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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雄主撑起土耳其在欧亚夹缝中的千年历史

subtitle 东方历史评论07-14 10:25 跟贴 352 条

  土耳其地处亚欧大陆的结合部,是一个极具魅力的神奇国度。东西交融的深厚历史积淀,在土耳其的土地上编织出色彩斑斓的绚丽画卷。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产生了众多独具特色的君主。

  温和神秘的穆罕默德二世

  穆拉特二世死后,他年轻的儿子穆罕默德二世决定终结不遵守协议的拜占庭帝国。1452年年底至1453年年初,他集结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并组建了一支舰队。在土耳其海峡亚洲一侧的博斯普鲁斯地区,奥斯曼人已经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城堡,穆罕默德二世在海峡的欧洲一侧又修建了另一座城堡。

  鲁梅利堡垒位于土耳其海峡的最窄处,大部分遗迹依然保存良好。这座堡垒上的火炮能够击沉任何途经的船舶,因此阻断了君士坦丁堡与黑海的联系。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曾经在数个世纪中成功地将进攻者拒之城外,无数入侵者止步于城墙脚下。这些城墙从罗马时代就已开始修建,一些地区的城墙甚至拥有三层墙体。这些墙体敦厚且扼据险要之处,守城者可以获得良好的防护,并利于突然出击。敌军的舰队难以突破金角湾,因为一条巨型的可以悬浮的铁链锁断了前进的道路,而铁链的另一端则固定在加拉塔。当时,加拉塔地区掌握在保持中立的热那亚人手中。此外,拜占庭帝国还拥有终极防御武器:希腊火。然而,到1453年时,君士坦丁堡用以阻止敌人攻击的诸多障碍都被穆罕默德二世清除了。

  虽然火药早在14世纪就由中国传入,但是火炮极难铸造,因为当浇灌铁水时,炮管可能会产生极小的裂痕。在使用火炮时,一旦这些裂痕在热力膨胀的情况下发生爆炸,就可能对使用者造成致命伤害。1460年,苏格兰的詹姆斯二世(JamesII)因火炮发生爆炸而当场身亡。今天,克里姆林宫还珍藏着另一件超级武器—沙皇炮(1586),但它从未被使用过。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却设法建造了可以投入使用的巨型火炮。

  一位名为乌尔班(Urban)的普通匈牙利人带着火炮样品前来拜见君士坦丁,君士坦丁由于没有资金而不予支持。穆罕默德二世拥有铸造火炮的足够资金,因此乌尔班为奥斯曼王朝铸造了两门巨型火炮。在一个由60匹马和300人组成的队伍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终于将这两门巨型火炮从埃迪尔内运送到君士坦丁堡城墙的最薄弱处:此处的城墙边上有一条河流,城墙不得不依河而建,因而这段城墙相对薄弱且存在防守盲区。

  穆罕默德二世的性格在此过程中充分体现出来:他密切监督着这些巨型火炮的铸造,掌握了乌尔班使用的技术,消除了在炮管制造中可能产生的任何微小裂痕。完工之后,这些巨型火炮就能发射重约450千克的炮弹(那时,法国人只能造出发射约113千克炮弹的中型火炮,而且这种火炮发射出的炮弹会从墙上弹开)。这两门巨炮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最重型的武器,此外他们还有近百门中小型火炮。这段伟大的城墙得以苟延残喘,尽管守城者在竭力抢修城墙,但他们却面临着更棘手的问题:抗击进攻者的军队太少,而穆罕默德二世却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人数多达20万人,其中很多人是基督徒。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上仅有9000人驻守(其中很多守军是穆斯林,他们是一位奥斯曼王朝王位觊觎者的支持者)。

  此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大规模缩减,仅剩5万人,而且城内很多地区都已荒废(甚至出现教士靠出卖教堂中颇有历史的大理石以维持生计的状况)。城中的一些古老建筑已年久失修,甚至君士坦丁十一世自己也只能生活在布雷契耐宫中。与昔日宏伟的宫殿相比,布雷契耐宫无疑要寒酸很多,而且外形败破,并因维修费用过高而难以修复。生活在加拉塔地区的热那亚人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依然保持中立,且不急于废除与奥斯曼王朝达成的利益丰厚的贸易协议。

  相应地,穆罕默德二世没有坚持让热那亚人释放铁链的另一端。相反,通过使用圆木,奥斯曼军队将其舰队从博斯普鲁斯的巴斯卡塔斯运送到金角湾的卡斯姆帕萨。在那里,奥斯曼人已经消灭了拜占庭的舰队,否则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现在,奥斯曼帝国军队通过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另一段城墙,进一步分散守城的兵力。在火炮的密集轰击下,君士坦丁堡的一段城墙出现垮塌,拜占庭帝国走向终结: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十一世在混战中被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于50年前几近解体的奥斯曼王朝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并且震撼了整个欧洲。

  在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年仅21岁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骑着他的白色战马,进入了这座宏伟的城市。这位年轻的征服者与年轻的拿破仑有诸多相似之处—能够迅速集结军队,非常了解下属,并善于激发他们的斗志。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统帅,但是像拿破仑一样,穆罕默德二世也擅长构建帝国体制,包括法律。这位征服者入主君士坦丁堡后的第一个举动便是摧毁了查士丁尼(Justinian)皇帝的巨型雕像,这座雕像曾经占据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前广场的巨大空间。

  穆罕默德二世遗弃了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宫殿,建立了自己的王宫—在入城主门金门附近,修建了另一座宏伟的七层塔城堡,同时在今日伊斯坦布尔大学所在的地区迅速修建了一座新的宫殿。这座宫殿位于拜占庭帝国之前的边界线附近,不久穆罕默德二世就对其产生了厌倦。他还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法提赫清真寺,同时还建有附属医院和学校。这座清真寺所在的地区先前建有一座教堂,曾埋葬着拜占庭帝国早期的皇帝。随后,奥斯曼帝国又开始修建另一座新的宫殿,这座宫殿后来成为整个奥斯曼帝国的中枢,它就是今日的托普卡帕宫(意为“火炮门”,源于其在旧城墙上的位置)。托普卡帕宫拥有世界上所有宫殿中最优美的环境,位于俯瞰金角湾的狭小半岛上,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的衔接处。这座宫殿依照非常人性化的比例修建,拥有一直延伸到海边的大型花园。

  在这些又高又厚的城墙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将自己神秘化,开始远离民众的视线,并由一支对当地人来说非常陌生的耶尼切里军团保护。这些耶尼切里军团士兵穿着独特的军服,演奏着自身特有的军乐。从穆罕默德二世开始,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开始深居王宫之内。

  与继任者相比,穆罕默德二世可以说非常温和,但是奥斯曼帝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却可以追溯到他在位的时期。1481年,几乎是在当年君士坦丁被杀的地方,穆罕默德二世也同样被杀,历史竟是如此的相似(这个地区被称为盖布泽,位于马尔马拉海的亚洲一侧,距离伊斯坦布尔东部约30英里,汉尼拔当年也是在此处自杀。如今,这个地区已呈现出一片工业化景观,偶尔还会激起过客对于往昔的追忆)。穆罕默德二世逝世后,罗马教皇举行了持续三天的祝祷仪式,为其鸣钟,红衣主教也为其祷告。他的逝世不逢其时,因为苏丹的胜利才刚刚开始: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帝国将会急速扩张,将囊括大西洋海岸的摩洛哥,叩击维也纳的大门,深入波斯的腹地,甚至远达印度尼西亚。

  “冷酷之君”——塞利姆一世

  伊斯玛仪沙于1508年占领了巴格达,并希望与威尼斯结盟以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1510年,伊斯玛仪沙率军袭击了特拉比松。当时,这块地区由巴耶济德二世的儿子塞利姆一世(SelimⅠ)驻守。但是,塞利姆一世却接到父亲不允许抵抗的命令,因为这位老苏丹已日益疲惫和昏聩,仅仅祈求和平。1509年,君士坦丁堡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地震,巴耶济德二世不得不到旧都埃迪尔内避难。

  显然,巴耶济德二世已经失去了对帝国的控制,而且诸位王子开始为继承苏丹之位展开激烈角逐。至此,作为奥斯曼帝国精锐的耶尼切里军团便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耶尼切里军团在1512年选择了塞利姆一世,塞利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随之将父亲驱逐。不久,巴耶济德二世便去世了,是否被害不得而知。最后,塞利姆一世又将可能威胁自身统治的几十位兄弟和侄子杀害。

  塞利姆一世获得了“冷酷之君”的名号。用“强硬”来形容塞利姆一世或许更加恰当,而且在俄国还有一个与之相似的人物—与塞利姆一世处于同时代的、被称为“恐怖的伊凡” 的伊凡四世,这个称谓是“威胁”一词的一种变形。在一次醉酒后的暴怒中,伊凡四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他缔造了俄国高度集权的沙皇体制,实际上削弱了地方贵族以及教会的权势。伊凡四世非常残暴,并借助鞑靼人来进行清洗。

  塞利姆一世实施统治的方式与伊凡四世类似。在几年的时间内(直到他于1520年逝世),塞利姆一世使奥斯曼帝国空前强盛,并让基督教世界感到惊恐。正如麦考利(Macaulay)对腓特烈大帝的父亲的评价一样,塞利姆一世堪称摩洛神和恶鬼的合体。他常常处死维齐尔,以致人人惶恐。据载,一位维齐尔曾询问能否提前知晓自己被处决的日期,以便预先料理自己的后事。塞利姆一世回答说可以,但要找到下一个处决的人才能够确定日期。像腓特烈大帝的父亲一样,不管用什么方式,付出什么代价,塞利姆一世都极力充盈国库。这位强硬人物在1514年召集了8万大军,着手解决波斯问题。

  到塞利姆一世逝世时,他已居功至伟,拥有众多耀眼的光环:两个大陆的国王、两洋的统治者、两支大军的统帅(两支大军指欧洲和波斯军队)、两圣地的守护者(两圣地指麦加和麦地那)。他的儿子又为他添加了以下称谓:地平线的边境领主、横跨大陆的磐石、安拉在大地的影子。附属国克里米亚汗国的统治者则在布告中称呼塞利姆一世为“永垂不朽的可汗”。这种现象看似荒诞离奇,但在某段时期内这也是事实。

  征战的一生——苏莱曼一世

  塞利姆一世的儿子苏莱曼一世顺利继承了王位,帝国境内并未发生严重的内乱。苏莱曼一世在位近半个世纪(1520—1566年),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也在他统治期间达到顶峰。奥斯曼帝国的火炮专家远赴印度尼西亚,舰队在法国的土伦港过冬,军队则在匈牙利、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底格里斯河下游征战。君士坦丁堡是一座极其富庶的城市,人口多达75万,几乎是当时西欧大都市巴黎的3倍。

  这段时期是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期,它引领着中东乃至欧洲法律体系和诗歌方面的潮流。奥斯曼帝国众多宏伟的清真寺享誉世界,特别是苏丹为自己建造的苏莱曼一世清真寺。苏莱曼一世继承了其曾祖父的天赋,在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事务中,能够集中精力迅速处理,就如同下一盘战略性的三维国际象棋。

  对于土耳其人来说,他是卡努尼(Kanunî,意为立法者);对于德意志人来说,他是土耳其大帝(der grosse Tuerke)。意大利著名画家提香(Titian)曾经专门为苏莱曼一世绘制了一幅惟妙惟肖的肖像,现保存在维也纳。像拿破仑一样,苏莱曼一世曾经进行了12次伟大的征战。在他的率领下,20万奥斯曼帝国军队拖曳着数百门火炮,以超乎寻常的意志高效行军。哈布斯堡王朝的大使曾说:“在我们所在半球的三个大洲上,每一个大洲上的国家都加速了我们的衰亡。像一道闪电一样,苏莱曼一世袭击、粉碎和破坏了挡在他前进道路上的一切。”

  1492年,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Isabella)女王及其夫君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Ferdinand)国王攻占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最后一个来自格拉纳达的穆斯林王国,同年又资助了哥伦布寻找新大陆的远洋航行。后来,西班牙又与北非的穆斯林展开争战,而奥斯曼帝国也从地中海东岸卷入这场纷争。这一次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战争,争战双方以西班牙查里五世(Charles V)及其儿子菲利普二世(Philip II)为一方,以苏莱曼一世及其儿子塞利姆二世(Selim II,1566—1574年在位)为另一方。

  人们可能认为到16世纪时,西班牙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争战已经接近尾声,这是因为尽管双方的衰落历程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它们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兴。组建一支拥有300艘大木船的舰队需要消耗大量的木材,会对森林资源造成巨大损害—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以为继的。此外,战争和基地的花销也削弱了政府在其他事务中的组织能力。

  1565年,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似乎达到高潮。马耳他岛扼守着突尼斯和西西里岛之间的咽喉,战略位置极其重要。那里拥有狭长的深水港,很适合维护和供给舰队,并在圣约翰骑士团的经营下防守严密。

  苏莱曼一世派遣了首席海军上将率领舰队夺取此岛,与守军爆发了残酷的战争。战争主要围绕圣埃尔莫要塞展开,这个要塞守护着该岛主要的港口,港口本身也已被围困数月,看起来,只有奇迹发生,马耳他岛才会幸免于难。马耳他岛守军的顽强抵抗直接促成了西班牙与骑士团的联合行动。来自救援舰队的威胁以及缺乏足够的淡水供应,迫使奥斯曼帝国舰队不得不仓皇撤军—这是苏莱曼一世第一次真正遭遇惨败。

  除此之外,奥斯曼帝国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南部地区。罗马尼亚的王子们归顺了奥斯曼帝国,承诺向其支付贡金。奥斯曼帝国北部地区与匈牙利相邻,匈牙利曾经在15世纪上半叶与奥斯曼帝国展开激战,而且获得了几次胜利。1526年,苏莱曼一世率领大军再次入侵匈牙利。在当年8月的莫哈奇战役中,匈牙利军队再次上演了十字军在1444年瓦尔纳战役中的惨剧。在奥斯曼帝国的耶尼切里军团和火炮面前,匈牙利军队的骑兵不堪一击,结果遭到惨败。很快,半个匈牙利都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而且核心区域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也接受了奥斯曼帝国的宗主国地位。

  随着苏莱曼一世日渐衰老,他越来越独断专行,同时在宗教上也更加虔诚。他对基督徒的包容心日益狭小,并越来越严肃地将自己视为伊斯兰教的圣战者。在最后的岁月里,苏莱曼一世成为自己设计出的精妙绝伦的“发条装置”中最为关键的部分。

  当他的妻子罗克塞拉娜(Roxelana)[也就是许蕾姆(Hürrem)苏丹]去世之后,他开始奉行禁欲主义,而且更加固执:宫廷开始使用陶器进膳,而此前一般使用进口自中国的精美瓷器,其中一些瓷器还镶嵌有一条非常细长的银线,这条银线与砒霜接触时会变黄。

  苏莱曼一世的故事与路易十四(Louis XIV)极为相似。路易十四因奢华的凡尔赛宫而闻名,他的情妇曼特农夫人每夜都会到访,与他密谈两个小时的宗教,然后再劝其与残忍、愚蠢的皇后同床共枕(路易十四和这位皇后酝酿了法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驱逐新教徒)。 在统治后期,苏莱曼一世与自己的儿子们关系紧张(作为王子们继母的罗克塞拉娜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

  苏莱曼一世甚至因为儿子造反将其中一位杀害,被杀王子的哥哥苏莱曼一世最喜欢的儿子吉汉吉尔(Cihangir)也受到株连,最终被密害致死。像奥斯曼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样,苏莱曼一世的基因也传给了他的女儿米赫里马赫(Mihrimah),她在于斯屈达尔修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清真寺(米赫里马赫在伊斯坦布尔埃迪尔内门附近的城墙边上还建有另一座清真寺)。尽管如此,这位老苏丹依然知道该如何处理一件事:战争。1566年,他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越境北上,穿过贝尔格莱德,进入了匈牙利,开始围攻锡盖特堡。不久,72岁高龄的苏莱曼一世便与世长辞。

  本文节选自《土耳其简史》,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7月即将上市。作者诺曼·斯通,英国历史学家,沃尔夫森历史奖、方塔那欧洲历史奖得主。现任土耳其比尔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牛津大学近代史教授、撒切尔政府顾问。著有《一战简史》《二战简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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