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格伦费尔公寓楼大火已经造成数十人死亡。作为著名的国际都市，伦敦向来是精英聚集地。但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富豪涌入，一栋又一栋豪宅拔地而起，取代原有的适用房。中产阶层被高昂的楼价挤出核心地段，而穷人则只能蜗居在条件恶劣的合租房里。有人甚至说，在伦敦，开猫舍都比出租房子的要求高。在此情况下，灾难的发生似乎不可避免。
我第一次跟伊安·迪克见面是在2011年。他在东伦敦的纽汉姆自治市负责私房出租管理，带我去看所谓的“床位房”。当时，有很多人租住在非法搭建的后院棚屋里，引发了许多问题；十几个人挤在炸鸡店上面一间蜗居或者地下室，或是摇摇欲坠的外屋(比如车库)里的情形也不罕见。
5年之后，也就是2016年，我们再次见面，再次聊起这些事儿，他很高兴，不是因为问题已经消失，而是因为纽汉姆新推出了出租屋许可证体系，他为此感到骄傲。该方案2013年生效，是英国首例，检查出了800起违规事件，28个房东被禁止出租不符合标准的房子。
“分租”大行其道
这次我们是在森林门(ForestG ate)见的面，这里一直是纽汉姆最穷的地方之一。“这个区域近年变化最大，市里搞了重建。”我们在阳光下令人愉快的商业街上漫步，看着两边修葺一新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外立面。一路上，时髦的咖啡馆、酒吧装点在服装店旁。但为了让我见识到商铺上面一些公寓楼的真面目，迪克带我绕到了后面。连接着大街的，是一条显然没人维护的小巷，巷子一头扔着一堆没人要的床垫。
床垫堆旁边就是一栋物业。就在上一周，这里还有20个人租住在院里非法加建的房子里。“房东受到警告，但没被捕，毕竟他给那些急需住处的人提供了容身之所。”迪克说。
沿着小巷继续往前，能看到那些摇摇欲坠的走火梯通向公寓的入口。这样的楼梯小孩子走着肯定很不安全。但就在一架快散架的楼梯脚处，放着一个儿童滑板车。在一栋很大的维多利亚式房屋背后，我们闻到一股下水道的臭味，外墙污迹斑斑，沾满煤烟。“这里肯定违规。”迪克说，英国房屋管理法并不针对建筑标准本身，但可以就公共健康等问题进行干涉。比如这栋房子，排水系统显然不完备，居住条件也危害健康。他拿出小本子，记下信息，方便管理人员过来查看。通过一扇防盗门，我们瞥见一处公寓的内部：一个蹒跚学步的幼童和他的妈妈。这地方不适合孩童居住，事实上它不适合任何人。但很明显，一旦被赶出去，他们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地方。即便他们有资格申请廉租公屋，居住条件大概也跟这儿差不离。
我们回到大街上，走走停停，有时看看报刊亭窗上贴着的房屋出租信息。其中一个特别显眼：单间，四人合租，每月每人160英镑———其实就是出租床位。我听说过“床位房”，也能从临街房屋的露台看到一些房间里摆着高架床，知道这很常见。迪克说，这是因为有一种非常赚钱的操作在伦敦大行其道，就是所谓的“分租”。
“中介把房子租给一个人，这个人又把它租给另外几个人，而那几个人可能会再度转租。市面上存在一个成体系的分租市场。整个转租过程都没有手续，租房也不要求有担保人。你过去检查，可能会发现一间房里住了15个人。”他说，“最后会分租到什么程度很难讲，总之每个人都要学会共享，因为你付不起更高的租金。”据他透露，有时犯罪团伙会一下子租下20处物业，然后再以高出原租金20%的价格转租。市里已经因此起诉了25个中介。而此次格伦费尔大火中，有些死者的身份可能永远无法确定，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是“分租”者，没有文件记录。
全球资本“重组”伦敦
广告牌中的伦敦住满绅士淑女，他们都生活在可以俯瞰绚丽夜景的豪华公寓中。的确，受有利的税收环境吸引，不少外国投资客、寡头、亿万富翁跑到伦敦，构成了所谓“超精英阶层”，在过去10年里给伦敦带来剧变，成片街区———比如圣约翰伍德、海格特、汉普斯泰德、诺丁丘门、肯辛顿——— 都面目全非，地产中介管这些位置超好、富人聚集的区域叫“黄金邮编区”。虽然一直是有钱人住的地方，但在过去，这些地方跟伦敦多数地方一样，仍有各种阶层混杂。而现在，“超净值人群”甚至把“普通有钱人”都挤出了肯辛顿，然后这些“普通有钱人”又把别的人挤出郊区，形成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整个伦敦弥漫开来。最后的结果是：收入一般的工薪阶层和穷人搬到了伦敦外围，或者干脆迁出，给整个英国的住房市场形成压力，抬高了房价。
因为一大波建筑浪潮，伦敦的天际线正在改变，至少有300栋豪华公寓楼会拔地而起。从九榆树向北，到沃克斯豪尔，再到萨斯沃克和布莱克法尔，一栋又一栋公寓楼已经建成，排列在封闭小区里。在大象城堡区，澳大利亚地产发展商Lendlease跟当地政府合作，将该区原本到处可见的适用住宅推倒，取而代之的是闪闪发光的高楼大厦森林。
在顶层人群的财富和伦敦的住房危机之间，存在直接联系。2008年的金融危机催生出新的“空间政治学”，低收入人群被上涨的房租赶出家门，而富人则利用房产牟利。这种趋势不限于伦敦，同样的全球资本浪潮改变了旧金山、纽约和温哥华，改变了柏林、巴塞罗那，也改变了布里斯托、曼彻斯特和黑斯廷斯等英国大小城镇。这不是“贵族化”(gentrification)，这完全是另外一种现象———全球化资本重新组装了这个国家。
整个20世纪里，公屋(Pub-lichousing，低收入者保障房)在英国住房体系里占据很大一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年代，英国公屋发展迅速，政府建房占新建住房的45%以上。但自1980年代起，公屋储量日减，“购买权”政策(R ighttoBuy，一种社会住房私有化改革，允许承租人在符合条件和程序的前提下，以一定折扣购买租住的公屋)的实施导致200万公屋被卖出，而鼓励“以租养房”(buytolet)导至40%的公屋被私人买下出租，所收租金是公屋租金的三到四倍。1980年代，英国政府决定停止为低收入阶层建房，改发住房补贴。当时已经预计政策的变化可能会让租金上涨，但没人想到会高到今日这个地步。“购买权”和停建公屋的决定把原先的公屋租户赶到了私房租赁网络中。英国全国住房联合会的研究表明，从2006年到2016年，落到私房房东手中的住房补贴从46亿英镑上升到93亿英镑，翻了一番。
监管缺位乱象丛生
适用房的短缺导致出租屋行业乱象丛生：从“恶房东”到“床位房”，到住不起伦敦的45岁以下中产阶层，整整一代人受到波及。许多必要的社会基本服务，如医院和学校，还有英国大部分中小型企业，都受到了影响。
“总的来说，三分之一的房东品性良好，做事也规矩。”萨斯沃克地方议员马克·威廉姆斯说，“三分之一心不坏，做事可能不那么规矩，还有三分之一纯粹是‘流氓房东’。而在出租业边缘，还有‘恶房东’和贩卖人口等犯罪行为。”位于伦敦东南的萨斯沃克虽然高档小区越来越多，仍然存在大批贫穷人口。威廉姆斯说，有一次发现一个两房公寓里住了20个人，他们每天被车拉到40分钟车程外的布罗姆利，在一家血汗工厂工作。
在纽汉姆，自从引入了许可证制度，当地对于一个房间内可住人数进行了限制，而且规定中介必须公示租客数目，但落实起来并不容易。“一开始很多人就不配合，我们一认真检查，他们就合作一下，我们放松了，他们又故态复萌。”迪克说，对此他并不意外。
尽管很难获得准确数据，但英国移民权利组织2013年一份报告指出，伦敦的伊令一带可能有多达6万名租客住在非法出租屋内；位于伦敦西边20公里处的自治市斯洛使用配有热成像设备的飞机调查出租屋，发现当地约有6000个“床位房”床位；2013年B B C一项调查发现中介在威尔斯登格林区和哈罗区都出租床位。纽汉姆的许可证制度推出后，不少地方想效仿。但让房东高兴的是，2015年英国政府清楚地表明不想推广纽汉姆的做法，时任住房大臣布兰顿·刘易斯说许可证制度是“租客税”。虽然英国社区与地方政府部拨给了纽汉姆100万英镑，表示支持许可证计划，但新的法律规定，如果许可证推行范围超过其地理管理区域的20%，或者影响到20%的私房出租，则地方必须得到国务大臣的批准，这让各地方从一开始就很难启动许可证制度。位于伦敦东南部的雷德布里奇曾要求在全自治市铺开许可证制度，申请被国务大臣驳回。就此当地出租管理负责人詹斯·安斯瓦尔无奈地说，即使明知出租屋条件恶劣，也无法有效应对。
“受挤压的中产”
在伦敦，较差的居住条件不局限于底层，在“主流”出租房里也很常见。简研究生毕业，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每年收入将近4万英镑，但她形容自己的生活是“中产贫困”，尽管和丈夫两人都全职上班，却入不敷出。
他们的小家庭上次搬家是在三年前，当时房东一下子将月租提高了450英镑——— 他想把房子卖给一个发展商，该发展商打算将公寓楼改建为豪宅，因此要把租客们赶走。事实上，那套公寓的条件远远称不上理想：暖气经常出问题，夫妻俩只能睡在起居室，这样两个孩子(一个10岁的男孩和一个7岁的女孩)才能拥有自己的房间。而他们现在住的两房公寓更加狭小，简正打算在过道的内凹处铺个床垫供女儿休息，“我会替她搭个帘子，让她睡在里面，但我一想到那个场面，就像回到了狄更斯时代。”她说，自己的期望值变得越来越低：“这间公寓不达标，但起码暖气是正常的。”
这套拥挤而又老长虫子的公寓还有一个好处：便宜。但儿子马上要读中学，原来申请的学校不属于这个新学区，让她感觉很焦虑。中介替他们在过去住的西诺伍德找到了一间更大的公寓，但就像以前一样，租金将吃掉她三分之二的薪水。“我们可以选择住在这儿，从此不透支，或搬回原来的区，能坐在厨房里吃早餐，但是入不敷出。”她说。另一个选择是搬到克罗伊登或者米切汉姆，但那边的价格也不会低太多。“在那边或许能租到一栋半独立屋，带花园，但也不属于孩子们所在学校的学区，而且坐车时间长，没法跟朋友熟人来往了。”
简的收入高出平均水平，她丈夫也有全职工作，是一名助教。但扣掉育儿费用，他们存不下钱来。“穿的是二手衣服，没有假期。人称‘受挤压的中产’，其实就是穷。”
我们见面那天，她正郁闷着：赶着去上班，地铁却停运，而她的地铁卡又被误扣了20英镑。“我站在月台上哭起来。应付这一切让我疲于奔命。”她说。
过去30年里，英国的经济和文化都建立在保守派“要拥有房子”的理念上。但是，自从2000年代初开始，英国的房屋拥有率就未再超过欧洲平均水平———70%。事实上它已经降到64%，达到30年来最低水平。2017年，在伦敦，租房者超过按揭买房者。
“现在，租房也是中产阶级要面对的事情了。”贝特西·迪尔纳说。她是权益团体“租房一代”(G enerationR ent)的负责人。今日，英国有1100万人在各种出租屋里生活着，从贫民窟到豪宅都有。
“租房一代”的目标是租房市场实现良好的规管，在全国范围内对房东进行登记，租房中介完全合乎标准拥有执照。不过迪尔纳承认，在目前的环境下，不大可能做到这些。“现在你经营个猫舍，要求都比出租房子高。当然，照顾宠物是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但我希望，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能够享有同样的权利。”她说。
和其他230万伦敦人一样，绿党伦敦议员希安·贝瑞也是一位租房客，收入的一半都用来付房租。自从20年前搬来伦敦，已经住过6间出租屋。2016年，她出版了《租客大调查》，包括了1000多个案例。据调查对象说，最常遇到的问题是租金上涨，10个租客中有7个会因为房屋不能得到及时维修和保养而烦恼，潮湿、发霉、热水器损坏和失修的电路是常见烦恼。很多人说，面对这些问题，房东不是出钱维修，而是赶走租客。“价值数千镑的电器一次性被烧坏后，一名电工过来检查我们住的公寓，说屋子里的接线是他见过的最糟糕的，用他的话说，属于‘高危’。而我们是带刚出生的孩子住在里面。”一名调查者说，“结果房东选择收回房子，把我们赶出去，让我们无家可归，而不是承担维修费。”
另一名受调查者说，他们洗澡时得戴着橡胶手套，以免触电。第三位则写道：“有一次那间旧房子的天花板掉了，直接砸下来。我让房东叫工人来修，就在修理的那两个月里，我们还得付一部分租金。这事儿一过，她就提高了租金，达到我们出不起的程度，最后我们只得搬出去。”
城市空心化增长受威胁
不过，另一个给私房出租市场增加压力的因素是A irbnb等共享平台的出现。在这种商业模式下，房主将房子以日租方式租给更有钱的游客，令房源从长期出租市场流出，推高了房价。出于这个原因，A irbnb成为欧洲和美国住房组织的一大批评目标，特别是在那些吸引大批游客的城市，如纽约、巴塞罗那、柏林，还有伦敦。在纽约、巴塞罗那和柏林，当地政府对业主通过A irbnb出租整套物业加以限制。但是，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监管往往很难适当执行。2013年英国针对政府公屋或者房屋协会物业租户实行的“卧室税”，就是一个例子。那些收入较低、租住公屋但有多余房间出租的人因此受到经济惩罚，而那些更加有钱的幸运儿将自己的私房出租，并不在课税之列，反而多了一项收入来源。
私房出租业的新模式里，另一个特色就是“物业监护”———发展商以较低的租金把准备再开发的物业交给愿意接受这一点的人使用。这类物业通常处于边缘地段，比如位于伦敦东区的巴尔弗朗塔楼，就有成群的艺术家看中其低廉居住成本，搬入其中，给该区带来活力和特色。过去艺术家喜欢占用废弃建筑，比如伦敦东区的肖迪奇和南区的布里克斯顿都曾出现这样的社群，他们维持了伦敦的多元化，也让一个城市的“贵族化”进程得到动态调节。
然而，2013年英国通过一项法律，认定占用废弃空间的“艺术家村”是违法的，可能面对6个月的牢狱和5000英镑的罚款。如今的“物业监护”算是一种尝试，在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贵族化”浪潮中，将创意人群引入。与此同时，“物业监护”对出租方来说利润不低，又缺乏规管，租客没有太多权利，不得不满足于较恶劣的居住条件，开发方一纸通告，就可以将他们扫地出门。
而对政府和企业主来说，最大的担忧就是那些工资不高、付不起房租的人会离开，令城市空心化，威胁到伦敦的劳动力市场和文化。“有些雇主说，那些专业化水平很高的岗位缺人，更不要说清洁工了。伦敦的教师正在流失———他们往往要从卢顿那么远的地方坐车来上班，最后只好放弃，这是一种大型连锁反应。”迪尔纳说。
据权威智库“国王基金”(K ing‘sFund)统计，伦敦的医院里，护士空缺率是14%-18%。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Ofsted)则透露，自2010年起，新加入师资培训者数目下降了16%。受影响的不仅是护工、护士、教师、艺术家和大学讲师这些住不起伦敦的人，“五万个家”(F iftyT housand H om es)是一个企业牵头的活动团体，参与者包括皇家苏格兰银行、英国工业联合会和很多伦敦企业，他们联合起来，要把住房危机问题推到政治议程上。该组织的研究表明，照目前趋势，几乎每个层次的客户服务和销售人员都在被挤出伦敦。四分之三的企业主认为，居住成本是伦敦经济增长的重大威胁，25到39岁的伦敦人中有70%在调查中表示，租房或者按揭成本让他们很难留在伦敦市内工作。
三分之一国会议员是房东
28岁的记者维基·斯普拉特曾在B B C的政治栏目工作，但最终离开，因为她认为一些影响到她们一代人的问题，比如住房危机，没有得到充分关注。“有很多问题，比我们年长的人不愿理会，因为不会影响到他们。他们都有自己的房子。”她说。斯普拉特去了数字化的生活杂志T heD ebrief，其读者是二十多岁的女性。它发起一项在线请愿，反对中介费，收集到超过25万签名。结果，在2016年的秋季报告中，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禁止向租客收取中介费。这应该是私房租客至今取得的最大胜利。
斯普拉特说，自己并不是热衷权益运动的人，但境遇推动着她进入其中。目前她每月付出房租1430英镑(不包括水电等物业费用)，只能租到单间。而她之所以能负担得起这个单间，是因为跟男友合租。过去她住的单间“只有一张床那么大”，“墙壁很薄，因为是房东后来做的隔断，他把一间房子隔成了两间。在那住了大概一个半月，我的精神健康就受到了影响。如果不是刚好有个男朋友，我恐怕还得住回那种地方去。”她说。斯普拉特的工资够付按揭，但因为租金太高，一直攒不下钱付首付。“像我这个年龄的人，生活的共同点就是没有自己的房子，以后也可能永远不会有。住房危机出现很长时间了，比我的年龄还大，竟然没人为此做任何事情，真是让我感到吃惊，我希望它能被纳入新闻报道日程。”她说。“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漠视。很大程度上，‘买房出租’和不受规管的市场应该为此负责。”
斯普拉特认为，出现这种状况，一个主要原因是“那些体验不到这种危机的人正在掌权”。她指出，三分之一的英国国会议员都是购房出租的房东。作为一名牛津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曾在议会工作过的人，她怀疑自己投身的签名请愿运动之所以能获成功，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看上去、听上去跟他们比较像。”
“租房一代”负责人贝茨·迪尔纳说：“新自由义者的自由市场理念很长时间里在美国欣欣向荣，现在接管了英国。”
迪尔纳担心结果会是伦敦变得毫无生气，“一个你没办法养家活口、没办法做年轻人、没办法白手起家创业的地方———本来正是这些东西让我们热爱自己的城市———住房成本会将那样的精气神儿吸走。”
多数人的权利与少数人的资产
人口向其他城镇流动看似好事，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可以重新平衡英国经济。但问题是，几乎所有富时100指数企业的总部都设在伦敦，大部分的就业机会也都在这里。
没有深刻的结构性经济改革，就不太可能找出住房危机的真正解决之道。由于紧缩，地方私营企业发展较弱，公共机构就业迅速收缩，这意味着很多人仍然要到伦敦找工作。虽然一些人被迫离开，但还有不少人不得不忍受着令人难以接受的居住条件，好保住工作，保住和家人待在一起的时光。这意味着“租房族”必须花大钱，才能留在一个越来越“没有生机”的城市——— 其核心是富人们的游乐区，环绕着的是中产化的嬉皮地盘，然后是那些外围地区，充斥着质次价高的房子，挤住着廉价劳动力。
而每次面对付不起的房租选择主动离开也会带来其他问题。即使是出于自愿，搬家也不是一种轻松愉快的体验。当你是被强行挤出去时，那感觉就更糟糕了。随着搬离某个区域，你会意识到，与原本那个家相伴的社交网络、日常生活和身份感都随之而去。实际上，被拔根而起的危机感，亦即“住房不安全感”，正是导致精神健康问题的一大因素。
根据精神病专家希然·阿比进行的一项研究。对个人健康和幸福而言，一个安全稳定的住所是最重要的因素。各种证据表明，长期在临时住所间搬来搬去，对一个人的精神健康有不利影响，居住开销超过收入的30%也会有同样的副作用。“大比例收入花在住房上，会降低消费者购买其他必需品———比如充足的食物———的能力，令家庭更容易受疾病等威胁，同时增加焦虑感和入不敷出时的无助感。”阿比说，当一个人失去住所，失去的不仅是身体的庇护所，更是整个世界。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要建更多的房子，还关系到该建怎样的房子，为谁建房子，关系到作为整体的社会应该优先考虑什么。豪华的住宅楼不断在伦敦出现———为的是富有的外国投资客，而不是最需要家的人。随着英国公屋和适用房储备干涸，租金急剧上升，纳税人被迫交纳数十亿英镑，用作住房福利，补贴私人租房。至今为止，英国两大主要党派提出的方案都只是在现行体系上修修补补，但英国真正需要的可能是一个新型契约，它应该保证住房再次成为所有人的权利，而不只是少数人的资产。
来源：《卫报》
编译：D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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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漠视的租客
格伦费尔塔楼火灾背后，有着深层的经济和政治原因。公屋体系式微，租客被视为问题，而不是需要倾听和尊敬的人。
伦敦格伦费尔塔楼大火发生以后，居住权益运动组织Radical Housing Net-work成员皮尔格林·塔克在《卫报》上发表文章，说他曾与该楼居民一起反映大楼存在的问题，结果未收到任何有效回应。“第一次租户会议在2015年初举行，大约100名住户参加。每个人都说到这栋楼之前受到的漠视，说肯辛顿与切尔西租户管理组织(KCTMO)没有对它进行基本而重要的维护或修缮。他们提到自己遇到的电压不稳事件，说电器都烧坏了。”
塔克说，这些租客主要是公屋租户，但有一些从私人业主那里租的房子。他们代表着典型的伦敦工薪阶层，来自不同种族。而对于他们所受到的漠视，塔克一点也不觉得惊奇。之前他已参与多个争取租客权利的活动，总是听到同样的故事：私营承包商、发展商与地方市政委员会合作，“翻新”旧楼，以吸引租客，但同时系统性地忽视住客的想法和需要。在塔克看来，英国公屋近年的历史就是漠视租客的历史。格伦费尔塔楼火灾背后，有着深层的经济和政治原因。
二战以后，伦敦公屋体系是作为一种主流居住方式规划、建立起来的。“在公屋片区，医生、杂货商、杀猪匠和农民住在同一条街上”，住客主要是工薪阶层，但也有不少富足的群体。事实上，1979年，英国人口最富有的人群有五分之一住在公屋中。公屋的主要特点是安全和廉宜，条件虽然远远称不上完美，但在战后英国重建中是突出的成就。
自从撒切尔1980年引入“购买权”制度，新自由主义统治了英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方方面面，公屋及其租客逐渐式微并被边缘化，只针对社会上经济状况最差的那批人。新工党继续了“撒切尔革命”，尽量缩减政府和公共机构，监管和“官僚主义”成为企业主义的敌人，被打上“侵入性太强”、“不受欢迎”的标签，而私营系统则受到拥戴，成为“效率”的代名词。市政公屋被转交给近于私立的机构和租客管理组织，或大批移交给房屋协会，认为这样可以改善公屋管理，摆脱官僚习气。
现在伦敦流行的“重建”总是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进行，政府不投入多少资金，负责翻修的私营发展商会收到利润很高的长期合同和很有价值的地块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地块上盖商品房销售。总之，地方政府远离公屋供应，中央政府对公屋的补助削减，而私企为了利益，参与力度大增。在此过程中，责任变得模糊，公屋租客变成了“必要的麻烦”，私营企业为了有利可图的商品房项目，对这些租客采取“只好忍着”的态度。这些变化的后果就是：狄更斯时代的不平等随处可见，格林费尔火灾成为必然。公屋的租户成为别人眼中的“问题”，没有人倾听，得不到尊敬。因此，格林费尔住户受到的漠视不是偶然的异常或错误，它是英国公屋系统乃至英国社会过去35年来变化的表现。
塔克认为，格伦费尔火灾是原本可以避免的政治惨剧。它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其他东西已经大过了人命”。“如果说这场灾难有什么正面意义，那就是我们要开始重新评估公屋，和公屋里面住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