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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欧洲护照拯救了数十万俄国难民的生命

网易历史07-13 09:27 跟贴 9153 条

  作者|昭杨,网易历史专栏作者,自由撰稿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候选人,用历史照亮现实的写作者。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近年,中东战乱引发的难民潮引起全球的关注。有关难民的救济和安置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重要议题,在欧美各地引发激烈的辩论甚至是社会各种力量的对立。事实上,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俄国内战和奥斯曼帝国内部的种族屠杀曾引发一场规模更大的难民潮,数百万家庭流离失所,到欧洲各国寻求庇护。然而,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一战战火的迫害、百废待兴,无力应对如此规模的难民潮。在这个危机时刻,挪威探险家、外交家弗里乔夫·南森挺身而出,设计了专门为难民量身定做的南森护照。南森护照虽然不能保证难民留在接受国,但可以避免他们被随时遣返。南森护照作为旅行证件,可以帮助难民到更多的国家去寻找机遇。据统计,南森护照共发出45万张,可以说改变了这些无国籍难民的命运。

  南森护照和它的创立者南森紧密联系在一起。南森年壮时是世界闻名的探险家,曾徒步穿越格陵兰冰原,还曾把他的船冻结在北冰洋的浮冰上,任由船只随冰漂流。南森结束探险生涯后,凭借着探险活动积累的巨大声望,投身政界。他出任挪威政府的驻外代表,在一战前后和俄美等国各界人士都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

  南森认为,对于挪威这样中立的小国而言,一战末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国际联盟构想是个福音,因为这有利于小国施展外交策略和保障自身安全。他积极投身于国际联盟的活动,并因此涉足国际人道救援领域。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但过程惨烈,而且给欧洲特别是中东欧政治格局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四大多民族国家纷纷解体,民族主义席卷中东欧地区,在一些地方甚至引发了大规模驱逐和屠杀活动。当时西欧各国经受了战争的重创,集中精力解决战争善后和重建问题,首先是各交战国互相交还战俘。南森因为中立国外交官的身份,对俄国的了解和国际知名探险家的声望,成为负责和俄国交涉的不二人选。经过两年的努力,南森成功解决了涉及30个国家42万名战俘的交还问题,并因此获得了1922年诺贝尔和平奖。

  一战战俘问题刚刚解决,愈演愈烈的难民问题又成为欧洲社会的新挑战。据统计,1926年,前文提到的四大帝国的故土上产生了950万流亡者。这些人被迫背景离乡不止是旧帝国崩溃的结果,也和当时欧洲盛行的”单一民族国家”模式产生的众多冲突有关。从1919年巴黎和会到1923年《洛桑条约》的签订,仅协约国对土耳其边界的两次不同处置就产生了大量难民。因为众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迫使大量人口按照新的民族国家边界进行迁徙。这种现象在一战前已经出现,比如1911-1913年巴尔干战争后就产生了25万流亡者和迁徙者。不过一战前的迁徙主要出于居民自愿,可一战后的“人口互换”则完全是强制性的,而且在规模上要大许多。据统计,土耳其驱逐了150万小亚细亚希腊人到希腊,而希腊则驱逐了50万巴尔干穆斯林到土耳其。

  这些被强制驱逐出故土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固然处境悲惨,但还能找到接收的国家可以安居,而无国籍人士就没有如此幸运了。这些人往往因为党派、阶级、民族和信仰原因被强制剥夺了国籍而无国可归,在异乡也无法得到任何保护。这些人大多是俄国人和亚美尼亚人,前者和1917年前后俄国政权的多次更迭以及随后的内战有关,而后者则是因为遭遇奥斯曼帝国的种族屠杀而不得不四处逃散。

  20世纪20年代,无国籍人士大量出现还和一战后欧洲国家边界管理制度的改变有关。一战前,欧洲各国民众跨国迁徙几乎是没有障碍的。,但一战后,战争时代用来监控外国人活动的护照和签证制度不但没被取消,反而得到了强化。没有国籍基本意味着在国外寸步难行,这进一步加剧了难民问题。护照和签证制度的实施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因为欧洲人越来越把国家,民族和领土三者联系在一起,认定国家有保护本民族在国土上生活不受外族影响的责任。难民成了这一理念的最大牺牲者,因为每个国家都必须在给予庇护和保护边界,人员自由流通和保护本国人口就业这样的两难选项中做出抉择。

  1921年,随着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战中取得胜利以及苏波战争的爆发,难民问题突然变得空前严峻,大批俄国难民开始向边界逃离,这些难民中有的是反对苏俄政权的“白军“,有的因为受到战乱的波及而逃难,还有的人是出于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不满而出逃,总之十几万人涌出国界,迫使国际联盟必须面对愈演愈烈的难民问题。国联成立“俄国难民高级专署”,并再次起用南森,因为他曾经圆满地完成了释放战俘工作。国联这一举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国际组织的框架内应对难民问题的挑战。当时欧洲各大国忙于战后重建,无力出资安置难民,南森不但要和各种私人背景的慈善组织合作,筹措相应的救济款,还要找到愿意安置难民的国家。南森被难民的悲惨处境所触动,以极高的热情和责任感投入此事业,不但捐献了自己的全部诺贝尔奖奖金,而且一直任职到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年。

  1921年,列宁宣布剥夺所有反革命人士的国籍,让很多俄国难民沦为无国籍人士,这些人的遭遇引起了南森的注意。南森认为,在救济资金和物资有限的情况下,为这些失去国籍的难民统一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有助于难民能自由迁徙,在更广阔的空间中找到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成为接受国经济进步的动力而非负担,同时,临时身份证明可以保护难民免于被逮捕和遣返。这个临时身份证就是“南森护照”。

  “南森护照”的颁发让俄国难民危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不久,国际联盟派遣南森去中东处理希腊土耳其战争可能引发的难民危机。当时,土耳其共和国军队占领并烧毁希腊人占据主体的爱琴海东岸城市士麦那,引发了整个地区希腊人的恐慌和逃难。南森经过艰苦的劝说,让两国于1923年初达成“人口互换”协议,让土耳其和希腊境内的难民先领取南森护照获得自由迁徙的权利。同时他注意到,大约几十万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幸存者生活在黎巴嫩、埃及和叙利亚等国,他们理论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但此时奥斯曼帝国已经被土耳其共和国所取代,土耳其出于民族国家原则,拒绝给予他们国籍,也禁止他们返回故土。面对这种情形,南森认为要想避免人道主义惨剧,必须让亚美尼亚人不依赖公共慈善生存,能够自食其力。他根据帮助俄国难民的经验,颁发专门针对亚美尼亚难民的“南森护照”,仅在颜色上和俄国难民的护照有所区别。南森还和他的同事对“南森护照”进行了改进,一方面增加持有者一定的自由迁徙的权利,另一方面规定要想延长”南森护照“的有效期,持有者每年必须花5个金法郎购买专门的税票贴在护照上,这笔钱将用来安置和帮助其他难民。这个制度体现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原则,得到国际社会救助的难民在安顿下来后可以通过“南森护照”回馈国际社会。

  1925年后,南森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重新安置亚美尼亚难民的问题。在时人的心目中,流亡不是长久的状态,个人最好的归宿还是返回民族的故土。南森最终决定和苏联协商,把50000名难民安置在苏联外高加索地区,即今天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一带。南森和苏联合作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引发褒贬不一的评价。南森在国联报告中认为苏联制度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易于合作,被很多反苏联人士指责为 “苏联制度的鼓吹者”。尽管南森付出巨大的努力,但由于国联难民援助基金消耗殆尽,再加上苏联政策的转向,最终亚美尼亚难民安置计划直到1930年南森逝世也未能全部完成。

  1930年也是国联“黄金十年”的结束。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危机和国际关系的紧张,国联连成员国的集体安全都无法保障,更无法应对30年代法西斯兴起导致的多次难民危机。但是20年代南森主持的重大难民援助行动却改变了无数人一生的命运,其中不乏有超现实主义画家夏加尔、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现代代数几何的奠基者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等贡献巨大的历史人物。而“南森护照“作为国际社会合作援助难民的一大创举,不但被后人沿袭下来,也值得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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