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洪君，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原中联部副部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于洪君授权发布／原文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二期
导读：自去年以来，西方国家政党选举中出现的“黑天鹅”事件、民粹主义盛行及政党倾轧乱象是西方政党政治“走向终结”的征兆吗？于洪君教授对此作出深入浅出的分析，对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未来走向给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记者：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特点格外突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也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基于这种情况，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政党已沦为选举工具，政党政治已陷入制度性困境，陷入深重危机；也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不过是选举游戏，是少数政客的“精英秀”;还有人认为这种政党政治“已经衰败”，正在“走向终结”。作为长期研究国际关系和世界政党问题的专家，您如何看待西方的政党政治，如何理解上述判断和结论?
于洪君：我赞同世界政党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一重要结论，也同意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正陷入某种困境的说法。但是，断言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已经衰败”，或者说“走向终结”，恐怕还为时过早。这是因为，政党政治是西方资本主义国政治体系的重要构件，目前不但普遍存在，而且还继续发挥着特有的功能作用。这种政党政治在西方社会中的基本定位和主要功能，并没有因为近年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引起诸多矛盾和冲突而发生实质性改变。
另一方面，政党政治是人类文明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如同我们说，全球化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样。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之下，而代议制民主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接受的政体形式，客观上需要有多种形态的代议主体作为制度支撑。形形色色的政党和类似于政党的社会政治组织，是最适合充当资本主义代议主体的特殊工具，是实现间接民主的有效手段，也是早已被实践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因此，在西方国家代议制民主政体仍在继续运行的情况下，光怪陆离并且不断演化的政党政治，仍具有不可或缺甚至是无法替代的作用。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只要代议制民主存在，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就会继续存在。我们不能离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亡问题，单独谈论西方政党政治的兴废。不能设想西方国家整个制度依然存在，它们的政党政治却提前消亡。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记者：的确，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最常见的政治现象，也是西方国家政治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环节。那么，在当前情况下，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已经发生并且仍在发生复杂而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理解西方国家政党的基本功能，如何理解政党的独特作用呢?
于洪君：在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党的组织形态千差万别，名称也是五花八门，但它们的本质和属性都是一样的———都是利益共同体，都是价值观同盟，都是志同道合者的政治组合。它们的基本功能在表现形式上可能不尽一致，但归根结底，无非是利益整合、利益表达、政治诉求、组织竞选、治国理政、批评监督，等等。而要实现上述这些功能，无论何种政党和政治组织，论它们处于哪一类国家，都要以执政、参政和议政作为最主要的活动方式。
换言之，各种类别的政党尽管参与政治活动的具体做法不同，但它们的基本目标政治诉求是趋同的。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一般是通过调动党内外力量，运用党内外资源，参加各类选举等合法途径，获取和掌控国家权力，进而通过领导政府组织、垄断国家事务、主导立法进程、规划经济建设、引导社会发展等多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利益的；处于半执政地位，也就是参与政府组成但不主导政府的政党，也是通过上述方式实现其政治意志和利益诉求的；没有取得组阁权力、完全处于在野状态，或者只是拥有部分议会席位的那些政党，可以通过参与政权选举、参与全民公决、参与议会立法、组织公民运动、调动外围组织和媒体等其他各种合法方式，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活动进行牵制，对国家权力体系的运作实行监督，以实现其政治意志与政策主张，尽最大可能争取和实现、维护和拓展自身的及其代表的那部分社会力量的合法权益。
当然，世界是非常复杂的，西方国家的宪法制度和政党体制各有差别。但是，政党政治的运作范式，也就是政党影响政治生活、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主要方式，在过去和今天都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只是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政党政治运行所采用的手段更加现代化而已。
记者：由此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基本功能没有实质性变化，政党参与并影响国家事务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也没有根本性改变。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当前西方的政党政治一团混乱、危机深重，甚至断定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已经穷途末路、甚至朝不保夕呢?
于洪君：冷战结束后，特别是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自身发展方面遇到了诸多矛盾和问题，或者说是困难和挑战。那些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传统政党，无论“左”的还是“右”的，在应对挑战、化解危机的过程中，不仅无大建树，反而失误连连，引发和制造了不少新的矛盾和冲突。政党政治整体运行状况差强人意，政党的作用和表现令人失望，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从这个角度看，说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深陷危机，并非没有根据。从我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出现的这些不良症状，集中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多党制走向极端，各类政党山头林立、多如牛毛。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多党制，政党数量繁多，这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共同特点。譬如德国，目前有许多政党，除了最大的、处于执政地位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外，还有社会民主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左翼党、联盟 90( 绿党) 、自由民主党以及德国的共产党、德国海盗党、德国另类选择党等。法国除了目前执政的社会党外，还有共和国人党、国民阵线、民主与独立派联盟、法国共产党、保卫法兰西运动、保卫法兰西联盟、左翼共和联盟、左翼激进党、共和与公民运动以及极右派小党全国共和运动、极左派小党工人斗争党、中间派公民运动—共和国之极，等等。意大利有民主党、力量党、五星运动、意大利公民选择党、北方联盟、左翼生态自由党，等等。西方国家政党数量繁多，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但多到目前这种不计其数的程度，实在令人费解。那些照搬西方政党政治的东欧国家，则更是令人匪夷所思。譬如，捷克只有 1000万人口，目前存在合法政党 60 多个。保加利亚仅有 700 万人口，正式注册的政党竟达 300 多个！显然，上述情形反映出当下西方国家的多党制肯定已经不再健康。
二是政党间的分化重组持续不已，令人眼花缭乱。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早就存在，我们已经见怪不经，但目前又已进一步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每逢大选来临，无论在政党制度相对稳定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刚刚转型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东欧国家，也不管是大党、老党还是小党、新党，为了竞选需要，为了改善形象，为了壮大队伍，都搞分化重组、重新包装，直至改头换面。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为证，就是法国目前最大的反对党“共和国人党”。这个党原称“人民运动联盟”，1970 年组建，2015 年改为现名。其前身的核心部分是戴高乐总统在 20 世纪中期建立的保卫共和联盟，后来兼并了自由民主党和法兰西民主联盟。在短短几十年间，今天的共和国人党经历了若干次大小兼并和重组。而不了解法国当代政治发展进程的人，根本无法知道它的前世今生。同样，德国的左翼党，意大利的北方联盟、民主党，希腊的新民主党等，都有类似的情况。
三是“钟摆效应”扭曲，朝野交替的传统模式开始变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自然要采取“轮流坐庄”的游戏规则，否则无法保持长久的利益平衡和政党均势。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美国共和、民主两大政党间歇式执政，轮岗式入主白宫，成了天经地义之事。无论社会大众是否乐于接受，都无法改变或重新选择。在西欧，长期以来，轮流执政的一般是左右翼的传统大党和老党。德国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英国是保守党和工党，法国是人民运动联盟和社会党。但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譬如在德国，目前已不是传统大党轮流执政，而是传统大党相互联手共同执政，从而形成了以右翼大党基民盟为主体，左翼大党社会民主党适度参与，双方组成左右共治政府。在英国，目前是右翼老党保守党联合 1988 年才成立的小党自由民主党进行共同组阁，联手执政; 而另一老党工党被排斥在外，在野多年。总的说来，政党轮替的规则在西方国家依旧存在，但时左时右的旧格局已经生变。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大党可以长期合作，共同执政;也可以是传统大党联手新党，共同排斥其他老对手。
记者：应当说，这些现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固有特点，也是西方政党政治与生俱来的。如今，在新的历史条件的作用下，传统的政党政治模式发生异变，直接导致西方国家政坛情势迷离、乱象丛生。资本主义国家引为自豪的政党机制和运行模式，还会发生更大变化吗?
于洪君：是的。西方国家原有的政党政治格局和左右翼两大政党轮流坐庄的政府更迭方式还可能发生更大变化。在德国，以基民盟为主、社民党为辅的共治模式，已经大大压缩了社民党的生存空间。基民盟“一党独大”局面若成定式，百年老党社民党最终将沦为基民盟的“小伙伴”和多党政治格局中的“小伙计”。在法国，社会党人奥朗德上台后，执政业绩欠佳，社会支持率低下，竞选连任无望。奥朗德不得不宣布，自己不再参加下届总统选举。如果法国的最大反对党人民运动联盟不能在今年的大选中获胜，那么由戴高乐开创的左右翼两大党轮流执政的模式，有可能因第三种势力的上台而“寿终正寝”。
实际上，多党共治模式在北欧地区早就产生了。由于政党太多，任何一党都无法获得能够单独组阁的多数，在选举中获得简单多数的党，不得不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寻求多党共治。多党联合政府自然也就应运而生了。目前在北欧五国中，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四国都是由三党以上的政党联盟共同执政的。其中，瑞典已是连续两届政府为四党联合政府; 芬兰则更是民族联合党与其他五党合作，共同组建了中、左、右三派六党大联合的“彩虹”政府。
东欧地区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塞尔维亚，由前进党牵头组建的“我们推动塞尔维亚前进”联盟目前为第一大党，参加联盟的六个党共同组成了左、中、右大联合政府。现在看来，有些国家不仅一党单独执政困难重重，两党联合组阁难度也在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多党共治政府今后可能成为更多国家的现实选择。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以政治取向相同相近为前提，实行两党联合执政，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在葡萄牙，社民党和人民党组成中、右联合政府，在共同执政的三年时间里就进行了七次政府改组。哪怕中途更换了总理，联合政府仍以失败告终。在爱尔兰，统一党和工党联合执政，同样遭受了重创。2014 年选举时，联合执政的这两党双双失利。所以说，价值观相通的两党共治模式，也未必是最佳组合。
记者：我们在观察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发展变化的新特点时，还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某些闻所未闻的政党和组织，突然间出现在一些国家的政治舞台中心。它们不但全面挑战大党或老党，而且直接冲击国家最高权力。这些新党和小党都是什么背景? 为什么说这些政党大部分属于极端主义势力，或者说属于民粹主义的代表?
于洪君：你说的这种现象不但存在，而且还很普遍和严重，并且仍在持续发展中，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新党有的标新立异，借助荒诞不经的党名博取眼球，吸收党员，壮大队伍; 有的利用网络空间，打造意见平台，迅速集结成利益团体和政治组织。目前较有影响的是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德国的另类选择党。此外，还有德国啤酒党，葡萄牙土地党，以及发源于北欧、进入欧洲议会、仍在跨国发展的海盗党等。
人们对这些异军突起的新党、小党感到不安，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党通常以下层民众为社会基础，以反对欧盟和欧元、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经济全球化和外来移民、反对紧缩政策为旗帜。它们所主张的社会平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往往超出理性和现实，具有很强的煽动性、蛊惑性甚至破坏性。例如，2012 年成立的德国另类选择党，两年后进入联邦议会选举，三年后挺进欧洲议会。该党主席卢克十分自得地说，另类选择党已经成为德国新的全民党。在爱尔兰，问世刚刚两年的小微型左翼政党人民优先利益党和反紧缩联盟，于 2014 年大选时在本国议会夺得 14 个席位。
当然，无论极右的还是极左的，无论民族主义的还是民粹主义的甚至法西斯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在欧洲历史上屡见不鲜，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并非始于今日。例如在芬兰，“正统芬兰人党”就是人所共知的老牌民族主义政党。前些年，这个党的领导人言论极端，支持率不高; 但在 2011 年大选时，它居然一跃成为芬兰第三大党。在英国，全国性的英国独立党和地方性的苏格兰民族党、威尔士民族党、北爱尔兰统一党、新芬党等，都是尽人皆知的民族主义政党。苏格兰民族党多年来一直在苏格兰执政，并且公开要求主动脱离英国，彻底独立。
2014 年 9 月，这个党发起的苏格兰脱离英国的公投运动，获得46% 以上的支持票，苏格兰“脱英”独立几乎成为现实; 2017 年 3 月，在英国正式启动“脱欧”程序后，该党又再次煽动地方议会通过苏格兰二次启动“脱英”公投的动议。由此看来，在当前欧洲所形成的特殊环境下，极右的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党，具有很大的活动空间。
记者：近年来，人们经常用“黑天鹅”一词来形容西方国家发生的那些重大而又令人意外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基本上都与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从英国独立党鼓动英国“脱欧”公投成功，到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意外当选，再到意大利的修宪公投等，“黑天鹅”事件在近年来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总是接连不断。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于洪君：西方国家“黑天鹅事件”频发，尤其在 2016年格外集中，并且都直接与政党政治相关。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件事是英国独立党推动的英国退出欧盟的社会运动，并且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独立党成立于 1993 年，是旗帜鲜明的极右民族主义政党，公开宣布以反对“泛欧主义”为活动宗旨，以引导英国退出欧盟为活动目标，党的领导人为奈杰尔·法拉奇( Nigel Farage) 。该党成立之后，由于宣传组织工作得法、得力，很快成为继保守党和工党之后的英国第三大党，成为英国在欧洲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在法拉奇及其党内同事的共同努力下，经过 20 多年不懈奋斗，英国形成了要求以公投方式决定是否留在欧盟的政治气候。保守党领导人卡梅伦为赢得选票，承诺执政后组织公投，以解决争执不下的是否脱欧问题。结果，独立党的支持者们在 2016 年 6 有的公投中获胜，英国走上了退出欧盟的不归路。法拉奇将神话般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卡梅伦玩弄民意自取其辱，这在英国和西方政党政治发展史留下了深刻教训，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2017 年 3 月下旬，卡梅伦的继任者、保守党新领袖特蕾莎·梅( Theresa May) 以英国首相身份，正式向欧盟递交了退盟申请。英国脱欧这个“黑天鹅”事件，对英国、对欧盟、对世界到底分别意味着什么，现在还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和估计。
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的确是当今世界另一个重大的“黑天鹅”事件。美国地产大佬、从无政治经历的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以反建制、反传统、反潮流的“造反派”面貌出现，先是在共和党内过关斩将、力挫群雄，脱颖而出，最后一路狂飙，战胜政坛老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以一介平民身份当选美国总统，让全世界所有研究政党政治、选举政 治、民 主 政 治 的 人 惊叹不已。
而意大利的“黑天鹅”事件，具体指的是意大利总理、最大左翼政党民主党领导人马泰奥·伦齐( Matteo Ｒenzi) 错误地估计形势和民意，强行推动修宪公投，试图通过修改宪法加强国家政权建设，改变国家权力体系过于分散、软弱无力等沉疴痼疾，以便领导国家走向复兴。结果是公投遭遇失败，伦齐黯然神伤地辞去职务，离开政坛。随后的民主党向何处去，意大利向何处去，成为这个“黑天鹅”事件留下的最大未知数。
记者：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历史久远，也相对成熟。那里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黑天鹅”事件，对整个世界都会造成巨大冲击和影响。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出现“特朗普现象”? 这一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对美国自身有什么影响，又对国际社会意味着什么?
于洪君：美国不仅是当今最大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美国的政党政治体制，一般被认为是最稳定和最成熟的，是可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而广之的。其实，美国也是个政党多如牛毛的国家。但由于它的制度设计比较独特，也可以说比较严密，实际上只有共和、民主两大政党能够主导这个国家的内政与外交。也正因为这两大政党轮流坐庄，其他任何政党都找不到太大的发展空间，找不到通过竞选来参与国家权力分配的机会。所以，美国的政党制度，可以说是现代政治两党制的典范。
正是由于制度设计的特殊性，美国又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人都可能成为总统。历史上，美国早就有过非主流政治家借助民粹主义当选总统的先例。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分析一下美国社会近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其实已经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特别是遭遇“9·11”恐怖袭击后，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信心危机和信任危机。为了重塑美国制度和霸权能够千秋永存的神话，共和党政府相继发动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国土以外的局部战争，花掉数十万亿美元之巨的战争经费，造成了高达 20 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
面对综合国力增长趋缓、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经济与治安每况愈下、社会不满与阶层对立加速蔓延等诸多挑战，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主要政治家不但找不到摆脱积弊、引导振兴的出路，反而陷入无休止的缠斗之中，美国社会成了“政党恶斗”、“政治极化”的人质，国家利益成了政客们摇唇鼓舌、哗众取宠的牺牲品。民众对传统政治和传统政客的普遍失望和高度厌恶，使特朗普获得了千载难逢的上位机会。他以全面挑战现有权力机制和陈规旧习的反建制派身份出现，打着“美国第一”、“让美国重新伟大”等民粹主义旗帜，最终走进了白宫。所以说，“特朗普现象”的出现，美国飞出举世震惊的“黑天鹅”，这是美国政党政治落后于时代的报应，但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然而，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的日子并不好过，他急不可待地向美国的传统体制、理念和政策发起冲击，却发现自己总是连连受挫。其中最典型的是，他为确保美国安全，修改移民政策而颁布的“限穆令”，两次被地方法官判为废纸。更让特朗普颜面扫地的是，他在竞选期间所作出的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的承诺已然彻底泡汤。共和党控制下的众议院竟拒绝对他的新议案进行表决【备注：2017年5月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7：213票通过特朗普新医保法议案】。美国舆论称特朗普首战立法即遭到“耻辱性失败”，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在政党政治严重失序、社会高度撕裂的背景下出任国家元首的特朗普，被美国媒体戏称为“美利坚分裂国”总统；而特朗普也不甘示弱，痛斥美国主流媒体为“人民公敌”。实际上，这就是美国政党政治和政治生活全面堕落的典型表现。
“特朗普现象”的出现，无疑会对国际关系，当然也包括中美关系，带来一定冲击和挑战。但是，“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既不可能为“逆全球化运动”注入多少新动力，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推翻正在形成的世界新格局，更不可能彻底反转中美两国共同寻求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大方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特朗普现象”应运而生，并不等于美国的政党政治已经风生水起，更不等于美国社会已经时来运转。很有可能的是，全世界都在等待着看这只“黑天鹅”如何落地。
记者：各种迹象表明，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右倾化、民粹化、保守化乃至极端化等消极趋势都在持续发展之中。2017年是欧洲的大选年，继2016年奥地利总统选举之后，荷兰、法国、捷克、德国今年都将举行大选，许多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事件的刺激下，会不会有更多的民粹主义政党乘势而起，有更极端的右翼政治家扶摇直上呢?
于洪君：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仅涉及对世界政党政治的观察与研究，同时也涉及对国际关系的考量与分析。尽管难以作出准确判断和解答，我还是想谈谈自己的看法。2016年12月的奥地利总统选举已经尘埃落定。主张欧洲一体化的传统派政治家、前绿党领导人亚历山大·范德贝伦 ( Alexander Van derBellen) ，在反复而激烈的较量中，最终战胜民粹主义的右翼政客、自由党候选人诺伯特·霍弗( Norbert Hofer) 。虽然奥地利总统的宪法权力不大，但毕竟其作为国家元首，影响不可低估。如果霍弗当选，全欧洲的极右势力和民粹主义政党都将受到鼓励，形势将变得极为严峻。
荷兰的选举结果不久前也已揭晓。在任首相马克·吕特( Mark Ｒutte) 作为中右翼政党自由民主人民党领导人，战胜了高举民粹主义大旗领跑大选的极右政党自由党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 Geert Wilders) ，保住了执政地位。兴高采烈的吕特赢得大选后表示，他“成功地狙击了极右翼政治势力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荷兰“叫停了民粹主义”。但是从更全面的角度看，欧洲的政党政治景观十分复杂，2017年的选情仍充满变数。在丹麦，民族主义色彩浓重的进步党 2011年跃升为第三大党，民调支持率超过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位居第二。在挪威，同样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进步党，曾因 2011年于“于特岛枪击事件”而威信下滑，在该国政党排行榜中位居第四，但不久前跃升为该国议会第二大党。
最让人不安的是法国，它将于2017年5月举行总统选举。这次总统选举共有十多位候选人参与角逐，目前在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国民阵线领导人让－玛丽·勒庞( Jean－Marie Le Pen) 。国民阵线前身是1972年成立的新秩序党，当时即因法西斯主义倾向而被取缔。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党主席老勒庞退位，将政党领袖职位让给女儿让－玛丽·勒庞。小勒庞主张把国民阵线打造成强大而受欢迎的政党，不仅要受右翼选民欢迎，还要被整个法国所接受。但小勒庞过多地继承了老勒庞的思想主张，具有同样强烈的排外情绪，并且公开质疑和反对欧洲一体化，所以，国民阵线支持者主要是反欧、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势力。如果国民阵线获胜，小勒庞成为法国总统，那么法国的政治生态、政党格局、内外政策走向以及法国与欧盟的关系、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都有可能出现颠覆性变化。【备注：2017年5月8日，马克龙战胜勒庞当选为法国新总统。】
对于德国选举，国际上总体估计相对比较乐观。因为2016年12月，现任总理默克尔已高票连任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这表明默克尔谋求连任德国总理已没有悬念。默克尔不是民粹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她如果继续当选，对遏制政治领域中的民粹主义、社会领域中的民族主义、对外事务中的排外主义以及经贸关系中的保守主义，都将是一个积极因素。
记者：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以政治包容、经济发达、生活富足、社会稳定、国家开放而自豪，其宪政制度、政党政治、多领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都被当成典范和楷模。为什么近年来它们却问题迭出呢? 西方政党政治陷入困境的背景和原因到底是什么? 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方向何在，出路在哪里?
于洪君：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持续发展，排外情绪、反穆斯林情绪、反欧洲一体化运动、反全球化思潮同时并存……这里面原因很多，前面已经有所涉及。但归纳起来，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欧洲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根基是很深厚的，这是各种各样的极右政党得以建立和成长的思想温床。当年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其次，欧美国家过度开放接收大量移民，带来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中东战争以来大量难民的涌入造成的冲击更大。当地居民对移民和难民抢夺本地人就业机会和福利资源普遍反感，对他们不能融入当地社会甚至还惹事生非引发犯罪等诸多问题，感到十分愤怒。这是民族主义政党和排外运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诱因。此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的经济境况普遍不佳，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有些国家最近实行的紧缩政策，使弱势群体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而无助。平民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党因此大行其道路，他们为民请命的口号和主张得到广泛吹捧和响应。
西方政治家也在深入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遇到的这些问题，也在总结经验和教训。譬如，在反思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时，有人就曾客观地指出: 一战后没有出现和解与相互理解的过程，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许多欧洲国家的经济困境，反而把受种族仇恨和反人类意识形态驱使的各种组织和党派推上前台。其实所指的就是当年德国的纳粹党及其法西斯主义。这对我们观察和思考今日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及相关问题，显然不无启发。
把握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或历史走向，我认为主要还是看政党体制的成熟性。其中最重要的标准是，西方国家政党政治赖以生成的社会基础是否还存在，即社会是否还需要政党；第二是看政党在国家政治架构中的地位是否有所改变，即国家是否还需要政党；第三是看政党自身建设能否与时俱进，即政党能否获得更多、更大的现代化潜能。这些问题解决得好的话，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就还有很大的历史空间。但是，如果贫富差距过大、社会阶层固化、官场腐败等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党的自身现代化解决不好，那么不要说政党政治，西方国家的整个制度都可能长期陷入山重水复的困境，痛苦挣扎而难于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