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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闻一多为何怒斥张学良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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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中外震惊。共产国际闻讯立即指示中共,要“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蒋介石能安全地回到南京、主持全国抗日大局,与中共中央的努力是不无关系的。撇开其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不谈,仅从其时国内的民意来看,中共中央最终确立了积极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也无疑是绝对正确的。换句话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其时国内的人心所向。事变一爆发,许多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人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张学良们的行为,因而纷纷对张学良们发出非议、谴责、声讨。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

  在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萧公权等八位教授的倡议下,12月15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并成立由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七人组成的电报宣言起草委员会,朱自清担任该委员会召集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发表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宣言》说: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之斗争,须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能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近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夫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这些教授们,不但公开发表宣言,在课堂上也对张学良严加斥责。闻一多平时上课从不跑野马,但西安事变后几天,在一次“毛诗”课上,却离开“毛诗”而大谈国事,声色俱厉。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又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并厉声责问台下学生:“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么?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你们可以站起来说!”停了许久,闻一多又说道:“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92页。)事变发生在西安,闻一多为何在清华的课堂上对着学生喝问呢?朱自清1936年12月14日的日记,多少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些激进学生对其同志发出通知,称彼等应努力促进华北大同盟。彼等制造谣言,称华清池有五万人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而约四十人被蒋的卫士开枪打死,因此张学良的行动是正当的。多么肮脏的骗局。”(见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韦君宜在《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一文中的一段话,也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双十二’西安事变那一次,蒋介石突然被扣。我们这些左派学生欣喜若狂,大家大喊大叫,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党内负责干部黄敬他们也是如此。只有蒋南翔说不要这样提,群众不会同意。

  而12月14日也据说传来了中央的消息,说要公审。彭真同志赶到北平,说等一等,等中央的正式传达。第二天,正式消息来了,周恩来同志飞往西安,提出和平解决的口号。左派学生内部的争论也解决了。如果当时学生上街游行并喊杀掉蒋介石,这个弯岂不很难转?蒋南翔能提出这个意见,实在非常卓越。后来我问过他:‘你当时怎么会看那么远的?’他说:‘我也不是看得远,是那时在校车上听同学们议论纷纷,其中大部分人说,如果这下杀了蒋介石,可天下大乱了。我感到我们那杀蒋的口号不符合群众的要求,才提出来的。”(韦君宜:《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2001年3月版。)韦君宜们虽然因为蒋南翔的冷静而没有冲上街头高喊“杀蒋”口号,但却在校园内“大喊大叫”着。不仅仅清华教授对事变持如此态度,其他大学也一样。北大教授胡适事变后立即致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13页。)接着,又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于12月20日《大公报》津沪同载。文章痛斥张学良“背叛国家”、“破坏统一”、“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广大民众也惟恐事态恶化。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庆贺之意。这鞭炮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作者: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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