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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回忆:在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的五年

澎湃新闻网07-13 09:57 跟贴 118 条

  一九○七年,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退回部分庚子赔款,中美双方协议,决定将该款部分用于中国在美留学生,部分在中国创办一所学校,造就学生异日留美。于是,创办了清华。它是一所留美学生的预备学校(隶属外交部)。随着时间的演进,清华后来改成一所正式大学。一九二八年,又改为国立,自此,只派少数毕业生赴美深造。

  一九二九年五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约我担任该校历史系主任。五年中(从一九二九年夏到一九三四年夏),我一直在清华认真授课。抵清华后一年半,我成为评议会中一员。这段期间,对清华和我自己的生命都很重要,同时那段时间也是内战与伟大抗日战争中间的一段空档。这是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来中国仅有的一段比较和平与团结的时期。内政大部恢复了,中央、各省都恢复了。工商业正在复苏,铁路逐渐修复,公路修筑得很多。这段短暂的时间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在平时进步的能力。

  蒋廷黻

  聘教授,定课程

  清华有两项重要措施是值得称道的。清华是一所国立大学,教职员待遇与其他同级大学是一样的,因此,它无法聘到杰出的学者任教。为此,评议会想出一个办法。就待遇的标准说,清华是按照教育部规定的,但清华另外规定有休假,并可供给休假旅费;上课钟点少,较其他大学进修的时间多;图书馆、化验室的经费也比其他学校充足。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但是如果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此外根据清华评议会所拟的规定,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以上规定,使清华建立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时日中,我们能够从其他大学中挖来著名学者,他们来清华不是因为待遇优厚,而是为了做学问。

  另一项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欲想在中国创办一所大学,某些地方可以学外国,但有些地方必须要自己想办法。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世界各国在物理、数学、生物、化学等方面的成就,中国都可以抄袭使用。可是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我们所遭遇的问题就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了。即以政府组织为例,中国留美学生往往熟读政治思想、比较政府和地方政府等书籍。他们学成回国后可以在大学开课,像美国学者在大学中一样教授英国、法国、德国或意大利政府。但是却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能够教授中国政府,因为美国大学中没有这门课。再以市政为例:当时在清华有一位教授,教伦敦、巴黎、芝加哥和纽约市政,但他对天津、北平、上海等市的施政情形却一无所知。再让我们看看政治思想方面。有一段时间,清华有三位教授都能教政治思想,他们能从最早的柏拉图讲到当代的拉斯基,但却没有一个能讲授中国政治思想演进情形的。换句话说,就以上情形论,清华所教育的学生是要他们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而不是要他们成为中国的栋梁之材。

  有些清华教授认为这种情形是滑稽的。这个情形虽然我们个人没有责任,但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个问题。最后,我们提议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议任何担任社会科学的教授,如果他想要放弃原有西方国家的课程改授中国方面的课程,都可以减少他授课的时数,增加研究及实地考察等方面的补助。如此一来,经过三两年时间,他就可以教授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府或中国经济史等课程了。

  历史系也遭遇到类似的问题。留美学生没有从美国学到中国历史,即使他们想学也无从学起。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大部分历史已经经过科学的彻底的研究过若干个世纪了,因此,他们可以有一套能为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但在中国却不然。我们有丰富的资料,但除了日期和姓名之外却没有一种大家都认为正确的综合历史资料。在过去,人们无法了解整个中国历史。他只能成为某一特殊时代或某一本书的专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要重复前人的研究工作,而不是继续前人的研究工作。因此,时间被浪费了。

  我在清华,一开始,想找一位能教汉代历史的学者,当我提出此一拟议时大家都认为杨先生(按,即杨树达)是最适当的人选,因为他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他晓得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他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无出其右者。他是这两本古书的最高权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后,如果有人问他:“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他会说:“我从未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本来,版本鉴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权威书籍,某一本书其所以能有价值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获悉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形。但是这个目的反而被人渐渐给忘记了。人们变成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此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在现在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再把时间继续浪费在这方面。

  渐渐的,我认为我应该放弃这批旧学者。我要把他们当作我个人的老师。我希望他们能在我身边,以便请教,另一方面我希望能有一批新人来教历史。在教书时,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中国从什么地方发源,又向何处发展,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我不声不响地引进一批年轻教授代替原来的老教授。一点麻烦都没有。我予新人充分的时间。我说:“现在,努力吧,准备开一门课,那么,就是清史吧,你有兴趣吗?你知道清代的大问题吗?努力吧,我会供给你参考书、助理人员和时间。同时,为了生活,你也必须教一点其他课程。你愿意教什么都可以,但你必须在两三年时间内准备开一门新课。”我引导这批年轻教授开始使用一套新方法,一点也没有引起麻烦和反对。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能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全国唯一无二的历史系。

  对这些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同寅们常常交换意见。很幸运,校长和评议会都同意我们的做法。因此,清华拟定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课程。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一九二九年与一九三七年的异同,他一定会发现在课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教育的一个大贡献。我一直为此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

  收档案,买旧书

  对我个人说,清华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我乘便可以接触故宫博物院的档案。有一段时间,我们有好些人在故宫博物院抄录档案,把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抄录下来。故宫中收藏的最重要档案是清代军机处的。自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起到清代终止为止,军机处是大清皇帝的真正秘书处。该处人员管理档案非常制度化,每天来文均由收发登记,这些来文主要的是中央各部及地方首长的奏折。此外,对皇帝批覆的奏折也有专人登记。每件档案都详细登录日期及摘要。这种简单小心处理档案的制度,对清政府说实在是一种光荣。

  由于革命和武装政变在北平接二连三的发生,有些老衙门的档案均被弃置,无人管理。有些档案在北平当废纸卖。我为清华成吨购买,清华图书馆所存的资料大部分都是清朝军机处和海军方面的资料。

  研究清代以前中国历史,学者可以有很多书目提要作参考,但研究清代历史则不然。当然,我们可以阅读一些有关的书刊,可是有许多文学作品,私人和小出版商印的五花八门的记录,却不能指给我们方向。起初,我常去琉璃厂旧书店找我所需要的资料。渐渐的,书店老板把我当作好顾客,开始到清华来找我。在这段时期,我按计划购买书籍。每届周三,从上午九时到十二时,我接待琉璃厂的书商。他们到图书馆中我的书房来,每人先给我一张作者及书名的目录,我可以从目录中找出我有兴趣的书籍。如果某一本书可能对我有价值,我把它送到图书馆当局审查、估价。书商在走廊上排成一排每人都带着他们要卖的书,这样成了一个惯例。有时他们知道我所需要的书而他们自己又没有,他们就写信通知全国有往来的同行,代我去搜求。

  任何一位学者,一旦到了北平,就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很有传染性。有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要我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我们在一起有一小时。他监视我,我监视他。我们找资料时,他问我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我找到两本小册子,第一本是《文祥年谱》。文系清代外交界的巨擘。第二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籍。袁先生对这两本书似乎都不太有兴趣,我私下很高兴。我们分手后,他回北平图书馆,我回俱乐部,当他远离我后,我又转回去买那两本书,但当我半小时后回到那里向书主购买时,书主告诉我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那两本书买走了。

  中国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是十九世纪最有名气的人物之一。大家只知他在外交界的职务,很少有人知道他做过僧格林沁的秘书。僧格林沁于一八五九年曾在大沽抵御英法联军的进犯。远在英法联军进犯的当时,郭就建议他的上司僧格林沁,不要仇视外国人,应该谈判通商条约。后来,他代理广东巡抚时(一八六三—一八六六)就不准潮州人拒绝与外人往来。他的政策是要中国在国际上寻求和平、繁荣……而不要闭关自守。与他同时代比较进步的人士,已经有少数人准备接受外国武器、轮船,甚至铁路,但郭某较他们更进步,他进而主张采用某些西方的政治、经济措施。惜乎中外双方人士均未重视他的识见。他的论文集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思想和他所处的时代。我获悉他有很多未公开的日记。因为郭是湖南人,所以我在写家信时,就常提到这件事,希望弄到他的日记。有一天,家兄写信告诉我他遇到一个湘潭杂货商,他是郭的孙子。我立即写信要他去查问,看看他家是否还存有他祖父的日记。我哥哥回信说日记就在那个杂货商的手里,而且他愿以一千元代价出售。这简直是天大好消息。我立即打电报给家兄,要他尽快把它买下。不幸,好多郭家的人都要分沾利益,有些反对出卖这份遗产,结果,买卖不成,日记仍存郭家,后来结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曾国藩的文集,中间很明显的有残缺之处,我一直想把它补全。只要是我认为与曾家稍有关联的人不论路途如何遥远我都去拜会他。多少次我均徒劳无功。直至一九三八年,南京政府撤退后,我在汉口有一天获悉有三百封曾氏亲笔函在坊间出售,索价每封三元。我立即表示如果对方愿将三百封全都出售给我,我愿每封出价五元,但是,此一消息迅即在汉口湖南名人圈中传布出去,他们都想保存一些伟大同乡的墨宝,以致我功败垂成。抗日战争中期,汉口将陷落时,湖南人上演一幕争夺曾氏书函的趣剧。后来,大家同意,将书函分开。我分到一些曾国藩致他弟弟曾国荃的信函,其内容为对太平天国战役中包围并收复南京者。我很幸运,我分到的一份很有内容,因为分信的人都只注重书法的好坏,不太重视信中的内容。我约定将内容有关包围南京的部分都分给我,我希望只将未公布过的信分给我。同乡们答应我的要求,我很高兴告诉大家,分给我的信都是精选的,这些信使我们对曾国藩及其弟弟的性格有新的了解。不幸,当我离开大陆时,一件突发的变故,以致未能将上述信函带出,被遗在上海,它们的命运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做研究,教历史

  清华五年实在是够刺激的,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我努力工作,有时因为得到伟大的发现而高兴,有时因为遇到想不到的困难而失望。我继续研究中国外交史,同时又出版两卷编纂资料(《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我的兴趣越来越广泛,我又对近百年来社会及经济变化发生兴趣。大多数人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看成一块没有肉的干骨头,认为食之无味,而我却认为弃之可惜,在此我不准备多说,只想叙述一些回忆。

  研究历史的结果修正了固有的观念。清末一百年间处理中国事务的领导人,不论满汉,并非像过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坏得不可救药的。当我在杂志上发表我的见解时,各方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我太偏向清王朝,有人说我无礼,居然冒险去批评传统上已经被承认的英雄人物。在民族主义革命高潮时期,欲想唤醒国人注意当时事实和情况,指出错误并非全在外国人一方,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相信中国与列强之间早期的谈判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闹剧。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了解情况。

  因为我是个教授,所以我的文章在政界也引起过不少小风波。后来,当我到政府任公职时,我想欲撰写一些历史题目的文章,或发表专题演讲。这种情形又引起相当的麻烦。举个例子:一九四二年系南京条约一百周年。我发表一次演讲,讲词用中英文在重庆发表。立法院长孙科博士在党中央会议中引用了我的讲词,并且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一个与孙感情不睦的人攻击我是英国帝国主义者的辩护人。该案竟至呈请蒋委员长核夺,蒋认为学者的演讲和写作应该自由,党方不必过问我的文章。

  有的反应是从大洋对岸来的。有一次,詹森(Nelson Johnson)公使(后来升任大使)托亚那波里斯(Annapolis,现通译为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阿伦(Allen)教授向我征询意见,问我鸦片战争时舰队司令克尔奈(Kearny)的行动如何。有人告诉我说阿伦教授是受命于克家要他写一篇克尔奈传记。问题在克氏是否首倡中国门户开放。正巧中国当时有一部分资料(那时尚未发表)对克尔奈于鸦片战争时在中国沿海的活动情形透露一线曙光,我的结论是:他并非是门户开放政策的首倡者。我将备忘录发表于《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上,当时我是该刊编辑,此事对我说,到此已经完结了。后来,哥伦比亚大学裴克(Cyrus H. Peake)博士告诉我一件很有趣的下文。有一天,哥大图书管理员出示给裴克一本上面登着我文章的《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要他注意上面别人加的旁注,以及被剪走的部分。馆员认为一定是中国学生剪的,要他调查一下究竟是谁干的。不久裴克博士获悉纽约市立图书馆已经抓到那个破坏书刊的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克尔奈的后人。

  我在清华时期,并不鼓励学生读历史。因为我深虑历史系的学生没有出路。历史系毕业生虽然可以到中学去教书,但是待遇低,图书设备差,不利进修。学习历史以备从政之用,此一见解倒是深获我心。在过去,不分中外,许多历史学家均能身居政府要津即其适例。一旦有学生申请入历史系,我都给他们浇冷水,我提醒他们读历史一定会受穷很久。我也要他们晓得研究历史除非发现真伪,不会成名。另一方面,虽然清华历史系一直没有很多学生,但,我很高兴,少数优秀青年我都鼓励他们进了研究院,研究中国学者一向忽略的问题。就我所知,一九三○年我们中国尚没有日本、苏俄、蒙古、泰国及越南等历史专家。一旦我发现一个青年,认为他可以研究上述某一国历史的话,我就说服他在研究院学习相关的语文。如果他在研究院成绩好,我就设法推荐他到国外去深造。

  例如:我鼓励王信忠(Wang Hsia Chung)去学日本史。因为他在清华利用中、日以及英、美资料写过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外交关系的论文。他到东京帝大研究,日本方面起初认为中国大学不会有学生到日本去研究日本史,但王信忠申请并通过了特别考试。他在东京研究两年,回到清华任讲师。

  另一个例子是朱谦云(Chu Ching yun),他研究苏联历史。他从中英庚款委员会得到一份奖学金,到伦敦斯拉夫语学校(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去研究。后来他又入达帕脱(Dorpct)大学。为了能在苏联多住几年,他担任中央社驻莫斯科记者。

  后来又有邵循正(Shiao cheng chung),清华毕业后为了准备将来研究蒙古史而赴巴黎研究波斯和阿拉伯语。

  宋迪夏(Sung Ti Hsia)的例子也很特殊。他在政治系毕业后,又申请入历史系。我对他在学校的情形曾留心过,而且对他多少有些成见。从我对他劝阻的言谈中,他知道我反对他再入历史系。他单刀直入地说:“我知道我已浪费很多时间,但我是确实可以读得很好的。我一定要好好读,请让我试试。”我勉强答应了他。为使他及早回头起见,我指定他个难题,要他研究领事裁判权以前中国境内涉外的民刑案件。在宋君以前曾经有人就法律观点和历史观点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人想逐案去搜集有关的中国资料,找出中国官员在国内如何处理外人案件或涉外案件。宋兴冲冲地研究此一专题。当他研究完成时,无疑的,成了中国治外法权方面的权威。但就他所搜集的资料而论,我发现他的论文中还遗漏了一件重要的案子。我要他设法把它补进去。我告诉他:此种增补工作是很有价值的,如果能做得好,我可以同时用英文和中文将他的论文发表。他对我的意见感到非常高兴。但,不久战争开始,宋就开始他的流亡生活了。若干年后,他到我行政院政务处长办公室来看我,见面后,我立刻问他是否完成我所建议的增补工作。他即时承认在他流亡的途中已经把原稿遗失了。我斥退他,要他以后永远不要再来见我。不久以后,我辗转听说他开始酗酒,终致客死在四川的一个小镇上。

  清华予我足够的资料和时间从事研究工作。那里也有许多益友和同事。在我教过的学生中,每年我都发现有些人他们的生活与我息息相关,他们的生活也成为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除了上述情形外,清华坐落北平西山脚下,是个消闲静养的好地方。我们打网球、游泳、滑冰、骑马、打猎,尤其有兴趣的是旅行野餐。从校园骑驴很快就可以到颐和园、玉泉山、香山八大处。九、十月间,每天都是风和日丽,我每天下午都带孩子到上述各处去游玩。我最大的孩子大宝颇具长姊风范,为人爽快,有相当的外交手腕。二宝多情善感。三宝喜欢嬉戏,自由奔放,对父母的管教不甚注意。因为他身体健壮,所以整天在外面跑。四宝在家中是最受宠爱的。他一定要牵着我的手,他要人抱的时候,就一定要抱他。我欣赏宝塔、松树、玉泉山的清流、圆明园的漫步、庙内温和及凶恶的神像和成群的小孩子。

  (本文节选自《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17年3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蒋廷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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