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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出版枭雄平襟亚,得罪了陆小曼等三位女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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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襟亚的长篇小说《人海潮》曾在鸳鸯蝴蝶派中掀起长篇创作热,平也因此成名。

  虽在小说中恶骂书贾,平襟亚本人却当了半辈子书贾,他曾盗版鲁迅、茅盾、冰心等20多位新文学作家作品,还盗印了郭沫若的《黑猫》,并改名为《我的结婚》。

  因涉嫌污蔑,平襟亚先后被吕碧城、陆小曼告上法庭,与张爱玲亦有一场笔墨官司,平襟亚在小说中骂张是“草野毛狐”。

  平襟亚晚年检讨说:“我向文友买稿,计字认值,斤斤较量,也同一般书贾没有两样……正所谓‘易地则皆然’,自己做了乌鸦,毛羽绝对不会生白的。”

  平襟亚起于布衣,成功全靠个人奋斗,施蛰存赞他为出版业的枭雄、“霸才”。平襟亚的堂侄也是出版商,即大名鼎鼎的平鑫涛(琼瑶的先生)。

  不得已去写媚世之文

  1894年,平襟亚生于江苏常熟,他是家中长子,小弟早夭,二弟在抗战中被日军枪杀。

  平襟亚幼年丧母,父亲是乡村私塾教师,因家贫,13岁便在南货店当学徒,不久父亲病死,临终前想吃廉价的马鲛鱼。平襟亚好容易凑钱买到,可父亲还没吃就去世了,平襟亚终生不再吃此鱼。

  父亲去世后,平襟亚生计维艰,他的叔叔家境殷实,却不肯告贷。一怒之下,平襟亚带着弟弟离开平氏家族,开始流浪。他后来对二女儿平初霞说,一次他和弟弟捡到一枚“双角子”,二人才吃了一顿饱饭。

  兄弟二人后被沈家收养,所以平襟亚亦以沈平衡为名,其长子、长女均姓沈。沈家将女儿沈慧珠嫁给了他。

  平襟亚学历不高,却喜欢读小说,当学徒时,常将小说藏在抽屉里,一边站柜台一边偷看。老板发现了,便从背后用木钱板(装铜钱用)猛击其头部。次数太多,以致平襟亚头部创痕一生未平复。

  1915年,平襟亚辞去乡村小学教师之职,独自来到上海,靠给刊物写稿为生,并结识了朱鸳雏和吴虞公。

  朱鸳雏本是南社中人,因观点不同,被柳亚子驱逐出社。吴虞公善饮,书商沈知方很赏识他,托他写《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当时吴年仅20岁,许多事他根本没“目睹”过。

  三人结成小集团,专门给人写稿,都是《骂人百法》之类,朱鸳雏曾说:“我三人者,均能作媚世之文,取微资自贡。”

  见证了鸳鸯蝴蝶派的诞生

  一次,平襟亚在街上看见有人卖《三十六女侠》,颇畅销,便提出:如果我们编一部《七十二女侠》,一定更有销路,但必须出得快,否则卖不动。

  朱鸳雏保证10天交卷,原来他和吴虞公认识许多语文老师,让他们以《记一个女侠》为题,派学生写作文,很快搞到数百篇稿,从中精选72篇。一番广告促销下,《七十二女侠》居然成绩不错。

  小集团什么稿都接,见市面上书信类书籍热销,便假冒少女,在报上登征婚广告,要求有意者先致情书一封,却从中优选佳作出版,求婚者都成了免费作者。见一来信尤其肉麻,三人便回信,约他到上海新世界游艺场听弹词,约定见面暗号为椅背上搭一青莲色手帕。约会那天,平襟亚等人到书场,见一美女,便偷偷将青莲色手帕搭在她椅背上,然后坐在一边,等着看笑话。平襟亚晚年曾对此恶作剧感到后悔。

  在朱鸳雏等人介绍下,平襟亚认识了当时在中华书局当编辑的刘半侬(后改名刘半农),刘半侬后来去北京大学任教。1920年,刘半侬经上海赴欧留学。上海友人给他饯行时,恰好平襟亚在隔壁吃饭,彼此欢聚,背古诗中有鸳鸯、蝴蝶的句子为戏,刘半侬随口说徐枕亚的小说《玉梨魂》应称为“鸳鸯蝴蝶小说”。没想到此说从此流传,到后来,刘半侬也被归入“鸳鸯蝴蝶派”。

  因朱鸳雏患肺病早逝,吴虞公转投其他书商,小集团只剩平襟亚一人。

  因避难写出代表作

  平襟亚独立编著的第一本书是《中国恶讼师》,拼凑历代笔记、坊间传闻而成,印了三千部,堆在岳父家,自己则因事回常熟乡下。一周后,岳父急信催他回上海,原来书全部卖空,且订货者盈门。

  平襟亚接着推出《中国恶讼师》续集,一直续到四集,共盈利三万多元,从此成了书商。

  沈知方对平襟亚多有提携,曾出2万元办共和书局,让平襟亚等人主管,该社也出版报纸,以自我宣传,即《开心报》。1926年3月,该报刊登了“捉刀人”(真名王小逸,言情作家,当时上海通俗小说界“浦东三杰”之一)写的《李红郊与洋狗》,讽刺“上海女文豪”爱洋狗甚于爱人。

  所谓李红郊,影射民国名诗人吕碧城,吕与秋瑾并称“女子双侠”,看到文章后大怒,将平襟亚告上法庭。吕与租界领事团卓领事关系密切,卓立刻派外国探长萨乃文带两华人探员去抓平。幸探员薛子良与平襟亚有旧,进门就对着他喝道:“平襟亚去哪里了?”平襟亚反应奇快,回应道:“他今天早上到苏州去了。”

  平襟亚逃离上海,吕碧城不肯罢休,在上海各报上刊登广告,表示谁能捉到平,愿以珍藏的慈禧太后亲笔绘观世音像为报。

  蛰居期间,平襟亚颇感无聊,便化名网蛛生写出60万字的长篇小说《人海潮》,交好友郑逸梅找人出版。初版5千册,不到一个月就销完,半年之间,竟发行5万部,盈利超10万元。以后平襟亚又写了续集《人心大变》,也很畅销。

  掀起“一折八扣旋风”

  1926年,吕碧城去了美国,官司不了了之。1927年12月17日,小报《福尔摩斯》上一篇署名“屁哲”的《伍大姐按摩得腻友》,平襟亚又被陆小曼告上法庭。

  此事起于天马剧艺会成立10周年举行的公演,陆小曼登台连唱两天,发了昏厥症,请翁端午推拿治病。翁是世家子弟,通晓书画、戏剧,与陆小曼交往颇多,一时传出绯闻。

  在“屁哲”文章中,称“诗哲余心麻,和交际明星伍大姐的结合,人家都说他们一对新人物,两件旧家伙”,显然在影射徐志摩和陆小曼。据平襟亚说,他只是和几个朋友聊天,不想被同事录成文字,未经他同意便公开发表。

  平襟亚的律师忙找巡捕房以“散布猥亵文字罪”将平襟亚告上法庭,并罚款30元。等陆小曼上诉时,平襟亚提出“一罪不二罚”,逃避了惩罚。

  因为此案,《福尔摩斯》报销量激增。

  1930年,平襟亚在书业又掀起“一折八扣旋风”,即定价1元,零售价1角,批发价8分(预订户7分)。

  平襟亚的书不付稿费,成本较低。当时市场上曾流行廉价标点书,封面为牛皮纸,小5号字密排,而平襟亚的“一折八扣”书编辑、装帧更精美,用5号字排版,方便阅读。

  1936年至1937年,林语堂曾推出明人袁宏道诗文合集,平襟亚马上跟进,售价只有1/5,卖了1.5万部,盈利3千元以上。

  被平襟亚抢了生意,林语堂却表示:“在印刷业大进步的现代,早应使书越出越便宜,乃是合理……幸而一折书的出现,打开了一条生路。”

  写故事新编,却与鲁迅有别

  上海沦陷后,平襟亚勉强维持局面。1941年,他创办了《万象》月刊,初期由陈蝶衣主编,后由柯灵主编,成为传播进步文化的重要阵地。

  初登文坛的张爱玲曾将自己写的短篇作品交给平襟亚,平认为销路没把握,便约她在《万象》上连载长篇,随着张爱玲知名度迅速提升,加上沦陷区物价飞涨,原来的稿费标准显得过低,二人发生冲突。

  平襟亚对张不满,便在小说《红叶》中,影射张爱玲是狐狸,“人形虽成,犹掉其尾”。此时平襟亚文笔渐趋老辣,写了许多“故事新编”,以刺时事,与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有近似处,但鲁迅认为“油滑是创作的大敌”,平襟亚却表示只“能够从旁插科打诨,说一些不着边际的俏皮话”。

  《孔夫子的苦闷》,将孔子写成勒索学费的“学店老板”,称“什么体育费,茶水费,仆役费,加上了百分之五十。真到了加无可加的顶”。

  《新白蛇传》则称白素贞和许仙开药店,有药不卖,告诉伙计们“谁生意做得少, 就增加谁的薪水”,讽刺“囤药”的奸商。

  《孟尝君三千客》则讽刺战时物资管制,大米都被充公,孟尝君也养不起士了。

  陈蝶衣说:“秋翁(平襟亚号秋翁)先生的一枝笔,就妙在能抓住现实,予以有力的讽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中央书店中有反日作品,平襟亚被日本宪兵逮捕,关了28天,还被罚巨款,从此一蹶不振。

  1945年,《万象》销路下滑,柯灵又被日本人抓走,杂志只好停刊。

  放下曾经犀利的笔

  与平襟亚往来半世纪的报人金雄白说,当时《海报》拥有两枝骂人的健笔,一是唐大郎,一是平襟亚。

  金雄白说,“(平襟亚)以尖酸刻薄的文笔,无日不骂人,也且无篇不骂人”。特务头子李士群和吴四宝权倾一时,可平襟亚却写了《海上两富孀》,挖苦叶吉卿(李士群的夫人)和佘爱珍(吴四宝的夫人)。佘爱珍迁怒于金雄白,后来她嫁给了胡兰成,见到金从不打招呼。平襟亚还写过《海上两豪客》,把金雄白与陈彬龢(时任《申报》社长)也骂了一顿。

  抗战胜利后,平襟亚把自己住宅楼下的房子让给郭沫若、袁雪芬等,许广平、田汉、洪深、安娥等曾来此开会,后被当局察觉。

  1949年后,平襟亚名下的中央书店参与了公私合营,上世纪50年代停止营业。平襟亚转向新弹词创作,还与同好组织了上海市新弹词作者联谊会。他先后创作出《三上轿》《陈圆圆》《杜十娘》等长篇作品,并称自己用6个月写完的《三上轿》是“第一部最细致缜密的创作”,还“排印成册,赠与艺人们实习,得免耗誊写的时间,排印工资全由本人指出,未曾取得艺人的白纸一张,羊毫一枝”。

  1967年8月,平襟亚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文革”中,平襟亚听力受损,记忆力消退,晚年只与郑逸梅等老友往来,知道他曾在出版业叱咤风云的人,已寥寥无几。

  1978年,平襟亚病故,享年86岁。

  作者: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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