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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骗子的三十六计:文武全才羞煞当世同行

网易历史07-12 07:51 跟贴 2131 条

  作者|张昊苏,网易历史专栏作者,文史爱好者。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俗语有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苏轼笔下的“一梦江湖费五年”;金庸笔下的“笑傲江湖”,令当代的读者对“江湖”充满了向往,“隐士梦”与“侠士梦”生焉。

  然而,所谓真实的“江湖”也者,并非文人退隐泛舟的闲适之所,也并非武侠漂泊仗义的理想世界。真正存在于生活世界中的江湖,是社会底层贩夫走卒的生存空间,是黑色或灰色产业的滋生处所,也是政府难于管理的法外之地——“江湖术士”“江湖骗子”方是传统社会中“江湖”的本来之义。

  对于“道上”的人物,“江湖”自然是他们大显身手的舞台;但对于遵纪守法的普通人来说,实在是“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层出不穷的坑蒙拐骗令人防不胜防。在没有大众传媒、交通亦不甚便利的古代社会,许多骗术几乎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成为难以割除的毒瘤。

  在此背景下,不少通俗小说多以骗术作为描写的对象,既是通过描摹社会客观情实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同时也蕴含警示教化之意,使读者能够有所预防。而出于明代张应俞之手的《杜骗新书》,则是一部分门别类揭穿骗术手法的短篇小说集,且配有生动的图画,这也堪称中国古代一部少有的“防骗大全”。

  《杜骗新书》四卷,可考最早有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福建建阳居仁堂余献可坊刻本,前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熊振骥序,书中《假银骗·冒州接着漂白鏪》故事又有“壬子秋”的作者自道(1612年,万历四十年),则成书当在这几年间。这部题名为“江湖奇闻杜骗新书”(熊振骥序)的初刻本已经亡佚,今只存翻刻本与传抄本数种。现存最早的是万历存仁堂陈怀轩刻本,题名为“江湖历览杜骗新书”,均是明确指出本书是欲杜绝江湖上的骗局。《杜骗新书》还曾流传到日本,有明和庚寅(1770年,清乾隆三十五年)、文政元年(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文政十三年(1830年,清道光十年)等多种刻本。明治十二年(1879年,清光绪五年),日本更是出版了《杜骗新书译解》,对此书加以注释、翻译。

  作者张应俞生平不详,据本书署名是浙江人。但本书初刻在福建建阳书坊,熊振骥序又称其为莒潭(属福建建阳)人,料想作者是祖籍浙江,而在福建长期定居。故书中所写内容、方言多与福建有着密切联系。万历年间手工业、商业发达,更兴起海外贸易的风潮。建宁虽在内陆,但地属交通要冲,经济发展繁荣,奢靡攀比之风、告讦欺诈之风蔚然兴起。比起民风朴实的明初,这一时期乃是混乱而充满活力的特殊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此为张应俞编辑《杜骗新书》的现实背景。

  《杜骗新书》收录故事八十八则,以“骗”为核心,而兼写偷、抢等伎俩,可谓“坑蒙拐骗”俱全。分类也十分详细,居然有二十四类之多,令人眼花缭乱,足见其丰富:

  脱剥骗、丢包骗、换银骗、诈哄骗、伪交骗、牙行骗、引赌骗、露财骗、谋财骗、盗劫骗、强抢骗、在船骗、诗词骗、假银骗、衙役骗、婚娶骗、奸情骗、妇人骗、拐带骗、买学骗、僧道骗、炼丹骗、法术骗、引嫖骗。

  其中有的如脱剥骗、丢包骗、换银骗等,是以骗术方式分类;有的如衙役骗、妇人骗、僧道骗等,是以骗者身份为分类。似可推想,当时社会中常见的骗术手段,已尽在本书的记载之中。熊振骥序称赞本书,言:“任他机变千般巧,不越傒囊一卷书”,乃化用三国时期诸葛恪以《白泽图》(托名黄帝所编,收录天下精怪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种)识别一种叫“傒囊”的精怪的故事,指本书内容全面丰富,“万骗不离其宗”,读者看完之后能保证不落入奸人骗局之中。

  《杜骗新书》的描写颇为写实,在短小的篇幅中展露出整个骗术的细节尤其是“命门”,除体现作者的描摹功力外,也可见出这些故事或许多为“纪实文学”,作者只是如实写来,故而易于切中肯綮。如《法术骗·和尚诈照形谋反》故事的结尾,作者特逗漏一句与情节无关的小注:“此传内多隐语,未可明言也”,很可能是暗示直接取自实事,但因有违禁内容,故作隐语。又如《假银骗·冒州接着漂白鏪》转引他书,详细描写各种真假白银的制作和鉴定方法,对商旅之人颇为实用。当代学者更考证发现,《杜骗新书》中所涉当时官绅往往确有其人,人名、任期、履历可与相关史料互相证明。是否“确有其事”虽不可考,但至少作者确实有意将这些故事写成令人信服的真实案例。

  犹如今天的“法制进行时”一样,这些诈骗故事展现出明代中晚期的风俗和世态,也告诉我们古代“江湖”的风波险恶——如果当代人“穿越”回这一时期,恐怕难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若古之骗子“穿越”到当代,那些几百年前的骗术还能够如鱼得水,横行一时。

  我们说,明代的骗子能够横行于当代,是因为其中不少骗术在今天依然颇有“市场”:

  《丢包骗·路途丢包行脱换》讲:临川人江贤在路上捡到一包,内有银三两,十分高兴。骗子走来对他说,此银见者有份,不许独吞。又见一人啼哭哀告,寻找失银。骗子告知他钱为绱鞋人拾得,要归还须给酬金。江贤虽拿到酬金,但这时自己的钱包已被骗子换去,等到回家后才发现,只得大哭一场,自认倒霉。——以拾物的方式施行掉包的伎俩,在今天日趋“高明”,骗子往往以假的贵重物品要求平分,直接换取受害者手中的钱财,无需先以真金白银作为诱饵,又以盗窃调包巧为安排。但若说欺诈原理,似乎并无太多差别。

  《换银骗·成锭假银换真银》讲:泉州客人孙滔带银百余两往南京买布,船中遇骗子汪廷兰,诈称买货,须将一锭银子换些碎银。开始兑换者乃是真银,孙取出碎银兑换,骗子将银锭与碎银用纸各自包好,故意误将银锭收入袖中,然后换出假银纸包。孙到南京后才发觉已被调包,懊恨无及。——借助换零钱而施行掉包计,在现代社会也是屡见不鲜,往往在超市购物中出现。由于纸币比古代的银锭更易调包,因此这一手法令人防不胜防。

  《引赌骗·好赌反落人术中》:福建人徐华胜爱赌钱。同乡张鄂见徐好赌,每在店中与其下棋赌博,彩头是请客吃饭或时令水果。张棋艺高过徐,但开始故意诈败。一夜,徐赌兴大发,张乃要求赌银,徐自恃棋高一着,欣然同意。张不再诈败,赌至天明,徐输去数十两银子。——这种“欲擒故纵”的骗术并不罕见,今天还有不少象棋棋手依靠彩棋赚钱谋生。土壤仍在,相信这种骗术在民间仍没有绝迹。而现代流行的老虎机赌博则更加隐蔽,庄家可以预先设置程序,控制玩家输赢,故往往先让玩家赢钱,一旦诱其入局,再反过头来赢玩家的赌资。玩家往往被开始的赢钱冲昏头脑,一输再输,终于大败而归。

  《脱剥骗·假马脱缎》:江西马贩陈庆于南京卖马,遇一骗子,骗子诈称买马而没带钱,欲回家取银买马。二人路过一绸缎庄,骗子入内,马贩在门口等候。骗子诈称以门口马与马夫为抵押,带走一匹缎。久等不见,马贩骑马欲走,绸缎庄不许,讼至官府,方知道是骗子设局,绸缎庄自认倒霉。——这类手法在明清两朝至为流行,清代更衍生出连骗两方的“流星赶月”巧局。据连阔如《江湖丛谈》记载,某日有一骗子,穿着阔绰,到店里来买鞍鞯,叫伙计扛着鞍鞯跟着他到马上试试。两人同行到了一家骡马店,骗子叫店伙牵出一匹马来,令伙计备上鞍鞯,将马骑走。骡马店以为伙计是骗子的仆人,主人是拿他作为抵押;而鞍鞯的伙计以为骗子是骡马店的老主顾,想来不会赖账逃走。骗子久久不归,两方才知道受骗,却悔之晚矣。这技巧较《杜骗新书》的记载,可以说是更进一层了。

  《露财骗·诈称公子盗商银》:山东商人陈栋携带巨款去福建经商,途遇一骗子,假扮公子,欲谋其财。到江西铅山县,骗子诈称是“官二代”,以厚礼拜谒当地县丞,县丞不察回拜,又赠送给骗子不少路费,陈栋遂信以为真。离开江西之后,一次晚宴,骗子灌醉陈栋,将财物偷去,悄悄溜走。——这类故事在当代也颇有发生,通过某些障眼法伎俩令人放松警惕,从而谋取利益。但借此盗窃者只是低级骗术。当代不少骗子经常假托与官员和财团有关,从而对事主进行诈骗,以获得高额利润。不过,这种故事也并不稀奇,如《诈哄骗·诈学道书报好梦》写骗子假托考官之名,密向应考举子报捷,借以诈骗赏银;《衙役骗·入闻官言而出骗》就写衙役偷听到官员判决的内幕,然后以“打点关系”之名诈骗事主钱财,均类似于此。而李渔《十二楼》中所写贝去戎假骗官员书信,借以大打抽丰,骗及四方的故事,则显得更富有“传奇性”了。

  《谋财骗·高拾重价反失利》:云南西河县人于定志,买当归、川芎往江西贩卖。每担本钱二两六钱,当地商人以十两一担收购,但因前日价为十二两一担,于定志不肯卖。数日后药材货源纷纷到,价钱下跌至七两一担,于定志仍坚持不卖。最后其他商人纷纷卖完离去,价格越压越低,于定志赌气将货转发到福建建宁府,连运输费都赔了。——这个故事写的并非骗局,只是商人太过贪心,从而由盈利转为亏损。但却具有些现代意义:今之“股民”,有不少人过度追求“最高点”而不肯出手,最后反被套牢。这正足以成为前车之鉴。

  此外,如《谋财骗·轿抬童生入僻路》写轿夫把乘客抬到偏僻之地实施抢劫;《拐带骗·刺眼刖脚陷残疾》写人贩子拐卖儿童,将其弄成残疾,强迫乞讨;此类故事在今天也间有发生,真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除却这些有“现实意义”的骗术,《杜骗新书》中所写的不少骗局,在今天已无市场,但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人所处“江湖”的险恶程度,这是一般的正经正史所罕有介绍的。

  《强抢骗·大解被棍白日抢》,写扬州人王亨上京办事,到北京后因内急,在路边草丛中大便。刚脱下裤子,即有两个恶棍来抢,将衣物及银两全部抢走。王亨由于未穿裤子,追赶不便,遂使恶棍逃脱。对此,作者张应俞的评价是,如果单人出行而又不得不在路上大便,应该将裤子夹在腋下,这样既能保护好自己的财物,也便于追赶或逃跑。这番建议看上去不无道理,但以今天眼光来看却显得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如果在大路上不得不将裤子脱下夹在腋下,方能自保,那么整个社会的治安也就可想而知了。在生命财产随时可能遭到掠夺的古代江湖,个人隐私和观瞻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强抢骗·石灰撒眼以抢银》写河南人孙滔在银匠王六店中铸银锭。有一盗径入其铺,将石灰撒入二人眼中,将桌上两银包抢去。孙滔拼命追赶,盗贼遂丢下一装满铁块的包,引开孙滔,从而逍遥法外。撒石灰的手段一般读者想来不会陌生,《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就多次借助这一方法逢凶化吉。在小说中,行走江湖的好汉对撒石灰、蒙汗药这类手段极为不齿,但在真正的江湖中,这乃是“好汉”们的必备长技。古代小说直接描写撒石灰的似乎很少,但用蒙汗药却是寻常之事,《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和母夜叉孙二娘的黑店都用上了这一道具,无数英雄好汉都“着了道儿”。

  《露财骗·炫耀衣妆启盗心》写游天生因穿着华贵,引发艄公贼心,艄公将蒙汗药下在游天生的酒食之中,将他们主仆推下水中淹死,谋夺财物。张应俞以此故事劝诫读者,乘船出行晚上要保持清醒,酒饭之中随时防备下毒,还要穿着朴素,以免勾起贼心。这般小心,正是“上了贼船”的表现。《水浒传》中写好汉张横、张顺兄弟也做的是“贼船”勾当,好在他们只谋财而不害命。这或许是为了维护好汉的名声,也令人平添一把冷汗:今人司空见惯的一次出行,原来古人往往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对于一般读者特别是行旅之人来说,《杜骗新书》是他们行走江湖的护身宝典;但在小说家的眼中,《杜骗新书》则提供了许多可以拿来化用的生活素材,不少名著的情节都有与之雷同之处。

  如《僧道骗·和尚认牝牛为母》,写一和尚知道牛爱吃盐,就取浓盐水涂满全身,到一养牛人家中,言母亲已投胎为母牛。到牛栏前,见母牛果然以舌舔其脸面,与全身,颇似舐犊之情,主人信以为真,遂将母牛送与僧人。僧人得牛,便宰杀卖钱。这个故事后来被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借用,除将母牛改为公牛以外,内容无大差别。

  又如《僧道骗·僧似伽蓝诈化疏》,说,天元寺年久失修,却苦无资财。一日有游方僧来投宿,方丈见其形象似伽蓝,托他代为向富商化缘。富商来到寺内,见到伽蓝佛像,疑伽蓝显圣化缘,遂出银五百两,方丈与游方僧各分一半。这个故事在李渔《十二楼》中《归正楼》第四回也有类似的故事,同样是僧人与佛像面貌相同,而骗取富商捐款,只是李渔更添上不少显圣的计谋,使富商更加确信不疑;同时更明确告诉读者,僧人与法身相貌相似也是事先安排好的骗局,一开始就是故意照着同样相貌塑造,以坐等富商上钩。这比起偶然面貌相似的游方僧来,更具有骗局的味道了。

  崇祯年间有世情小说《欢喜冤家》,专门揭露世情黑暗,其婚骗、色骗内容多直接袭取《杜骗新书》。如《欢喜冤家》第七回直接是扩写《婚娶骗·蛙露出谋娶情》的情节,连人名都未改动。故事讲徐州人陈彩,家资巨富,见邻居潘磷之妻游氏貌美,遂起不良之心,偷偷将潘推入江中溺死,并娶游氏为妾。一日大雨,青蛙跃起上,陈彩无意说漏了嘴,游氏遂告官,陈彩依法被判死刑。

  此外还有损友行为不端,牵连他人堕落者。《伪交骗·哄饮嫖害其身名》写湖广麻城人石涓,与族侄石孝家有矛盾,遂以酒色引诱,石孝年轻,自制力不强,迷醉于酒色之间,仕途被黜落,家业也随之凋零。《伪交骗·哄友犯奸谋其田》写毕和引诱族弟毕松与同乡林远之妻罗氏通奸,后密报林远,将毕松与罗氏捉奸在床,毕松无奈赔钱,将田地抵押给毕和。《引赌骗·危言激人引再赌》写菖溪人张士升,被引去赌博,输去数百两银,终被长辈劝诫,誓言戒赌。赌棍进谗言,劝张暂出小赌然后自己收手,以表示自己的主体性。张即入场复赌,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倾家荡产。《引赌骗·装公子套妓脱赌》写王荻溪在妓女处小憩,赌棍买通妓女与王聚赌,掷骰时妓女先暗中作弊使王连胜三局。随后王加大赌资,妓女故意转手作弊帮助赌棍胜,赢尽王的全部资财。这类故事在清代教育小说《歧路灯》中有着集中的表现。《歧路灯》主角谭绍闻本是名门之后,但继承家业之后被诸多浪子赌棍引诱,渐渐迷上赌博、狎妓,在放纵与被骗的过程中丧尽家财,其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与《杜骗新书》的内容多有相似之处。如书中写夏逢若等人以口舌与狎妓等诱惑谭绍闻赌博、众人勾结作弊赢取谭绍闻钱财、高皮匠令妻子勾引谭绍闻然后捉奸敲诈等情节,都与上文所述不乏近似之处。这里当然并非确指两书的有因袭关系,但这类故事的相似性,正说明了《杜骗新书》所写内容在当时实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小说只是这一现实的折射而已。

  《杜骗新书》作书的旨意在于,有慨于江湖的风波险恶,因此希望借此书以“杜骗”。张应俞在每篇故事的后面,皆附有一段按语,以为教化劝诫之用。其内容主要是警告受害人或潜在的受害人,应当特别谨慎,方能自保。面对骗局,他虽然批评骗子的狡猾与奸恶,但重点往往落在责备受害人。如《脱剥骗·遇里长反脱茶壶》中,他说骗子虽然狡猾,但受害人也“欠检点”。此外的故事中,他反复警告读者应该特别提高警惕,千万莫贪小便宜;不要炫富引起“贼惦记”;也不要轻易得罪人,以免遭灾。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未免有些“受害者有罪论”的意味了。但若设身处地来想,作者这番议论也是无可奈何。在《杜骗新书》所写的故事中,不仅谨小慎微的行旅商人都难免被骗,连鼎鼎有名、明察无私的包拯都不免于被衙役所欺骗;被骗之后,除几个偶然特例外,骗子恶棍多逍遥法外,而受害者对倾家荡产也只能自认倒霉。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公正世界”无处可寻,普通百姓只能加强警惕,以免受害。而且,《杜骗新书》的目标读者既然是这些潜在的受害对象,那么对骗子的道德谴责也没有什么实际作用。预先警醒潜在的受害者,提供给他们一些防骗措施,这无疑对于“杜骗”是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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