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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称颂同性解放和婚姻平权，那么你也要同时称颂社会主义。正是社会主义推动了同性恋者的思想革命，通过革命，他们坚持要定义自己的生活，书写自己的历史。
作者 | Jim Downs
译者 | XD
编辑 | Catherine
美编 | 黄山
同性解放不是以游行和政治集会开始的，而是由一场思想革命开始的。
去年（指2015年，本文写于2016年。——译者注）美国同性婚姻平权的历史性成就使1969年的石墙起义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舞台上。在成百上千个媒体报道中，评论家给世界讲述同性恋解放的故事时，多半都以1969年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石墙旅馆作为开端。在那时，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GBT)在一间酒吧面对警察的突袭，奋起反抗。这次起义标志着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开始。去年最高法院对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的判决使同性婚姻合法化，成为这场运动历史性的里程碑。因此，从石墙到最高法院，这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向国家要求权利而获胜的故事。
但它并不是这样发生的。
石墙事件很重要，但这并不是因为从它开始要求国家权利。事实上，相反的情况更接近真相：石墙运动的政治热情使LGBT群体积极地投身到了一个更深入、更艰难的旅程。他们开始重新思考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政府角色的意义。他们不再向国家寻求认同，而常常是对国家感到厌恶。他们开始在思想和政治上改变自己，使得他们对压迫和政府的、经济的权力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上世纪70年代，LGBT群体在不断增长的报纸和印刷文化中，对书籍和小册子中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进行了理论化，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重新书写他们的历史。
上世纪70年代，总部位于多伦多的报纸《The Body Politic》发行，这是同性恋者探索解放意义的主要国际渠道。它的读者群遍及北美和欧洲，并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推动。这是一个有影响力、有活力的出版物，也是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代表。
《The Body Politic》尤其感兴趣于LGBT群体的压迫是怎样与社会发生更普遍的联系的，以及构成这种压迫的政治力量。它继续支持消除歧视的斗争，但它也认为，压迫的原因不仅仅是歧视性的法律，而是在于政府在一开始就具有的来制定这些法律的权力。例如，1972年一篇题为《同性恋解放的策略》(Strategy for Gay Liberation)的文章解释道：“同性恋解放的目的是根除我们受压迫的根源”，其关键并不在于“将创可贴贴在源源不断的伤亡人员身上”。
上世纪70年代兴起了许多社会主义团体来教育LGBT群体。这些积极分子提供了关于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的课程、研讨会和阅读书单。1917年在旧金山，《Gay Sunshine》杂志从《Everywomen》期刊上转载了一篇文章，让读者了解同性恋的解放是如何需要工人阶级的支持才会得以成功。文章解释说：“虽然活跃的学生政治活动、反战团体或同性恋运动是重要的，但是这些团体靠自身无法改变社会的基础，因为他们脱离了社会的权力基础，因而对此无能为力。”
这篇文章说，这些团体需要“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如果LGBT群体不了解权力运作方式的话，反同斗争一定会失败。1975年10月，多伦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提供了一门课程，这门课程“从马克思主义分析原理上发展，通过对可用实证数据的考察，试图去阐明阶级社会中同性恋受压迫的物质根源”。LGBT积极分子那时在寻找对压迫的结构性理解，寻找对社会运作的深刻见解，而不再仅仅要求对现行的法律进行改革。
电影《骄傲》，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在撒切尔夫人时代罢工矿工与LGBT群体相互帮助的故事，图片来源：电影截图
LGBT运动与社会主义理论结合带来了一场思想革命，而LGBT平权运动只是这个革命蓬勃发展的一部分。1975年在洛杉矶，一个名为“薰衣草和红色联盟”(the Lavender and Red Union)的组织以社会主义和同性恋解放的名义成立。他们宣称：“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同性恋的解放；没有同性恋的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是激进派，而非改良派。
他们并不是特例。1971年在纽约，“第三世界同性恋革命”(Third World Gay Revolution)组织发表了名为《我们想要的，我们相信的》(What We Want, What We Believe)的宣言，它呼吁“废除资产阶级核心家庭制度”，建立“一个新社会——一个革命者的社会主义社会”。与此同时，一群女同性恋者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名为“女同性恋左派”(The Lesbian Left)的社会主义女权协会，并于1977年出版了她们的论文集。被石墙起义鼓舞的LGBT团体不仅出现在英国，而且遍及整个欧洲，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这些团体都强调社会主义是同性恋解放的关键。
这些团体都充分体现并促进了LGBT群体不断增长的决心——了解权力的运作方式，并研究将人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方法。同性恋报刊，从《Gay Sunshine》到全国发行的《Gay Clone》（在每一年的五·一出版，以此纪念国际劳动节），在其文章和书评中，都将社会主义作为他们报道的中心议题。十年来，他们将社会主义作为运动中政治利益的主要议题。1975年至1980年，一群男同性恋在英国开办了《男同性恋左派》(The Gay Left)这一社会主义者杂志。它报道了在古巴和苏联这两个共产主义体系下生活的同性恋者，并刊登了《为什么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反对同性恋吗？》等特色文章。
同性恋运动与社会基本问题的相互接触渗透，构成了同性恋解放的深层部分。甚至在相对深奥的历史书籍中也有记载着参加集会或游行的人们。但在上世纪70年代的北美和欧洲，许多LGBT人士都开始严肃正经地致力于研究深奥的、甚至晦涩难懂的关于意识形态的书籍。这种现象潜藏在街头活动之下，作为一种沉思、哲学的活动。例如，《身体政治》（The Body Politic）中包含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学和诗学的评论。1977年4月1日那一期专题评论了1970至1973年的选集：《同志解放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关于同志解放的讨述文件》(Gay Liberation and Socialism: Documents from the Discussions on Gay Liberation Inside 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这本书并不是有情节、人物和故事的叙事性历史读物，甚至也不是一本有明确的论述或事件描述的标准的历史书。它是一组未经编辑的原始文献，历史学家们经常沉浸其中来研究和解释过去的历史。
这样的选集几乎从来没有在即使是最专业的学术期刊上被评述过。《The Body Politic》评述了它，作者不是给出了一个基本描述或摘要，而是批判性地评论了它和社会主义运动，指出即使社会主义者接受了同性恋活动者作为步兵参与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也不会承认“同性恋是好的”。这个评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拥护同性恋。这篇评论的出版和内容反映了在同性解放高潮时期，一些经常被城市同性恋团体争论、遗忘的印刷文化和关于同性恋运动的严肃思想。
这种阅读和讨论的文化，不仅体现在报纸、期刊中，也体现在关于阶级及政治的社团中，让许多同性恋者对他们受到的压迫有了新的深刻的了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作为他们的一个特殊的启明星。它告诉LGBT群体，家庭的概念并不是一种一直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的自然现象，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由于特定的原因而发展起来的。恩格斯认为，古代社会是母系社会，两性基于其家庭中的责任都有平等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男性离开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系统，去工厂工作。女性被迫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她们的劳动失去了货币价值。
恩格斯认为，压迫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从阶级分裂开始的。随着男性作为所谓的养家糊口者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他们想通过继承来维持自己的财富，而这导致了社会中更大的阶级分化。现代家庭起源的发现也被证明为当代女性运动提供了深刻洞见。它解释了很多对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表现为自然的、历史悠久的、不可改变的压迫。现代家庭的历史，系统地帮助了LGBT群体认识到，经济发展是如何巩固了他们自身受到的压迫。这也鼓励他们去质疑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自然而然、不可改变的社会组织形式。
20世纪70年代，一群男同性恋者每周六晚在纽约市举行意大利面晚餐聚会。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作家、学者和活动家。在晚餐时，他们会阅读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并讨论这些对同性恋解放的意义。乔纳森·内德·卡茨(Jonathan Ned Katz)是该组织的成员。2012年他在位于格林威治村的家中对我说：“我读了《资本论》的每一页，每句话都做了笔记，我提出问题，我通过与马克思辩论来教育自己”。
卡茨描述了他开完会后回家对自己“巨大惊人的变化”感到的混乱和不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我的自我观念和对同性恋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在成长过程中，他和其他成员都被灌输同性恋是一种可以被心理学家治疗的疾病。而现在，他们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卡茨记得自己当时在想：“哦，我的天，我是有多傻才能认为自己生病了？”坐在拥挤的公寓的二手家具上，读书小组的成员们开始明白，他们并没有生病，而是在被压迫。这个观念是通过阅读恩格斯和马克思而被发现的。卡茨回忆说，明白了这个区别让人“大开眼界”，“我感到晕眩，不得不躺下来。”
这一团体随后被称为“同性恋社会主义者行动计划”(Gay Socialist Action Project, GSAP)。在这里，成员们学会了去观察权力生产结构，而不是逐字逐句地去驳斥那些谴责同性恋的牧师和医生的看法。GSAP发现，恐同行为与牧师在讲坛上的演说没有太大关联，它更多地与牧师能够提出主张的权力有关；与医生在医学教科书上给同性恋贴上“变态”的标签没有太大关联，更多地与医生可以将其提出的理论变为可证实真理的权威有关。GSAP成员开始意识到，同性恋所谓的“不正常”并没有使他们受到压迫。是他们受到的压迫使他们显得不正常。
Gay Activists Alliance Firehouse，图片来源：NYC LGBT Historic Sites Project
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迫使卡茨和其他人去探索不同类型的问题。那些看起来似乎与歧视无关的社会习俗和法律都受到了严格的探究。正如恩格斯说明了家庭是如何由于一系列的经济问题而在某一特殊时刻出现的那样，卡茨和其他人开始发现，恐同来源于不同时期的特定因素。它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普遍的。
卡茨意识到不同的“模型”随着时间发展起来，用以解释男人和其他男人亲密的现象。第一种是宗教模型，掌权者对那些犯有鸡奸罪的人处以“严厉的惩罚”。他指出，语言的表达方式折射出不同模型的特点：宗教权威使用“鸡奸”(sodomy)一词，而第二种医学模型则在19世纪晚期发明了一个科学术语“同性恋”(homosexuality)来描述这种同性关系。通过记录不同时期对同性关系的定义，卡茨开始意识到当权者是如何压迫同性恋者的。当然，理解压迫是如何形成的也带来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感觉：他同时也意识到这种压迫可以被推翻。
卡茨开始意识到，LGBT群体对自身的看法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和许多GSAP的成员——主要是约翰·德埃米利奥(John D’Emilio)——一起，卡兹想要纠正同性恋者对自身的误解。为此，他决定写下过去的历史。对于卡茨和德埃米利奥来说，对同性解放的美好展望不仅导致了抵抗反同法律和歧视行为的运动，还引起了一场思维革命，这场革命促使他们书写了LGBT群体的历史。这不仅仅只是纯记录或是编年史，而是一个难以置信的雄心勃勃的思维项目，在通过LGBT人群的历史展示了权力如何在社会中运行。
在纽约公共图书馆进行了多年研究之后，卡茨收集了数百个描绘美国从殖民时期开始对同性恋定义的变化的资料。他说：“我像寻找失踪人员踪迹的侦探一样在图书馆里穿梭，追踪线索，从一个脚注到另一个脚注不断搜寻痕迹，像一个未知土地上的探险者。”他“翻遍了图书馆的卡片目录，遍历了图书馆的书架，挑选出可能有用的书和咨询索引”。基于他详尽的研究，卡茨最初没有将这些资料集成一本书，而是制成了一部1972年的戏剧《出柜！》(Coming Out!)。他认为这将会吸引更多的观众，并迫切地希望尽可能多地为LGBT人群提供关于他们的历史。
格林威治村的另一个协会，“同性恋积极分子联盟”(Gay Activists Alliance, GAA)，制作了这个节目。1972年的一个夏夜，他们在苏活区（Soho，美国纽约曼哈顿南部一地区，以先锋派艺术、电影、音乐与时装款式等著称——译者注）租来的一间消防站里进行了首演。观众（大部分是同性恋）坐在一个炎热的小剧院里，没有空调，也没有足够的座位。有些观众坐在过道上，另一些人则挤在后面。这部剧以一系列独白的形式展现了从殖民时期到现在美国同性恋的生活。一个演员读着一篇17世纪牧师的摘要，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关于鸡奸的庭审案件。一个演员喊道：“五个野兽般的鸡奸者，他们承认了自己的邪恶。”然后另一名演员扮成马赛诸塞州殖民地领导人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出现在舞台上，讲出“鸡奸”一词。这出戏揭示出了属于同性恋者的每一个病理，并把它们置于历史背景之下予以展示。
《出柜！》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演出。在首演几个月后，它在格林威治村的华盛顿广场卫理公会礼拜堂演出，然后又在位于切尔西北部几个街区的一间小剧院——夜间剧院(Night House)演出。它对那些观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观众说道：
“它是一首关于同性恋生活的歌曲，是对过去事情的记忆，对现在事情的看法，对未来事情的承诺。这是一部戏剧，也是一部喜剧，还是一部讽刺作品。它既漂亮，又丑陋；既常见，又稀罕。它让很多人既因悲伤又因喜悦而潸然泪下。它提醒我们，我们并非孤军奋战。我找不到形容词来形容那天晚上我的感受。”
这出戏的成功为卡茨赢得了一本书的合同。1978年《美国同性恋历史》(Gay American History)是第一部反映在美国复杂而不断发展的同性恋含义的经典纪录式选集。就像他的戏剧一样，他的书立刻获得了成功。同性恋报道都在评论它。卡茨被邀请在遍及北美的同性恋社区中心发表他的研究。他成了这个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和作家。然而，在目前同性平权胜利之时，至少在美国，卡茨这个人物却始终被大大低估。他与社会主义理论相互接触而产生出来的宏大而野心勃勃的历史项目，比卡茨本人更加边缘化。
LGBT组织发行的杂志，图片来源：Aeon
和卡茨一样，德埃米利奥也是GSAP的一员。当他还是一名研究生时，在他靠近哥伦比亚大学的公寓里，他主持了周六的那些聚会。跟随卡茨的研究并在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德埃米利奥在1983年出版了《资本主义和同性恋身份》(Capitalism and Gay Identity)。这是20世纪有关资本主义历史最杰出的论文之一。但是它其中深刻的洞见和追求的目标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德埃米利奥巧妙地揭示了城市化和雇佣劳动的崛起，同作为经济实力主要来源的家庭的地位的下降一起，是怎样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为同性恋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条件。正如德埃米利奥所说，资本主义使得LGBT群体能够搬到城市中，并从作为收入来源的家庭中独立出来。一旦资本主义创造了能让人们自主生活的机会，它就会不知不觉地要求同性恋者给他们自己的同性欲望以优先权，并将其作为他们生活的驱动力。
德埃米利奥和卡兹的历史只是社会主义思想鼓舞同性解放的许多方式之一。这些观点也为LGBT群体如何概念化他们的困境、定义他们的身份提供了支持。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论去理解权力是如何运作的，更重要的是，去理解各种各样的历史力量是如何塑造了作为一个身份认同的同性恋。
同性解放的街头抗议和游行的前后，潜藏着这场思维革命。正是这场深入而艰苦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接触渗透，使得LGBT群体获得了解放。在许多情况下，这场革命导致了LGBT群体从与政府当局的政治对抗、对权利的讨论中撤退。相反，他们以巨大的精力来发展自己的社区，培养自己的文化。书写LGBT群体历史而付出的努力是他们的政治资本、才华、资源和智力的一个效力强大的支出。它的目标不仅仅是改变当权者定义LGBT群体的方式，还是为了给LGBT团体提供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笔可观的文化遗产。
这些都值得被铭记，尤其是在这个婚姻平权胜利的时刻。这一成就，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激励着人们寻找同性恋政治动员的先驱以便理解过去的历史。当然，上世纪70年代的同性恋者参与了争取权利的政治斗争。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LGBT运动中也充斥着社会主义，这种互相渗透导致了权利、战略和身份等概念的重塑。它改变了同性恋运动、同性恋者以及美国。
因此，如果你要称颂同性解放和婚姻平权，那么你也要同时称颂社会主义。正是社会主义推动了同性恋者的思想革命，通过革命，他们坚持要定义自己的生活，书写自己的历史。
原文链接：
https://aeon.co/essays/the-radical-roots-of-gay-liberation-are-being-overloo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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