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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草露易晞—民国早期的封面设计师陶元庆

subtitle 每日豆瓣07-16 03:19

  前段时间,鲁迅作为中国最早的那批设计师和书籍装帧设计师着实在里火了。最近无意间看了些民国美术设计方面的书,才发现鲁迅不仅有着很强烈的个人审美偏好和很好的艺术修养,也非常重视生活中的设计细节,对于书籍装帧更是格外用心,他十分注重大力提携青年设计师,其中最偏爱的当属陶元庆——看了这位年轻设计师的作品才让人深深感到,民国虽然过去了这么久,但是几乎所有的艺术格局,在那个时候就基本奠定。

  1924年《苦闷的象征》是在鲁迅好友许钦文介绍下陶元庆为鲁迅作品画的第一个封面,据说鲁迅特别满意,就让许钦文介绍邀请陶元庆过去聊聊,之后陶元庆的名字更是频频出现在鲁迅的日记中,成为鲁迅最为欣赏的封面装帧设计师。

  这幅封面由一个半裸的女子,披着长长的黑发,用鲜红的嘴唇

  这幅封面由一个半裸的女子,披着长长的黑发,用鲜红的嘴唇舔三刺戟的尖头便化而成。钱君匋评价道:“郁悒的线条藏着无底的悲哀,我们看了毛管自然会竖起来。”

  1926年的《彷徨》是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封面也由陶元庆设计,画面上的三个人同坐一把椅子上,看着逐渐西移的落日。那种天之将晚,想有所行动,又缺乏果敢决心的精神状态,大概和鲁迅《彷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恰到好处的贴合吧。

  鲁迅说:“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许钦文记录道“对于《彷徨》封面画的评价很高,包括德国的一位美术家Eche。这画好就好在太阳的不圆,抖抖抖抖地移下地平线下去的样子,画出了落日的动态。”

  1926年的许钦文小说《故乡》封面,大概是鲁迅最喜欢的一个。这就是他一再提起的《大红袍》。为了这幅封面,鲁迅甚至亲自挑选并用自己的版税帮助《故乡》结集出版。《大红袍》中矗立持剑的女性形象,以其无限丰富的时代寓意直到今天依然感染力十足。和当时几乎所有的文艺青年一样,陶元庆也处于极其困窘的人生境遇中,甚至买不起作画工具,这幅图画在用两个拆开拼拢的信封上。

  许钦文在《<鲁迅日记>中的我》记录道“那本是个‘恐怖美’的表现,去其病态的因素,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神情:悲苦、愤怒、坚强。蓝衫、红袍和高底靴是古装戏中常见的。握剑的姿态京戏的武生,加以便化、统一表现就是了。”

  1926年的鲁迅杂文集《坟》,鲁迅再次拜托他喜爱的陶元庆作封面,强调想要的是“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只是陶元庆依然采用了“坟”的意象,用抽象、几何却高度凝练的坟的意象作为封面,鲁迅于是非常满意。

  这幅看似简单的插图,其实有极多的讲究,每一个细节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底色的外形非常特殊,棺掉与坟的排列及古木的地位都是最好的设计,不可移动一点。全幅画的色的情调颇含死的气息”(钱君匋《陶元庆论》)

  鲁迅自己还为《坟》画了一张扉页,就是那个著名的“猫头鹰”形象,鲁迅自己也以夜枭自居,这只猫头鹰,真是不可多得的传统图案设计的经典。

  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的封面,一位古装白袍的女子,从花园里抱回一根残枝,枝上的花朵已经凋零。橘黄的底色加重了人生秋意。这幅插画放在今天来看依然非常具有现代感。

  陶元庆画封面,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碍于人情,他一生的创作,大多和鲁迅、许钦文两位相托有关。即使这样,陶元庆也很讨厌给人画封面。鲁迅多次在日记中提到“托他画许多书面,实在难于再开口了……”,“近来我对于他有些难于开口”。甚至在书信中用“得陇望蜀”、“贪得无厌”这样的措辞,可见他也知道画封面这件事对于陶元庆极勉强。以至于陶元庆最好的朋友许钦文相求画封面,“八册书就闹了八场。”对陶元庆来说,画封面无非是闲余,但这雕虫小技却成了他的主要身份,也许真是“无心插柳”吧。

  陶元庆一生,为许钦文画了最多的封面,除了著名的大红袍,还有《鼻涕阿二》、《蝴蝶》、《毛线袜》、《若有其事》等等,其中《一坛酒》还是许钦文在陶元庆死后拿他的一副作品充代的遗作。在这些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鼻涕阿二》,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一个少女的神韵,据说故事内容是极其悲惨的“多出来的女孩”的一生,对比之下,更见惊心。

  《鼻涕阿二》的封面,1927年

  《蝴蝶》的封面,1928年

  《毛线袜》的封面,1926年

  成为遗作的《一罐酒》,以上都出自许钦文的小说封面。

  对民国整体文化界的任务而言,大约不脱“新”“旧”,“东”“西”,转型中的中国需要迅速跟上世界文明的脚步,此时,任何的尝试,哪怕是极不合逻辑的尝试,都有了一定合理性。而陶元庆本身的气韵,让他在这方面得到了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几乎一致认可。民俗学家钟敬文称赞陶元庆的画“他的绘画的取材、表现等方法,虽大概属于西方的,但里面却涵容着一种东方的飘逸的气韵”,鲁迅也强调“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这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陶元庆绘于1925年的《唐宋传奇集》、《工人绥惠略夫》等,都暗合着这“民族性”“东方气韵”的追求。

  1925年《唐宋传奇集》素朴静穆,古风悠然,画中人物、马车、旗幡,排列有序,很有意趣,这种用写意的手法表达性情也是他特色之一。

  《工人绥惠略夫》的封面,1926年

  强调不读中国书,一生致力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鲁迅,和他谈论的“竹林七贤”这些人一样,不是讨厌“中国文化”,而是爱得太深。所以他个人不仅有着浓浓的中国旧式士大夫的气质,而且审美品位也极其追求“民族特色”。他曾大量购入老拓本、汉画像等古代纹样,并将其融入自己的设计中,成就了民国一流设计师之名。

  这是鲁迅亲自设计的两个封面,可以看到他明显的审美情趣。

  一九二九年八月六日,陶元庆因伤寒引发心脏衰竭遽然去世,不过三十七岁,他一生都以“自然”画家自居,很不喜欢别人把他当做“图案”画家也就是封面设计师,由此抗拒画封面。他画的封面不算很多,但却弄巧成拙恰巧成了影响深远的封面作者。

  不过陶元庆并没有从设计中获利,他一生贫困,生病都是因为连续搬家,最后因为付不起房租等原因,蜗居在又热又闷又小的居室中。他死后,是鲁迅为他寄去了300元的治丧费用,甚至为他选择了墓地。又联系各方出资为他办画展,办纪念堂。不过纪念堂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洗劫,画作一张也没能保存下来。而他的墓地,也因为要修植物园,被夷为平地。陶元庆,终归是什么也没能留下来。所幸他不情愿画下的封面,因为出版物的发行,才能让人一睹他的才华。

  1925年《往星中》,高度抽象的图案,有点涂鸦感。

  1925年《出了象牙塔》,依然是简洁,很有个性的线条风格。

  一九三一年,鲁迅在陶元庆赠他的《元庆的出品》一书上题笺:“此漩卿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亦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稀,留此为念。乌呼!”,是的,草露易晞,但毕竟,还是有些什么活在今天我们的记忆里,并成为铸就我们灵魂的新的文化资源。

  顺带推荐一本挺有意思的小书,总体上来说对于普通读者文字有些深艰,不过读进去会觉得角度有不少洞见,叫做《民国设计文化小史——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

  (封面图片均来自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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