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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抗战时代,杀死一个日本兵究竟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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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4月,日军动员兵力50余万,发起纵贯中国南北的“一号作战”战役,至12月该战役始告结束。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其间历经中原会战、湖南会战、桂柳会战,日军先后攻占河南、湖南、广西和广东部分地区。其中,湖南会战自5月底打到9月初,持续3个多月,是此次“一号作战”期间中国军队抵抗时间最久、最顽强的一次战役。

  以此次战役为例,可以一窥中国军队与日军之间的战斗力差距。此役,双方参战人数,中国军队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中国方面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而据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中国方面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

  日军伤、亡人数,双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而国军伤、亡人数则出入较大。日军方面公布的数字,包括了伤、病、俘、亡,中国军队损失过半。国民政府公布的数字,则不含病、俘,仅伤、亡两项,也已占国军参战人数的25%。显然,日军方面的统计要更为确切一些,国民政府不统计病、俘,则有其鼓舞抗战民心乃至获取二战国际地位之考量。

  国民政府在1944年前后对兵力的配置也能从侧面证明日军的统计要更为准确一些。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中国军队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中国军队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更趋下降。

  据国民政府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中国军队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

  徐永昌

  国军将领徐永昌的估计也大致相似:中国军队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应钦在拟定军队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中国军队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考虑到抗战后期军队编制的缺额——徐永昌认为战时国军各师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一万多人至二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三至四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民党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

  整个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1:4到1:2之间。

  抗日战争时期,要杀一个日本士兵究竟有多难,要付多少代价?可以从敌我双方士兵的伤亡作比较。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

  “一二八”事变中,参与侵华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而当时有多少侵华日军被歼灭?目前没有准确的数字。《日本陆海军事典》一书中认为在中国关内日军总共死亡45.57万,其中八年抗战日军在中国死亡40.46(不包括东北),战后遣返中死亡5.11万。按照美国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四十四万余。学者张忠义先生,根据日本的资料也计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45.5万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

  尽管目前日军在华死亡人数还不确切,但可以估算其人数大概在45万至80万之间。根据国民政府的报告,国军死亡将士共计约170万人(合阵亡和因病死亡)。也就是说,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4:1到2:1之间,这个比例应该算保守。

  中、日军队战斗力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林彪总结:中央军队守着挨打战术真糟糕透了;我军的军事技术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

  平型关战役遗址

  平型关大捷后,林彪曾撰文《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刊登于1937年11月27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一卷第二十五期,对中、日军队战斗力做过一个基本比较,并分析了原因。文章说道:

  ……

  七、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

  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作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之作战,特别是把敌人打瘫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兵往往很多。

  在抗大的军事教育中,特别要教育干部了解正规战斗中的战斗队形之运用。

  八、日兵至死不肯缴械,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治宣传与优待俘虏。

  十、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十一、中央军队如果还是守着挨打战术,便真糟糕透了。他们对主要点应坚工固守,而不应到处守,应行决战防御与运动战,应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大炮于决战点。至于他们军官的调动、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问题。

  十二、我军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连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

  今后当努力此方教育。经过这次的战斗,部队中的一般情形更形活跃了,战斗的情绪及生活高涨到万分。战地群众对我军与友军完全是两个态度,见友军就逃,见我军到了则又转回。八路军所到之处,受群众热烈的欢迎与夸扬,不是无因的。这一切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虚心地学习,运用在今后的抗战中,这些都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37年11月1日,集会归来的八路军年轻士兵

  林彪对八路军自身的批评自然是中肯的。其对中央军的批评,其实也相当准确。下面就具体说说中央军的问题。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一:中国士兵缺乏训练又营养不良,白刃战三士兵尚不能活捉一日兵。

  国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士兵缺乏营养和训练。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学者黄仁宇正在国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抗日剧中常常不乏白刃战场面,往往中国士兵与日兵一对一厮杀,结局一般是中国士兵手刃日兵。在抗战初期,日军确实比较害怕与中国军队进行白刃战,但到了抗战中后期,中国士兵已多为新兵,其劈刺技术已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营养不良,体力太差,以及劈刺技术训练不足等。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也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

  造成士兵缺乏营养和训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军后期保障能力不足。据王奇生称,“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

  后勤不力,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检讨过原因:

  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二:兵役办理不良,新征壮丁因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

  1940年,武昌,蒋介石视察军官训练团

  随着战事进行,国军士兵战斗力日益衰退,除了上述原因外,兵役办理不良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的蒋梦麟在1941年7月写给蒋介石的一篇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梦麟此次视察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

  (六)黄平县长检得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六,其余一人病愈逸去。

  (七)据马场坪医生云:“有湘人十余人,挑布担迤逦而行,近贵定县,遇解送队,数人被执,余者逃入县城报告。适一卡车至,持枪者拥湘人上车,向贵阳行驶。湘赂之,被释。方下车时,以枪击毙之曰:彼辈乃逃兵也。”……

  蒋梦麟的报告又提到,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国军战场辅助队女兵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三:军官素质之不佳,兵好官不好,官阶越高能力越低。

  除了战备、一般士兵不如日军外,国军的素质也令人堪忧。一般士兵多为农家子弟,他们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但在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

  蒋介石曾多次公开指责国民党军队,官阶越高能力越低。1944年蒋介石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

  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蒋还声称:

  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

  蒋也许有痛责高级将领反省以及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仍可从中看出国军军官素质之不佳。徐永昌在其日记中亦称:“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可见“官不如兵”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四:指挥与协调差,蒋介石集事权于一身又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

  日军轰炸下的重庆

  此外,国军的指挥和协调系统紊乱,几无章法。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1944年6月12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发牢骚说:

  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张治中1939—940年间曾任侍从室主任。他对蒋介石的高度集权深有体会:

  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那一个机关主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参’(引者注: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

  蒋介石集事权于一身,却又经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军令部副部长刘斐私下与徐永昌议论时,即认为这种状况“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

  本文原载于《革命与反革命 :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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