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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旧影散去过后 看见立陶宛之殇

澎湃新闻网06-15 12:16 跟贴 349 条
“你怎么会想去希奥利艾呢?”Leja Zilanis,我在维尔纽斯结识的当地大学生,在听说了我的旅行计划后惊讶地问。她解释说,在立陶宛首都人民眼中,希奥利艾尽管是全国第四大城市,却更像一个荒蛮的化外之地:居民说不上友善,多数旅游者也敬而远之,只涉足维尔纽斯城和附近的特拉凯、考纳斯这些更负盛名的风景区。——顺便说,连“希奥利艾”这个粗率的译名也给我带来不少交流障碍,因为它的真实读音更接近“修利”。

  “你怎么会想去希奥利艾呢?”Leja Zilanis,我在维尔纽斯结识的当地大学生,在听说了我的旅行计划后惊讶地问。她解释说,在立陶宛首都人民眼中,希奥利艾尽管是全国第四大城市,却更像一个荒蛮的化外之地:居民说不上友善,多数旅游者也敬而远之,只涉足维尔纽斯城和附近的特拉凯、考纳斯这些更负盛名的风景区。——顺便说,连“希奥利艾”这个粗率的译名也给我带来不少交流障碍,因为它的真实读音更接近“修利”。

  我的目的地是希奥利艾附近的十字架山(Hill of Crosses),我说;然后她立刻转变态度,对我大表支持。

  “野蛮、荒凉,但值得一去,”她说,“不是有人说过嘛,Life begins at the end of your comfort zone.(走出舒适区的时候,生活才真正开始。)”

  维尔纽斯对岸共和国的自由女神像

  其实我内心的“comfort zone”大概早已结束了。离开维尔纽斯前一天,我拜访了首都中心的景点——种族屠杀受害者博物馆。在阴沉的天色和白色的巴洛克建筑之间,苏联时代的影子挥之不去。1940年,立陶宛被迫成为苏维埃的一个加盟共和国,随之而来的是对异议人士甚至普通民众的监禁和流放,这幢楼的地下室被用作监狱。除去期间被德国占领的几年外,直到1991年立陶宛重获独立,克格勃一直如维尔尼亚河上的一头怪兽,盘踞在这座建筑之中,守卫着它的办公室、监狱和审讯中心。如今,博物馆地下室层保留了19间牢房供人参观,一层与二层则布置了关于那个年代里国家的苦难、独立运动和克格勃机构的展览。

  貌似冷僻的KGB博物馆几乎是维尔纽斯最拥挤的去处,既有游客,也有本地学校组织的学生参观团。立陶宛对苏联的强烈敌意,在我进入这个国家的一天之内就有所察觉。旅店前台告诉我,本国有一条法令,禁止除旅游纪念品外的一切苏联符号。不久前,从加里宁格勒驶向圣彼得堡的火车被禁止通过立陶宛边境,因为车窗上贴有苏联卫国战争的勋章图案。

  KGB博物馆

  然而,苏联在被禁止的同时也在被消费,这段历史已成为立陶宛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KGB博物馆,一位瑞典老先生给我讲述他前日参加的“幸存的戏剧”——距维尔纽斯25公里远的苏联地堡游览项目。游客交出财物、进入地堡,在警犬的吠声中被守卫审讯、羞辱,承认自己的罪行,虽然那些守卫只是雇来的演员。瑞典人说,据说有些演员会过于“进入角色”,甚至对游客做出过分的事。

  “有点像米尔格伦实验,”我说,——那个著名的、要求被试者电击他人的心理学实验,似乎始终嘲笑着在权力压迫下人们自以为拥有的自由意志。

  相比之下,博物馆无疑是个“安全”的地方: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游客的一部分,而非历史的一部分。地下监狱的走廊里挤满了人,在阴冷的空气里参观审讯室、囚室、禁闭室和水刑室,竭力想象几十年前的光景。走过一段陡峭的台阶,处决室的玻璃地板下保存着死难者的遗物,其中最多的是鞋子,像驯顺的动物一般毫无生气地摆在沙土上,仿佛它们的主人在被泥土覆盖之前,就已被巨大的漠然覆盖了。

  KGB博物馆,死难者的鞋

  除了地下监狱,博物馆上层还展出着一系列图片与文件,记录了自1940年起的各个阶段,当局对立陶宛的迫害和立陶宛人的抗争。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是1944至1953年间,立陶宛人被大规模流放至边远地区的往事。被流放者中不但包括政治犯,更有大量平民。这样做除了为减轻立陶宛国内的反抗,更是为了劳动营获得大量免费劳动力。无数人在流放过程中死去,幸运者挺到了回乡的一刻,却发现自己已经难以在故国找到生活的位置:西伯利亚的冷风侵占了他们的肺,苦难的呼号充塞了他们的耳朵,流亡者的悲剧永远相似。在之后的KGB时代,有人抗争,有人则想在权力的泥泞中做一只比较粗壮的虫豸。走出博物馆的大门时,很难避免一种因悲剧的冲击而压抑的心情。

  次日清晨6:30,我登上从维尔纽斯驶向希奥利艾的大巴。车上全是当地居民,我们无聊地打量着彼此,3小时后才抵达目的地。汽车站紧挨着颇为豪华的购物中心,但售票窗口的人依旧不懂英语;最后,我学着在教堂里看到的样子划了个十字,对方立刻恍然大悟,说着“Yes!”,塞给我一张往返十字架山的班车时刻表。这一班车同样是当地人日常使用的交通工具,他们倒是猜到我的目的地,热心地给我比划何时下车,——公路边竖立着一个小站牌,草草地写着站名“Domantai”和车行时间。

  按照时刻表上的小地图,我迈上路边一条斜插进田野的路。路上依旧没人,偶尔有车擦身而过,看起来是自驾的游客也来这里。道路两边是秋日里的田野,刚收割不久,在阴沉天色下铺得又平又远。白天像雨水一样潮湿,像霜冻一样冷。在立陶宛的几天里,我还没见过晴朗的天空。大约步行20分钟后,终于远远望见公路右侧一片黑灰色小丘,黄褐色的田地也逐渐变成翠绿草地。游人多起来,他们在对面的游客服务区停车,一条砖铺的小路直通十字架山。几个老人从小丘方向走来,走到我附近时又转身对着十字架山行礼、划十字:这样的景象我在维尔纽斯各个教堂已经见到不少。几座格外巨大的木质十字架赤裸裸的,像剥去了树皮的树一样直插天空。

  十字架山的十字架密密麻麻

  十字架山的确只称得上一座“小丘”,但其上目前有超过40万座十字架,大的超过10米高,小的只有手指那么大,此外还有不少苦像(Crucifixum)和圣母像耸立。沿着小路登上丘顶,十字架群的深处似乎有个录音机,传来循环念诵《玫瑰经》的声音,颇有几分诡异。

  黑沉沉、密密麻麻的十字架聚集在我周围,被几条细窄的小路和台阶切割开,四周是草地,保持着湿漉漉的生命力。十字架山的背面还有一座风格现代的教堂,钢混的架构和方正的玻璃窗,办公桌一样的祭坛上只放着一只小小的十字架,别无他物。

  据说十字架山的起源是1831年的立陶宛反俄起义:战死者的家人无法埋葬他们的尸体,就在此树立十字架以表怀念。此后,它成为许多立陶宛人祈愿和平的地方。然而十字架的大幅增加要等到20世纪,苏联占据了这片土地,并开始极力“去立陶宛化”,——自然也有“去宗教化”,试图将这个国家彻底融入苏维埃。1944至1990年间,无数立陶宛人来到这里,竖起十字架,纪念自己流离甚至死亡的亲友,纪念不被许可、被迫放弃的信仰,以及已经不成为国家的国家。KGB博物馆所展出的,是独立运动中的枪弹,而在十字架山上,一种和平、却更为持久的抵抗,如同伸展双臂朝向天空的雕塑,一直伫立于此,呼唤着自由——保有故国的自由。当局对立陶宛人的信仰活动极为忌恨,曾三次铲平十字架山,甚至计划在附近的河上建一座堤坝,把整座山都永远淹没在水中。但这一计划最终并未实施,立陶宛的奇观幸运地保存下来。

  我想起在考纳斯博物馆里看到的立陶宛神话,那是前基督教时代的遗留物:神早已分给每个人一段年月固定的生命,如果在那以前,人不幸死于意外、疾病或战争,他就会变成树、鸟或其他动物,直到分配的时间结束,才能离开这个世界。或许信仰总是相通的:十字架何尝不是早早逝去的生命在人间的某种延续?

  游客服务区有个纪念品商店,旁边又有几个小摊子,摆满了木质、金属的十字架,大小不一,底部无一例外装着尖刺,方便插进十字架山空余的土地上。也有不少人自己带十字架来。山上的十字架数量持续增加着,尽管我已无从猜测,今天的人们是为了什么而祈祷。

  离开十字架山,离开希奥利艾,我回到了“comfort zone”。在迷人的度假胜地帕兰加,我看见夕阳垂悬在波罗的海上,它对着立陶宛露出微笑,忘记自己曾目送人们走向短暂的流亡和长久的死亡。

原标题:苏联旧影散去后,看见立陶宛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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