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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韩非子教你治国之术:贤臣智者因何皆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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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节选自:《九流十家:思想的争鸣》,作者:张峰屹,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公子。《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韩非“喜刑(形)名法术之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韩非著书十余万言,秦始皇看到《五蠹》《孤愤》,慨叹“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起兵攻打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但因李斯、姚贾的妒忌谗害,韩非死于秦国狱中。韩非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韩非子》55篇,今尚存。一般认为大多是韩非自著,其中也有后学或他人之作。

  关于韩非子的思想,冯友兰曾指出:“在他(指韩非)以前,法家已经有三派,各有自己的思想路线:一派以慎到为首,他以‘势’为政治和治术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是最重要的因素。再一派以商鞅为首,最重视‘法’。……韩非认为,这三者都是不可缺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这代表了今人的普遍看法。韩非子的确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以“法”为核心理念,结合“势”、“术”的运作方式,构成韩非子法治思想系统。

  一、 法:释情任法,唯法是从

  《韩非子》中侧重讲“法”的主要篇目,有《有度》《二柄》《奸劫弑臣》《守道》《用人》《定法》等篇。它们论说法制思想,自成完整的体系。

  首先,韩非子正面论述了“法”的必要性、重要作用及其基本内涵、根本目的。他在《奸劫弑臣》篇说:治理国家,只有“正明法,陈严刑”,才能戡乱避祸,才能使强不凌弱,众不欺寡,老幼得养,边境不遭侵犯,君臣互保,父子相亲,才能避免国破家亡的灾祸。他类比说如果没有马鞭和笼头勒口,就算上古擅长驾车者造父也不能驯服马匹;如果没有圆规、矩尺和墨斗,即使上古巧匠王尔也难以画成方圆;如果没有威严之势、赏罚之法,即使圣君尧、舜也难以治理好一个国家。在韩非子看来,对于治理国家而言,建立“明法”“严刑”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因为只有施行法制,才能维系社会秩序。

  那么,“法”的主要内涵(或措施)是什么呢?韩非子说: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二柄》)

  韩非子把法制的核心提炼为刑、德(也就是罚和赏)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权柄,他认为君主只要掌握、运用好赏罚这“二柄”,就能有效地驾驭群臣,使政治有序地运行。

  接下来的问题是:君主又该怎样使用赏、罚的法制手段呢?韩非子说:“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读为其)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读为悦)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二柄》)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思想,群臣各自应该做什么事、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要让臣子自己提出预案和规划。君主的责任是考核臣子做事的结果,如果成就与预案吻合,就奖赏;如果不吻合,就惩罚。最有意思的是,臣子“言大功小”固然该罚,而“言小功大”也要受罚,韩非子的道理是,功名不吻合的危害最大,不能以获得大成就来掩盖其违法的危害。这就鲜明地体现了唯法独尊、唯法是从的法制观念。

  韩非子大力提倡法治的目的是强国,他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有度》)

  其次,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也就是儒家、墨家主张的“仁政”(轻刑罚,薄税敛)、“尚贤”(以德才为上)之说。为了树立唯法是从的理念,韩非子极力反对“仁政”和“尚贤”。他说:施舍财物给贫困的人,这是世人所谓“仁义”;可怜百姓,不忍让他们遭受刑罚,这是世人所谓“惠爱”。殊不知,“仁义”之政就是让没有功劳没有贡献的人无端获得奖赏,“惠爱”之政则将导致违法暴乱者不断出现。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引导人们投机取巧,或者追求伪善之名,或者追逐巧利,而不再追求建功立业,不再努力耕作生产,不再追求征战军功。长此以往,社会上奸邪狡诈的人越来越多,谋私逐利的人越来越多,违法乱律的人越来越多,国家想不衰败都难了。所以韩非子的结论就是:“仁义爱惠不足用,而严刑重罚可以治国。”(《奸劫弑臣》)

  以上是反对施行仁政。与此同时,韩非子还反对“尚贤”,他说:“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毁败)不胜。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则是群臣之情(诚)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谓真伪不分)其臣矣。”(《二柄》)意思是说,君主治国,不可以举贤任能。因为如果选拔任用所谓“贤人”,就会导致人们伪饰自己的品行,掩藏其真实面目,以欺骗、讨好君主。君主如果重用这样的人,那不但事功不成,而且是危险的。何况,在韩非子看来,世人所说的“贤者”是怎样的人呢?他说:“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五蠹》)这是说,“智者”所宣讲的,往往是一些玄奥微妙的思想,不切实际又难于理解,不便实行;而正直守信的“贤者”少之又少,百不足一,完全不够任用。君主如果执着于任贤使能,则不仅事实上不可能,更是难有实际的功效。所以,他主张“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就是以法术为唯一的准则,不任智者和贤者。在《显学》篇,韩非子也呼吁“民智不可用”,认为“举士而求贤智”实为“乱之端也”。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张专用法治而不尚贤智。韩非子的这个思想,被近世学者概括为“反智主义”。

  总之,韩非子以正论、驳论两种方式,系统论说了释情任法、唯法是从的根本思想。

  二、 势:唯主是尊,严明赏罚

  《韩非子》侧重讲“势”的主要篇目,有《爱臣》《奸劫弑臣》《守道》《功名》《八经》等篇。韩非子所谓“势”,是指君主的权势、威势。但要注意,他主要不是说君主以势压人,他的思想精义或旨趣在于君主保持绝对威权的理由和目的,是要保障依法公平公正地实施赏罚。

  我们先来看他所说的“势”是什么。《奸劫弑臣》篇说:君主治国,必须要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能指望别人主动来爱戴我;要能“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而不要指望天下人会自愿为自己效力。所谓“使人不得不爱我”,“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这便是君主的“势”。韩非子强调:“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爱臣》)他把身贵、位尊、威重、势隆称为“四美”,认为这是君主必备的。

  那么,君主为什么要必备威势呢?韩非子解释说:一个人虽然德才兼备,但如果他没有权势地位,他还是不能管制那些不肖之徒。桀为天子,便能管制天下,并不是他多么贤德,而是他的权势重大;尧做平民的时候,连三户人家都管不了,不是他不够贤德,而是由于地位卑微。所以,“位高”、“势重”是君主必须保持的状态。并且,“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载之,故安;众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长,尽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臣,则长乐生而功名成”(《功名》)。在韩非子看来,君主“位高”、“势重”,是国家安定强盛的前提,因为只有君主“位高”、“势重”,臣民才能尽忠。主尊臣忠,国家才会秩序井然,才会安定和乐、事业成功。所以韩非子强调:“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奸劫弑臣》)

  理解到这里,还是未能深入韩非子思想的真谛。因为,仅以君主的绝对权威去威吓臣民,这还只是“人治”,不是“法治”。韩非子讲“势”,目的在于维护君主之“势”,从而保障赏罚的顺利公平实施。也就是说,“势”是为“法”服务的。《韩非子》书中多有这个说法,而以《八经》篇的第一经《因情》讲得最为明晰贴切,他说:大凡治理天下,一定要考察并且顺应人的情欲。人的情欲是怎样的呢?就是有喜好想要的东西和厌恶拒绝的东西。人有好恶,赏罚的办法就可以施用了;赏罚可用,就可以以法治国了。然则,君主在法制中处于什么地位、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废置无度则权渎,赏罚下共则威分。……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术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然后一行其法,禁诛于私。家不害功罪,赏罚必知之;知之,则治道尽矣。

  这段话,就是阐述君主“执柄”与“处势”两相结合之义。韩非子说,“柄”(法令)是惩罚的制度,如果频繁更替就丧失了它的严肃性;“势”(权位)是控制臣民的资本,如果与臣下分享就失去了君主的尊严。因此,君主必须保证其威权势位不受侵犯。而维护君主的威势,目的是保证“行制也天”,施行法制像天那样信赏必罚、公正无私,这是君主守“势”的根本理由。君主借“势”施行赏誉、诛毁,完全依法行事,没有偏私,让天下都明白这一点,天下就大治了。

  隆尊主势,实质是主张君主专制。不过,在韩非子思想体系内,专制并不导致独裁,反而是赋予君主一种义务——强力保证法令的畅通、施行。韩非子反复宣讲“主道”,为君主之道,从未给君主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权利,而是一再强调君主要“无为静治”,要喜怒不形于色,要后发制人(臣)。所谓“为人臣者陈而(读为其)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二柄》);所谓“明君无偷(苟且)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堕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主道》);所谓“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有度》);这些话的意思再明确不过,法大于君主,也比君主重要,君主是法的最高执行者,君主的基本任务就是保证国法的顺畅实行。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君主的约束、制衡。

  三、 术:主静臣动,考核事功

  《韩非子》侧重讲“术”的篇目,主要有《主道》《二柄》《扬搉》《奸劫弑臣》《南面》《定法》《八经》等篇。韩非子所谓“术”,主要指君主的“驭臣之术”(如果“法术”连用,则偏指法),其内涵有阴、阳两面。其阴密者,是讲主静臣劳、主隐臣显之类;阳明者,是说一依法令、考核事功之类。

  我们先看其隐秘一面的含义。《主道》篇说:明君治国驭臣,要遵循“道”。“道”的特征是“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就是让万事万物自然运行,不加干预和指使。君主治国理政,也当如此:“君无见(读为现,下文同)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将自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意思是,君主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和欲求暴露给臣下。因为臣下如果窥测到了君主的心愿,他就会按照君主希望的样子去伪饰自己,按照君主盼望的结果去伪造事功。相反的,君主如果不表露自己的好恶和诉求,臣下就会更加本色、实诚;君主不说主张、不提措施,臣下就会更加尽职守责、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样的结果,就是“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

  不难看出,韩非子这个如何做君主的思想,来源于《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韩非子不断讲说这个思想:“明主,其务在周密。是以喜见则德偿,怒见则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见。”(《八经》)所谓“喜见则德偿”,是说君主如果表现出了自己的喜好,那么臣子就会顺着君主的喜好装扮自己以为美德;所谓“怒见则威分”,是说君主如果表现出了自己的厌恶,那么臣子也会惩戒君主讨厌的东西,这就分散了君主的威权。所以,韩非子说明君执政“务在周密”。

  韩非子之“术”,光明一面的含义,就是以法治臣,绝无偏私恩惠:“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踰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南面》)这就是说,君主对待臣下的原则是:臣下即使再有智能也不允许他做违法的事,再有德行也不能让他无功受赏,再有忠信也不能让他逃脱法律制裁。君主驾驭臣下的办法是“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这就是《二柄》篇所说的“为人臣者陈而(读为其)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的意思。君主的作用,不是自己竭尽心力去开创事功,而是以威势督责臣子努力工作,让臣子建言献策,让臣子去完成其承诺。待事情结束后,再把他的言、事、功放在一起考核比对,吻合则赏,不吻合则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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