词。但伊从前所闻得自何人传说,著庆成即向尹壮图确切询明,令其指实具奏。(《清史列传?尹壮图传》)

  庆成随即上奏:在他反复询问之下,尹壮图还是不能指实任何一件事和任何一个人。尹壮图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只求治以虚诳之罪”。

  也就是说,尹壮图以前所说的,都是道听途说、胡说八道,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现在他的唯一愿望,就是尽快回到北京,诚恳接受皇帝的惩罚。

  这些汇报终于满足了乾隆的期望,于是指示庆成结束盘查,带尹壮图回京听候处理。

  六、乾隆的煞费苦心全都枉费了心机

  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月,乾隆发表长篇上谕,对尹壮图上疏事件作了最后定性:

  尹壮图节次复奏,总不能指实一人一事,因令庆成带赴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是尹壮图逞臆妄言,竟敢以不能记忆虚词,有心欺罔,其咎实无可宽宥矣!(《清史列传·尹壮图传》)

  在上谕中,乾隆还指出:原来任用尹壮图为内阁学士,只是因为云南没有大员,才破格予以提拔,要说他的才干学问,当阁学已属侥幸,还想往上爬,真是痴心妄想。但对他的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胡言乱语、血口喷人的无稽之谈,又不能不辨。为此乾隆历数康熙、雍正和自己的政绩,从古代至明朝,只有汉文帝减免过百姓一半田租,没有哪个朝代像本朝一样多次普免百姓钱粮。在此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之际,内外大臣即使有“不肖之心”,也会在大好形势的教育感染之下自惭形秽,改邪归正,有谁还敢“以身试法”?不仅如此,乾隆还发现尹壮图居然将年过七十的老母亲留在云南故乡,不能接来北京赡养,岂不是“恋职忘亲,弃之不顾”?对他这种“不但无君,而且无亲”的“人伦丧失”之人,自然应该撤销一切职务,“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

  押回北京后,尹壮图被解往刑部受审。乾隆要大学士和九卿大臣责令尹壮图对要害问题逐一交代。审讯过程中虽然没有发现新的罪证,大臣们经过多次商议之后,还是按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制造假象欺骗公众,故意提出非法建议的罪名)将尹壮图判处死刑,上报乾隆。

  乾隆批复此案时,又发了一大通议论。他说:诸位大臣的判决,量刑是十分正确的。尹壮图如此乖谬不敬,自应按律问斩,即使不马上处决,也应该发配伊犁,以示惩儆。然而,“朕孜孜求治,兢惕为怀。从前彭元瑞呈进《古稀颂》,赞扬鸿业,朕因作《古稀说》,有‘以颂为规’之语。今尹壮图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以上均见《清史列传?尹壮图传》和《乾隆实录》)

  乾隆的意思很明白:尹壮图可以肆无忌惮诽谤本朝,朕却宽宏大量地把他看作善意的规劝,对他的宽容,是多么仁至义尽、感人肺腑啊!不过正是有了乾隆的这句“以谤为规”,尹壮图才得以保住小命。

  《古稀颂》是南昌人彭元瑞于乾隆七十岁那年进呈的一篇拍马屁文章,乾隆读过之后,极为嘉赏,随后便写了《古稀说》一文。在此文中,乾隆说:回顾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自尧、舜、禹三代以下,年纪超过七十岁的皇帝,一共只有六个。在这六人之中,汉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终,唐明皇仓皇逃难,宋高宗偏安江南,皆算不上英明的君主,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称得上真伟人。不过他们身处开国之初,有武功而无文治,礼、乐、政、刑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其他的就更不用提了。大清朝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都是世上少有的。如今虽没有达到天下大同,但也进入了小康社会。且前代所以亡国者,诸如国家内部有称王称霸的割据政权,外部有强敌的虎视眈眈,还有诸如外戚掌权、女优祸国、宦官专政、奸臣当道,凡此种种,如今一件都不存在。这种安定团结、繁荣富强的大好局面,自然可以说是“古来稀”了。总之,乾隆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甚为满意,认为自己的文治武功不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逊色。

  自己既然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皇帝,对尹壮图的卑鄙无耻,心怀恶意,他也就毫不计较,一切“以谤为规”好了,没有必要和其一般见识。他要用对尹壮图的宽大来表明自己的问心无愧和宽宏大量,所以最后他对尹壮图的处理颇能体现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加恩免其治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復。”几个月之后,因内阁侍读职位甚少,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空缺,乾隆可能是担心尹壮图闲出病来,就安排他到礼部担任主事。内阁侍读和礼部主事虽然都是正六品官,也同是负责章奏文移及缮写、校勘等事宜,但内阁毕竟是中枢机构,礼部只是一个普通的政府部门,两者地位是不可比的。乾隆明明又贬了尹壮图一下,却偏要显示自己有一副菩萨心肠,确实使人啼笑皆非。

  乾隆将尹壮图从副部级降为正处级,继续留他在京工作,显然忘了自己曾将尹壮图的“恋职忘亲”斥为“人伦丧失”,否则无论如何不会做出这种让他继续与母亲分离的事情来。倒是尹壮图还记着皇帝的“教诲”,便以老母在家,当奉孝为由,十分知趣地辞职回乡去了。后来嘉庆皇帝即使给他平了反,并召他进京准备重新起用,尹壮图还是坚决不领情。他的这一举动,既可视为对腐败政治的极端厌恶和鄙视,也是公开表明他原来的所有认罪,写的所有假报告,做的所有假检查,都是违心的,只不过是在应付乾隆,以逃避更大的打击和惩罚而已。由此可以明白无误地说:乾隆不顾事实,不择手段,煞费苦心地让尹壮图做反面教员,想通过他的现身说法来维持太平盛世局面,让臣民深刻体会大清的深恩厚泽和当今皇上的丰功伟业,以证明自己的勤政爱民、官吏的清明廉洁和百姓的安居乐业,全都枉费了心机。所以最后显示出来的结果究竟是乾隆戏弄了尹壮图,还是尹壮图戏弄了乾隆,或者双方都被对方所戏弄,真的难以下结论。

  不仅如此,尹壮图事件而且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议罪银”制度没有因而被取消,相反却把全国人民的嘴巴给堵上了,从此再没有人敢对时政发表不同意见,剩下来的只是一片颂谀之声;而清朝的政治,就在这片漫天的歌功颂德的鼓噪中慢慢腐烂,不可逆转地走向死亡。

  作者:眭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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