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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东方威尼斯?百余年前日本建筑大师的贵州见闻

文汇报06-18 10:43 跟贴 78 条

  伊东忠太(1867—1954)是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代最了不起的建筑史家,也是东亚包括中国建筑与艺术史这一领域的奠基人。明治三十五年(1902)三月到三十八年(1905)六月,他第一次在亚洲各国旅行,此后,他又陆续来中国考察,写下了厚厚的一册旅行记,据他自己说,行程共达六万英里,也算得上千辛万苦。要知道,那个时代没有飞机,没有高铁,也没有高速公路,需要跋山涉水,就算有马有车有挑夫,在异域旅行也是很艰难的。

  伊东忠太的中国旅行谈(《伊东忠太建筑文献》第五卷,龙吟社,1936)收录的各个旅行记,前后略有颠倒:第一种是旅行谈,记载他第一次在中国的旅行,这是1902到1903年,一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02年3月至6月,以北京为根据地,先到河北到山西再回河北,最后返回北京;第二部分是从同年(1902)9月至10月,到了河北、河南、陕西;第三部分是紧接着的9月到11月,从陕西到四川;第四部分是从11月到第二年(1903)的3月,从四川成都南下湖北,到湖南转贵州;第五部分是从1903年的3月到6月,从贵阳到云南。第二种是《山东见学旅行记》,虽然列为第二种,但却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了,这是大正九年(1920)8月在山东的旅行记录。第三种是《五山巡礼记》,这次旅行的时间,反而比前面《山东见学旅行记》要早,是明治四十年(1907)10月到12月,重点考察的是江浙的金山寺、灵隐寺。第四种是《南清地方探检略记》,记载明治四十年(1907)9至12月,他在江浙沪等地的考察,内容与前面那一种部分重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分开编排。

  旅行见闻很丰富。其他的读者肯定会从这部旅行记中找到更多有意义的资料。不过,我自己读这部旅行记,原本的重点只是在观察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学者,如何对中国进行研究,特别是如何实地考察。不过出于好奇,我也顺便看一些学界的逸闻趣事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部旅行记中,我先感受到的是伊东忠太对当时中国旅行之难的感慨,也从他的这些记录中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状况。他说,与明治日本相比,在中国旅行的困难有三:第一,那个时代的中国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制度,甚至钱的价值在各地各省都不同;第二,全国没有统一语言,中国各地的方言很难,因此尽管有通译,也难免语言不通,不得不用笔谈;第三,是道路真难走,住宿条件真差(99-100页)。

  在连续几天的阅读中,我陆续摘抄并随手翻译了一些我感兴趣的内容,事后看看,这些读书笔记中,大多有关贵州。想来也不奇怪,这是因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贵州住过十几年,凡是碰到有关贵州的文字图像,都格外有兴趣,特别是对旧时西洋人和东洋人的贵州见闻很有兴趣。说起来,和伊东忠太同辈的日本学者里,当然还有一个大大有名的鸟居龙藏(1870—1953),他比伊东忠太早一年到贵州考察,不过,鸟居是考古、人类学、民族学家,更关心的是苗族历史、社会和风俗,留下的各种贵州资料偏于学术,没有看到他的旅行日记。而作为一个建筑史家,伊东忠太特别关注的,是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宗教建筑,比如佛教的寺庙、道教的宫观、儒家的文庙和书院、“回教”的清真寺或礼拜寺、基督教的教堂,以及各种也算是宗教仪式性的陵墓,当然他也看各种城堡、宫殿、阁楼、住宅。不过,除了这些建筑史专业的记录之外,他对各地的风土人情也很有兴趣,陆续都有记载,所以读起来比较有趣。

  我当年插队落户的时候,学过几年苗话,现在虽然忘得差不多了,但也留有一些记忆,看到伊东忠太这部旅行记中对苗语的记载,就觉得很有兴趣。他在湖南辰溪、沅州时,曾以当地的苗语和北京话、辰州话,以及后来到贵州清平县附近听到的苗语比较,并记下苗语中的“一(a)、二(h)、三(pi)、四(swo)、五(chiya)、六(Tiu)、七(Shun)、八(ya)、九(cho)、十(Chu)”。当年我下乡就在所谓“清平县”(现在是炉山镇),可是,他记录下来的语音,如果不是我对他标注语音的符号理解有误的话,这些记录似乎与我记忆中的苗话并不十分相同,也许,是他依据的辰溪、沅州,还只是苗人的边区。用过去的说法,他们大多是“熟苗”,而我当年所在的地方是苗族的腹心地区,乃传统所谓“生苗”,如九股苗、紫姜苗等所在,因而语音上也有所不同吧。

  风景如画的贵州镇远

  记载镇远府一段文字,很漂亮也很有意思。镇远在贵州东边靠近湖南,是从湖南进入贵州第一个关隘,当年南明流亡朝廷,也曾在这里短暂驻扎,说起来也可以算是“往昔皇都”,现在却已经是旅游胜地,号称“东方威尼斯”。城在沅江北岸,伊东忠太描述说,这里“奇岩怪石,风景如画,是中国人理想的山水”,并且写道,江边有“碧瓦朱壁,鲜绿的树林与深蓝的江水,实在是天下难得的好风景,三年半的旅途中,我见到凄壮之景色,首推蜀道之剑阁,而奇拔之境,则以镇远为观止”(291页)。除了令人流连的风景之外,他也曾提到当时法国人在镇远得到开采权,因为这里城东二十里有煤,东北二百里的铜仁有辰砂,青溪县的南江则有铁矿。不过,他好像并没有感到这些传统的风景和那些现代的厂矿之间的反差,倒是比他早五年到贵州的英国人文格德(A.W.S Wingate,1861—1939)头脑清醒,虽然同样对镇远风景赞誉有加,不过,他对象征“现代化”的外国工矿却严厉批评,说“就在这荒芜的角落,我在河流对岸,面对着鬼城,在野草、灌木丛生的山坡上,赫然发现丑陋的西方工厂,不论我们多么希望提升现代化建筑的美感,我们依然无法想象,西式的工厂建筑如何能够增添东方景致的美丽呢”。

  在伊东忠太对贵州的记录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晚清混乱和腐败的地方状况,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其中他说,他在施秉曾遇见一个花了三万两买官的知县(他说,此人是没有品格的,是商人出身,因为当知县,可能会收入超过三万两,所以投资买官);他又在黄平遇见一个最为傲慢无礼的知县,完全没有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知书达理。另外,他也记载了当年我插队所在的那个地区,据说,那里早是苗汉混居,因而清朝政府特意设了重安、岩门两个土司,来管理当地剽悍的苗人。1903年冬天,他从黄平出发,路过重安镇,重安镇离我当年下乡的地方很近,临江的重安向清平,那座马鞍形的山峰“直立八千尺”,从此开始进入崇山峻岭,这恰恰就要到我所在的地方了。有趣的是,据他的记载,山口有一个“箭当碑”,这是当地人非常妙的迷信方式。在石碑上,从右到左写了“箭当碑”三个大字,下面则从右到左,上下排列五行,即“弓开弦断”(右一)、“左走重安江”(右二),“富贵长命”(中),“右走黄猴铺”(左二)、“箭来碑当”(左一)。既是指路牌,也是禁厌符。这个我倒是没见过,虽然我在那里来回走过好几次,毕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离伊东忠太访问贵州已经六十多年过去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那块石碑大概也早就灰飞烟灭,或者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毁去了?

  我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就在重安、清平之间,伊东忠太说,清平“城围五里,人口二千,县内人口半为苗族。但据人言,黄平所属为黄苗,而清平所管辖者为青平(苗)”。我怀疑这靠不住,在我下乡的时候,虽然清平已经改名炉山,城围和人口也没有太大变化,但他说黄平是黄苗,清平是青苗,这一点我倒没有听说,大概是伊东忠太根据地名想象出来,并没有什么根据吧(293页)?

  作者: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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