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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死希特勒!纳粹统治下德国贵族"拯救世界"计划

网易历史06-19 10:01 跟贴 6234 条

  作者|陆大鹏,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者,外文译者,译有《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金雀花王朝》《伊莎贝拉:武士女王》等。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良心的召唤

  1945年4月29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日子里,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麓的小镇塞科斯腾的慕斯(Moos bei Sexten,今属意大利),德国国防军上尉维夏德·冯·阿尔文斯莱本(Wichard von Alvensleben)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附近的一个党卫军单位押解着一群犯人,随时可能将其屠杀,他必须去营救这些犯人。也就是说,他可能需要向同为德军的战友开枪。而同时,美军的滚滚洪流正在不可阻挡地逼近。

  党卫军和国防军的矛盾与摩擦一直都有,但发展到兵戎相见,实属罕见。冯·阿尔文斯莱本似乎特别适合执行这个人道主义任务,他生于1902年,出身地主贵族世家,自幼在修道院学校受教育,非常虔诚,是圣约翰骑士团的德国新教分支的成员。无论从出身还是信仰来看,他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骑士。

被国防军营救后的犯人,穿军装者为博吉斯拉夫•冯•博宁,穿黑衣者为英国特工贝斯特

  事不宜迟,冯·阿尔文斯莱本孤身前往犯人所在地,距离慕斯17公里的小镇尼德多夫(Niederdorf,今属意大利),侦察“敌”情。次日早上,他带领15名士官展开行动。两个小时后,150名掷弹兵的增援部队奉命赶到,封锁了尼德多夫村。国防军和党卫军同袍针锋相对,情势万分紧张,一触即发。

  为了避免同室操戈,冯·阿尔文斯莱本打电话给党卫军高官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沃尔夫是希姆莱的参谋长、希姆莱在希特勒身边的联络官,当时还是驻意大利的所有党卫军和警察的最高指挥官。好说歹说,沃尔夫总算同意指示押解犯人的党卫军指挥官放弃任务、自行撤离。犯人被德国国防军实施“保护性监禁”。

  这时冯·阿尔文斯莱本才发现,他解救的犯人当中有多少显赫的大名!这批囚犯共139人,来自17个国家,包括奥地利前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法国前总理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大工业家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博吉斯拉夫·冯·博宁上校(Bogislaw von Bonin,国防军参谋军官,因为违抗希特勒的命令、指示部队撤退而被捕。正是冯·博宁设法打电话与冯·阿尔文斯莱本的上级联系,才有了营救行动)、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上将、英国特工西吉斯蒙德·佩恩·贝斯特(Sigismund Payne Best)、著名的抵抗分子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以及行刺希特勒的抵抗分子冯·施陶芬贝格伯爵的亲眷。

  没过几天,美军赶到,这群犯人得到解放。冯·阿尔文斯莱本自己也被美军俘虏,但因为他两手清白,很快获释,战后做生意、管理庄园、做慈善,1982年去世。但一直到1964年,他当年的壮举才为公众所知。他在一封信中表示,他作为基督徒,救人一命,义不容辞。

  冯·阿尔文斯莱本是一位贵族军人,他尽忠职守,与纳粹政权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在那样的黑暗社会里,除非移民跑路,谁能与纳粹政权完全撇清干系?),但他有自己的良心底线。他不是直接反对纳粹的抵抗分子。这样的人,在德国军人,尤其贵族军人当中,不算少数。

  一个有名的例子是迪特里希•冯•肖尔铁茨(Dietrich von Choltitz)上将。他出身西里西亚地主贵族家庭,在二战中以严格执行上级命令和“铁石心肠”闻名。1944年诺曼底登陆之后,希特勒任命这个“铁石心肠”的人为巴黎地区指挥官,指示他死守巴黎到最后一枪一弹,并执行焦土政策,彻底摧毁巴黎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包括炸毁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等名胜。

  然而冯•肖尔铁茨不肯盲目忠君,拒绝逾越底线,最后将巴黎完好地交给了盟军。他被誉为“巴黎的救星”。后来这段故事被写成了经典的纪实文学名著《巴黎烧了吗?》,还于1966年被改编为电影。

  九月密谋

  上面讲的都是并非抵抗分子的贵族军人,在良知驱使下拒绝作恶。而有不少贵族军人,坚决地站到纳粹政权的对立面,以生命抗争。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Claus Graf von Stauffenberg),他于1944年7月20日用炸弹行刺希特勒,不幸失败,当夜即牺牲。他的英雄壮举在战后德国家喻户晓,多个城市立有他的纪念碑或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与广场。战后西德国防军的一处兵营被命名为施陶芬贝格伯爵兵营。每年7月20日,西德政府(及两德统一战后的联邦德国政府)都举行纪念活动,国防军军人郑重宣誓,以纪念施陶芬贝格。他的故事还被多次搬上银幕,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2004年德国明星塞巴斯蒂安·科赫出演的电影《施陶芬贝格》和2008年汤姆·克鲁斯出演的《行动目标希特勒》(Valkyrie)。

  其实抵抗集团(很大一部分人属于贵族)刺杀希特勒的行动有很多次,施陶芬贝格是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军人抵抗集团也很早就成形了。我们从头讲起。

  1938年9月,国际形势高度紧张,希特勒威胁要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不惜动武。国防军的许多高级军官和外交部官员相信德国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一旦开战德国将会失败。本着救国的精神,他们开始密谋,打算发动政变,冲入总理府,杀死或者劫持希特勒,推翻纳粹党政府。这就是所谓“九月密谋”(也叫奥斯特密谋)。

  密谋的核心人物是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外军处(Amt Ausland/Abwehr)的汉斯·奥斯特(Hans Oster)中校。参与这个密谋圈子的人层次很高,包括路德维希·贝克大将(Ludwig Beck,曾任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现任陆军总参谋长)、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军事情报局局长)等大佬。

  密谋者当中的贵族有埃尔温·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第三军区,即柏林与勃兰登堡军区的总司令)、沃尔夫·海因里希·冯·海尔多夫伯爵(Wolf Heinrich Graf von Helldorf,柏林警察局长)、保罗·冯·哈泽(Paul von Hase,当时是第50步兵团团长), 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伯爵(Fritz-Dietlof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柏林警察局副局长)、汉斯·冯·多纳尼(Hans von Dohnanyi,司法部官员)、卡尔-海因利希·冯·施图尔普纳格尔(C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陆军总参谋部军需总长)。就连新任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Walther von Brauchitsch)似乎也积极参与了密谋。或者说,即便他不是参与者,但发现了之后也没有告发。

  按照他们的计划,一旦希特勒命令军事动员,他们就在柏林发动政变。首先由汉斯—于尔根·冯·布鲁门塔尔伯爵(Hans-Jürgen Graf von Blumenthal)率领可靠的部队杀入总理府,杀死或控制希特勒。随后逮捕纳粹党领导人,建立新政府。

  然而,英国首相张伯伦害怕战争,在谈判中向希特勒让步,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让希特勒不费一兵一卒就赢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战争(暂时)没有爆发,希特勒大获全胜,在国内赢得极高威望,“九月密谋”无疾而终。

  “九月密谋”的不少成员后来在二战期间加入抵抗运动。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包括贵族,将会为抗争强权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刺杀希特勒

  被本文开头的冯·阿尔文斯莱本解救的犯人之一,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1907—1980)也是著名的刺客。他是黑森选帝侯威廉一世的后代,年轻时学法律,后来从军。作为抵抗运动主要领导人汉宁·冯·特雷斯科(Henning von Tresckow)上校的副官,他很早加入抵抗运动。1943年3月13日,希特勒视察东线战场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冯·施拉布伦多夫将伪装成两瓶酒的定时炸弹送上了希特勒的飞机。然而飞机起飞之后,炸弹并未按时爆炸,后来发现是因为货舱内温度过低,炸弹失灵。次日,冯·施拉布伦多夫冒着极大风险飞回柏林,想方设法换回了炸弹酒瓶,没有露馅。

  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失败之后,抵抗运动几乎被一网打尽,冯·施拉布伦多夫也被逮捕,虽然遭受毒刑拷打,不肯招供。1945年2月3日,他在接受庭审时,法庭大楼遭到美军轰炸,法官被炸死,审判不了了之。随后冯·施拉布伦多夫被辗转多个集中营,最后被冯·阿尔文斯莱本营救。战后他成为律师和法官,还著书立说,讲述二战期间德国军人抵抗运动的故事。

  汉宁·冯·特雷斯科(1901—1944)不是抵抗运动中地位最高的,却是最坚决、最活跃的,他组织了多次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还起草了政变的“瓦尔基里”计划。后来根据该计划,施陶芬贝格伯爵行刺了希特勒。盖世太保认为,冯·特雷斯科是行刺的主谋。

  冯·特雷斯科出身勃兰登堡贵族军人世家,他的家族有三百年的从军历史,为普鲁士军队提供了21位将军。他在一战期间表现精彩,据说他的长官曾说:“将来你要么会当参谋长,要么会因为反叛而被绞死。”后来算是应验了。

  冯·特雷斯科起初因为纳粹党撕毁丧权辱国的《凡尔赛条约》而对其颇有好感,但1934年纳粹党血洗冲锋队并杀害两位贵族将军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和斐迪南·冯·布雷多,就让他对纳粹党的幻想破灭了。30年代先后发生了冯·勃洛姆堡和冯·弗利契案件,让他愈发敌视纳粹党。

  冯·勃洛姆堡元帅原为国防军总司令,但反对希特勒的外交和战争政策,这时有人发现他新娶的第二任妻子曾是妓女,希特勒便以公开丑闻相威胁,迫使他辞职。维尔纳·冯·弗利契(Werner von Fritsch)男爵原为陆军总司令,希特勒希望削弱陆军中过于强大的贵族势力,便利用冯·弗利契是同性恋的丑闻,迫使他辞职。希特勒利用这两个案件大大削弱了传统的贵族军官团力量,借机撤换了一批不够可靠的人,用他的亲信取而代之。但没过多久就发现,针对冯·弗利契的同性恋指控是捏造的,指控他的假证人很快被灭口。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愤而辞职。冯·弗利契虽然被洗脱罪名,但希特勒拒绝让他官复原职,仅仅让他当一个炮兵团的荣誉团长。

  虽然希特勒借助这两个案件改组了德国陆军,使其成为自己的鹰犬,但因为这两个案件走到希特勒对立面的军人,尤其改组军人,不止冯·特雷斯科一个。

  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虐待犹太人行动,更让冯·特雷斯科觉得纳粹党是反人类的魔鬼。在向亲近的上司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倒苦水的时候,他提出想辞去军职。但冯·维茨莱本劝他留在军中,因为将来等到清算纳粹党的时候,大家会需要他。

  早在1939年夏季,冯·特雷斯科就告诉他的亲戚冯·施拉布伦多夫(上文讲到的刺客):“责任和荣誉要求我们竭尽全力推翻希特勒和纳粹党,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德国和欧洲,使其免于陷入野蛮。”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冯·特雷斯科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任职。看到屠杀犹太人的恶行,他找到集团军群司令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元帅,说:“决不能容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必须行动!我们在俄国有力量了!”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很多军官,如鲁道夫—克里斯托弗·冯·格斯多夫男爵(Rudolf ChristophFreiherr von Gersdorff)、菲利普·冯·伯泽拉格尔男爵(Philipp Freiherr von Boeselager)及其兄弟格奥尔格、卡尔—汉斯·冯·哈登贝格伯爵(Carl-Hans Graf von Hardenberg)、海因里希·冯·里恩多夫—施泰因奥特伯爵(Heinrich Graf von Lehndorff-Steinort)等,都是反希特勒的抵抗分子,他们也都是贵族。一时间,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成为抵抗运动的中枢神经。

  1941年9月,冯·特雷斯科派遣自己的下属和同谋者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去柏林联络其他的抵抗分子。这是前线军队第一次开始发起抵抗密谋。冯·施拉布伦多夫继续担当前线抵抗分子(冯·特雷斯科为首)和后方抵抗分子(路德维希·贝克、汉斯·奥斯特等,包括九月密谋的很多人)之间的联络员。奥斯特把陆军总部的高官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Friedrich Olbricht)将军争取过来。

  抵抗集团的计划是,冯·特雷斯科的小组将行刺希特勒,然后奥尔布里希特等人在后方发动政变。1942年冬,奥尔布里希特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等刺杀行动开始了。1943年3月,希特勒访问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冯·特雷斯科计划在他用餐时让多名军官同时枪击希特勒,但他的上司,集团军群司令冯·克卢格元帅虽然同情抵抗运动,但阻止了他,理由是时间还太早,人民不会理解;并且希姆莱不在场,所以希特勒死后,党卫军和国防军之间可能发生内战。

  但冯·特雷斯科采用了他的备用计划,也就是本节开头的冯·施拉布伦多夫的定时炸弹袭击。遗憾的是,这次袭击失败了。一周后,中央集团军群在柏林的一家军事博物馆办展会,展出缴获的苏军旗帜和武器,希特勒计划要和希姆莱与戈林一起去参观。鲁道夫—克里斯托弗·冯·格斯多夫男爵奉命去现场讲解。他主动向冯·特雷斯科报名,要携带定时炸弹,与希特勒同归于尽。他的炸弹引爆时间是10分钟,不料希特勒临时改了行程,在博物馆只待了8分钟。于是暗杀计划再次破产。冯·格斯多夫在最后关头成功地解除了炸弹的引信,救了自己和博物馆内其他人的命,而且没有引起注意。

  随后,阿克塞尔·冯·德姆·布舍(Axel von dem Bussche)、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金(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和埃伯哈特·冯·布莱滕布赫(Eberhard von Breitenbuch)等贵族军人和官员,也进行了一系列刺杀希特勒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希特勒再也不去前线视察,很少去柏林,大部分时间待在东普鲁士的狼穴或巴伐利亚的贝格霍夫,并且安保措施越来越强。1943年4月,汉斯·奥斯特及其副手汉斯·冯·多纳尼等人的抵抗小组被侦破,奥斯特被软禁。这对冯·特雷斯科是又一重打击。

  冯·特雷斯科不知疲倦地劝说高级将领,如冯·博克元帅、冯·克卢格元帅和曼施泰因元帅,加入抵抗运动,但都没有成功。他还在这些高级将领身边安插了抵抗分子作为参谋军官,以影响和争取他们。冯·克卢格一直同情抵抗分子,但始终下不了决心。曼施泰因直截了当地拒绝背叛希特勒,但也没有将冯·特雷斯科的“谋逆”告发。

  这时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提出了一个新策略。后备军(Ersatzheer,陆军的一部分,驻在国内,包括指挥与行政机关、训练单位和卫戍部队)有一个紧急预案叫“瓦尔基里”计划(Operation Walküre),为的是防备盟军的空袭造成国内法律与秩序崩坏,或者国内的数百万奴隶劳工与战俘起义。奥尔布里希特提议借助“瓦尔基里”计划,在杀死希特勒之后,让后备军控制各大城市、解除党卫军的武装并逮捕纳粹领导人。冯·特雷斯科花了很大力气来修改“瓦尔基里”计划。他的妻子艾丽卡和秘书玛格丽特·冯·奥芬(Margarethe von Oven)伯爵夫人负责打字,制作命令文件和宣言书等。这些文件在战后被苏军缴获,2007年才公布,证明了冯·特雷斯科是抵抗运动的灵魂人物。

  1943年10月,冯·特雷斯科被调往前线担任指挥官,没有条件继续领导政变。他结识了施陶芬贝格伯爵,后者接过了计划和执行刺杀行动的使命。施陶芬贝格伯爵被任命为后备军参谋长并做好行刺准备的时候,西方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施陶芬贝格问冯·特雷斯科,德国眼看就要战败,刺杀和政变是否还有意义。冯·特雷斯科敦促他执行刺杀,并且哪怕刺杀失败也要发动政变。他说,德国内部必须要有公开的反对希特勒的行动,以昭示天下,德国人并非都是纳粹。他还告同志玛格丽特·冯·奥芬和菲利普·冯·伯泽拉格尔男爵,每天有1.6万人被纳粹屠杀,即便为了阻止这个,也要杀掉希特勒。在刺杀几天前,冯·特雷斯科告诉一位朋友,他觉得成功的希望不大,但即便如此,也必须行动。

  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伯爵刺杀希特勒失败。次日,冯·特雷斯科在前线用手榴弹自杀。他给冯·施拉布伦多夫留下的遗言是:

  现在全世界都会诽谤我们了,但我今天坚信不疑,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死敌,也是全世界的死敌。再过几个小时,我在上帝面前解释自己的所为和所不为的时候,我能够为自己反对希特勒的斗争辩护。上帝向亚伯拉罕承诺,只要索多玛还有十个义人,他就不毁掉索多玛。我希望为了我们的缘故,上帝不会毁掉德国。

  冯·特雷斯科抵抗集团的成员很多是贵族和军人精英,他们的人脉极广,能够接触到纳粹党核心和希特勒,所以他们从事抵抗的时候,活动空间肯定比其他人(比方说共产党)更大,机会也更多。从这个角度看,贵族身份对他们的抵抗颇有益处。

  镇压政变几个小时之后,希特勒就说此次政变是“伯爵们和反动分子的俱乐部”的密谋。看样子,希特勒此时已经把贵族视为自己的敌人。

  其他方面的贵族抵抗者

  还有一些贵族组成了所谓“克莱绍集团”(KreisauerKreis),这也是一个反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小圈子,其成员大多为高级贵族和保守派精英,也有中产阶级和教会人士。德国历史上最显赫的一些姓氏,出现在这个圈子里,比如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1907–1945),他是普法战争时期的老毛奇元帅的曾侄孙。“克莱绍集团”这个名字,得名自他们经常在冯·毛奇位于克莱绍(今天波兰的克日若瓦)的庄园开会。

  另一个名门之后是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伯爵(Peter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他的祖先就是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时期的普鲁士名将路德维希·约克·冯·瓦滕堡(Ludwig Yorck von Wartenburg),他推动普鲁士脱离与法国的盟约,倒向反法同盟。

  集团的其他贵族成员还有汉斯·伯恩德·冯·赫富滕(Hans Bernd von Haeften)、亚当·冯·特罗特·祖·索尔茨(Adam von TrottzuSolz)、霍斯特·冯·艾因席德尔(Horst von Einsiedel)、奥托·海因里希·冯·德·加布伦茨(Otto Heinrich von der Gablentz)等。他们的主要思想是基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

  不过克莱绍集团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反抗希特勒,而主要局限于“清谈”和筹划未来的德国政府。他们与西方盟国,尤其是英国有联系,向其报告德国国内情况。1944,冯·毛奇被捕,于是克莱绍集团瓦解,有些成员加入到施陶芬贝格的抵抗集团。

  在宗教界,许多贵族对纳粹党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从1934年起,明斯特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伯爵(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就不断布道,反对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反对用安乐死手段杀害残疾人、精神病人等人群的政府措施。柏林的一位主教康拉德·冯·普莱辛伯爵(Konrad Graf von Preysing)力挺他。1944年,天主教徒贵族官员斐迪南·冯·吕宁克男爵(Ferdinand Freiherr von Lüninck)和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冯·哈勒姆(Nikolaus Christoph von Halem)因为参加抵抗运动而被判处绞刑。

  与狼共舞的德国贵族

  但是,与魏玛共和国时期一样,地区、宗教信仰和贵族身份并不是决定德国人对纳粹态度的主要因素。上述的贵族不同程度地参与对希特勒的抵抗,但也有很多贵族选择与纳粹党共谋,从中渔利。

  贵族对民主制的敌视使得他们比较容易与纳粹党接近,而纳粹党的“血与土”(Blut und Boden)浪漫传说对贵族地主非常有吸引力。根据纳粹的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民族的生存依靠血(民族的血统)和土地(农业生产的基础),同时也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意义以及农村生活的美德及传统价值。这让很多憎恶现代城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沉溺于乡村“美好往昔”的贵族十分开心。二战初期德国的辉煌胜利,让很多贵族军人为之陶醉。不少贵族本身就是反犹分子。同时,反对平均主义的精英理念仍然牢牢掌控着很多贵族的头脑。他们幻想在希特勒帝国获得新的显赫地位。

  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贵族社团——德国贵族协会(Deutsche Adelsgenossenschaft)在1933年纳粹夺权之前就为纳粹党效劳。希特勒上台之后,协会会长阿道夫·祖·本特海姆—泰克伦堡侯爵(Fürst Adolf zuBentheim-Tecklenburg,1889—1967)更是对希特勒奴颜婢膝。在所谓“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指纳粹政权将整个公众和私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都“和谐”起来,建立协调并加以绝对控制)过程中,纳粹政权吸收和控制了国内各种社团组织,驱逐其中的犹太人成员,并安插纳粹党员。德国贵族协会也受到了这样的对待,不过它显得格外恭顺听话。德国贵族协会的巴伐利亚分支在希特勒上台前与纳粹党保持距离,但在1933年之后也迅速归顺中央。只有德国南部与西南部的少数贵族继续对纳粹党持冷淡态度。一般来讲,年纪较大的贵族对纳粹党更为冷淡,而他们的儿孙,即年轻贵族,更趋向于与纳粹党合作,很多人甚至成为热情的纳粹分子。

  虽然从地区上讲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差别,但粗略地讲,传统的南德贵族(更接近哈布斯堡帝国、敌视普鲁士、信奉天主教)与北德贵族(更接近普鲁士,大部分信新教,在普鲁士军中服役,或者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占据大庄园)还是不大一样,前者较少亲近纳粹。当然,这是泛泛而谈,不能一概而论。根据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Stephan Malinowski,1966— )的研究,典型的贵族纳粹分子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下层贵族,年轻,男性,信新教,没有自己的庄园,从军”。

  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入党肯定对自己的职业成长有很大好处。军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国家机关和国企里清洗掉了许多犹太人,留下了空缺位置,这对需要打拼自己天地的(较贫穷的)年轻贵族来说,都是天赐良机。也许还有人渴望在东欧获得土地。这些因素,都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贵族变成热忱的纳粹分子。换句话说,理想主义者恐怕是少数,而个人利益是主要的驱动因素。

  很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生活困窘的贵族,在纳粹党的新德国找到了上升的路径。是党给了他们新生,他们也因此对党死心塌地。举个例子,亚历山大·冯·韦特克(Alexander von Woedtke)出身波美拉尼亚贵族,家族的庄园在一战后负债累累,难以为继。1929年,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将祖传的土地卖掉。随后,他就加入了纳粹党,攀升到党卫军旗队长(与陆军上校平级)的位置,1943年在波兰的索斯诺维茨(Sosnowiec)担任警察局长,参与了对犹太人的镇压和遣送。数万犹太人从他的手里经过,被送上死路。

  另一个更有名的例子是埃里希·冯·德姆·巴赫—齐勒维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1899—1972),他出身东普鲁士的卡舒布贵族(卡舒布人是一个斯拉夫民族,很大程度上德意志化了。注意,在普鲁士贵族当中,波兰和其他斯拉夫血统的人极多),但家境贫困,早就失去了祖传的庄园。父亲死后他和几个姐妹被好几家人收养。他1930年入党,1931年加入党卫军,很快平步青云,官拜党卫军上将,在二战中参与镇压犹太人和反游击作战,尤其是1944年8月镇压华沙起义,可谓罪行累累,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老纳粹。

  像冯·韦特克和冯·德姆·巴赫—齐勒维斯基这样在纳粹党、冲锋队或党卫军中攀升到高位的贵族很多。党卫军的干部约20%是贵族。冲锋队的干部有12%是贵族。贵族在冲锋队和党卫军里一般不会从小兵干起,他们的贵族身份往往能让他们一进来就成为干部。

  但很难说贵族在纳粹党当中占到怎么样一个比例。在党外的贵族肯定多于在党内的贵族。但是在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主贵族家庭当中,几乎家家都有至少一个党员。根据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Stephan Malinowski,1966— )的研究,312个贵族家庭中有3592名党员。1941年纳粹党自己的一份报告显示,到当时为止,有270名统治家族成员是党员,其中80人是1933年之前入党的。有意思的是,在贵族党员当中,多达35%是女性。在纳粹党的女性支持者当中,贵族的比例非常高,大大超出了其人口的比例。

  那么纳粹党对贵族的态度是什么呢?很多老党员,尤其是所谓“老战士”,大多是草根出身,信仰平均主义,他们对贵族持怀疑和敌视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希姆莱这样有浪漫情怀、满脑子中世纪传奇的人,非常喜爱贵族。总的来讲,贵族在纳粹德国的地位和其他精英群体(工业家、科学家、文化精英等)类似,受到政府的分化、吸纳、“统战”、削弱和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贵族当中(或许对其他人来说也一样),反对或是支持纳粹党,家庭和亲友固然会产生影响,但往往是个人的信念所致。“7月20日”事变之后被处决的抵抗分子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伯爵的家族中有41人是坚定的党员。冯·特雷斯科家族除了汉宁之外,还有他的哥哥格尔德(Gerd von Tresckow)参加抵抗运动,但也有30名忠心耿耿的党员。卡尔—汉斯·冯·哈登贝格伯爵拒绝入党,后来被投入集中营,活到了战后,他家里有27人是党员。抵抗分子乌尔里希·威廉·什未林·冯·施瓦嫩菲尔德伯爵(Ulrich Wilhelm Graf Schwerin von Schwanenfeld)在“7月20日”事变之后被处决,他家里有52名党员。

  第三帝国时期的贵族并不享有曾经的特权与特殊地位,并且在经济上未必能维持过去的水平,但他们仍然是引人注目的社会精英团体。他们对纳粹党的态度,以及他们的作为,很容易受到格外关注。所以贵族面对纳粹党的英勇义举,或是共谋与罪行,都特别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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