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川军悍将刘湘:独踞山城重庆的"西南王"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跟贴 1509 条

  1926年6月6日,刚刚打了场胜仗的川军悍将刘湘,又一次回到发家之地——重庆。五年前的同一天,正是在此地,年方33岁的他受各派将领推举,当上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达到毕生军政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那五年里,因川军不同派系及滇、黔等“客军”在四川境内混战,刘湘的势力忽起忽落,控制的地盘时大时小,屡次成为山城“过客”,根基算不得稳固。

  但这回进城与以往不同。此后九年,紧扼川江门户的商贸重镇重庆,始终是这位“西南王”(又称“四川王”)成就一时功业的大本营。

  以小博大“巴璧虎”

  常言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未治蜀先治。

  1911年6月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直接诱发了武昌起义,导致清王朝迅速覆亡。但民国建立后,四川并未“先治”,反而不幸成为“四战之地”。讨袁之役(又称二次革命,1913年)、护国战争(1915~1916年)及护法战争(1917~1918年),川军无役不与,加上隔三差五的内斗,以致川境之内,战火连年。

  而坐享230年漫长和平(自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重庆,显然难以独善其身。在军阀混战时期,它成了川、滇、黔三省军队的争夺焦点,往往一年数易其主。军阀们看中的,当然是这个工商贸易发达的“钱袋子”,可以随时填补军费的巨大窟窿,谁都不敢保证明天这还是自家的地盘,何来心思营建城市,发展经济?

  尤其是某一方败退出城时,更是不择手段、涸泽而渔。如1921年刘湘首度入主重庆前,战败的黔军临撤走时,狮子大开口,向重庆总商会一次索饷200万元,否则以毁城相要挟。为避免战火殃及池鱼,总商会紧急筹款,经讨价还价后忍痛交出80万元,才算摆平。

  与横行川省的诸多军阀首领相比,刘湘拥有的地盘及武力不算最强,却是比较有气量与野心的一个。1926年6月再入重庆之初,他仅占有周边的巴县、璧山和江北三县,人称“巴璧虎”(取爬壁虎之谐音),所部人枪只有三万余,而四面强人环伺,时敌时友。

  不过,一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的刘湘,适时地显示出他的“政治觉悟”:1926年底,北伐军势如破竹,攻克武昌,本来与北洋系关系密切的刘湘,即刻宣布“易帜”,接受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

  对内,刘湘保留“四川善后督办”名号,利用坐拥重庆口岸、控制川江咽喉之便,封锁川中各军,使其不能向川外购置装备弹药。同时设法借助来自国民政府的安抚性援助,在重庆设立武器修理所(变相的兵工厂)和炼钢厂,加紧扩充军备。

  自此,他的实力蒸蒸日上,先是击退军校老同学杨森组织的“联军”(1929年),并在两次“二刘之战”(1931年及1933年)击败堂叔刘文辉,抢得“盐都”自贡等富得流油的地盘(当时有四川“无盐不成军”之说),大体上结束了多年的川军混战,成为名副其实的川省“大哥”。

民国时期重庆市中心道门口街景。 1926年刘湘返回重庆时,此处开辟为第一模范市场,后成为银行一条街。

  “苛而不扰”财神爷

  刘湘能依托重庆成事,除了常年征战,带出一干嫡系人马,又谋实利而不讲“主义”,惯会审时度势外,善于笼络各路干才为己所用,也是重要原因。

  刘湘的得力“幕宾”中,尤以抓财税金融的刘航琛最为出色。

  刘航琛出身四川泸州酒商世家,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初为刘湘部下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的顾问,又跟卢作孚一起,当过刘湘在重庆办的“军事政治研究所”的教官。因为帮王陵基解决了他一手督办而欠债累累的重庆《大中华日报》(欠款四万五千元)及铜元局(亏损纹银四十五万两)的棘手难题,名声在外,因此让刘湘看中,欲命其执掌财政。

  1929年5月初,正日夜思量“统一四川”大业,却苦于粮饷难筹的刘湘,邀刘航琛做了“隆中对”式的深夜长谈。彼此一番试探后,已预先得知风声的刘航琛提出两项要求:一是今后财政处执行预算时,不受任何牵制;二是刘湘不要随时下手令向财政处要钱。又拿出准备好的禁烟、盐务、税务、政务四项改革方案。刘湘倒也爽快,大笔一挥批了“照办”二字。第二天,刘航琛正式出任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的财政处长。

  有商人背景、又是科班出身的刘航琛,筹钱确有一手,增税、举债、印钞票三管齐下,但实际操作又不同于以往军阀的粗暴搜刮。

  比如刘航琛刚上任,当即裁撤善后督办公署下面35个税捐机关,只设一个重庆税捐总局,请刘湘亲任总办。他对刘湘说,35个机关6000多税吏,每人每月薪水加贪污平均至少100元,光这一项就得虚耗60多万元税款。况且税捐机关本来是扰民机构,老百姓宁可多缴一点税,也不乐意被税吏骚扰35次。

  这项刘航琛自诩“苛而不扰”的税务改革,尽管理所当然遭到各个防区税捐局暗中抵制,但既有刘湘的“尚方宝剑”在手,依然得以推行。第一个月,督办公署财政赤字消灭,结余税款140多万元,第二个月,又结余270多万元。刘航琛打出的巨额银票送到刘湘手上,大领导不用说喜上眉梢,反对者也就无话可说了。刘湘在重庆的兵工厂,就是靠这笔巨款办起来的。

  至于举债,刘航琛也很懂得“人心可贵、信用无价”的道理。过去军阀向驻地商家借款,多是“打白条”有借无还,商人们只能当是破财消灾。刘航琛上任第一次向工商业界借钱,即一再声明“有借有还”。票据到期之日,实力最大的盐帮无人登门收账,他们照经验估计,来也白来,何必搞得彼此难堪呢?岂料刘航琛亲自把重庆盐业公会会长李鑫五请来,当面如数还钱,让人大跌眼镜。

  为他人作嫁衣裳?

  当然,谁都清楚收税、借债毕竟有个限度,几经战乱压榨,重庆商界也筋疲力尽了。而随着四川省内军政渐归一统,对外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又貌合神离,印钞票是地方割据政权最有效的敛财方式。

  当年四川省内尚无印钞必需的凹版印刷设备,委托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印刷厂代印又费时费事,刘航琛遂在重庆建立印钞厂,公开名为“二十一军第二印刷所”,加班加点印行“四川地方银元兑换券”。

  滥发钞票的结果,是1935年夏天成渝两地发生挤兑风潮,地方券贬值至只及“中央本钞”约八成,直到当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将发钞权收归中央,事情才算平息。但精明的刘航琛,钻了中央条例里“一元以上纸币为法币”的空子,让第二印刷所改印五角纸币,大量发行,借此又替他的东家聚敛了一大笔财富。

  有钱、有枪、有外援(南京政府撑腰),刘湘以重庆为根本“统一四川”的多年夙愿,总算初步实现了。

  1935年2月10日,改组后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刘湘任省政府主席。这个省主席,可是得到南京政府正式承认和任命的,跟14年前那个川军内部妥协交易而当上的“山寨”省长,不可同日而语。刘湘随即训令本军辖下各县(共68县)县长,一切政务归还省政府,不久,长期割据一方的川军首领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田颂尧等(共辖80县)也相继交出政权。功勋显赫的刘航琛,顺理成章地出任四川省财政厅长。

  但是,任何的成功总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刘湘新官上任不过20天,比他更大的官蒋委员长来了,而且在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地盘上发表了“重要讲话”。3月2日,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稍后公开讲话时称:此次入川目的除督促进攻红军外,即是统一川政,要以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

  3月25日,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正式成立,此为国民政府统一四川金融币制的重大举措。6月18日,四川省政府决定由重庆迁往成都。7月16日,蒋介石电令中央银行重庆分行组建国省联合金库,所有四川境内国税、省税,即日起悉数解缴该库。

  当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成立,蒋介石亲信顾祝同为主任。至此,蒋系中央势力以重庆为基点,一步步控制了四川乃至整个西南。而独踞山城九年的刘湘,此时此刻,心里是何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作者:谭洪安

热门跟贴
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