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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列车大劫案:外国人成土匪筹码,曹锟趁机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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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5月5日,夜。

  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正在津浦铁路上疾驰。

  在中华民国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能坐得起这趟列车的人,实在不多。这趟列车是当时交通总长吴毓麟花重金从美国订购而来,车厢为全钢打造,外面漆着蓝漆,俗称“蓝钢皮”——在当时的整个远东地区,这样的列车只有一列。

  车好,自然票贵。

  1924年,四川文学家吴虞,从北京到上海去看望女儿,曾搭乘过一段津浦线上的这趟车,包括火车票在内,一共在火车上花费了49块大洋。

  49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在当时的北京,一块大洋,可以订半个月的牛奶,或买2斤鲜羊肉,或买20斤大米。

  由此可见,当时能坐这列火车的,都是些什么人。

  回到1923年5月5日晚的这列“蓝钢皮”。

  “蓝钢皮”分一、二、三等车厢,一等车厢由一间间的软卧构成。能买得起一等车厢车票的,多半是外国人,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有钱的中国生意人。

  那一晚“蓝钢皮”的一等车厢里,有美国总务司安迪生的代表鲍育、法国公使馆参赞茹安等外国政要人士,他们是来参加中国关税会议的。而另一群外国人,如《中国远东金融商业报》记者亨莱,《大陆报》记者李白斯,还有美国《密苏里新闻报》驻远东记者鲍威尔等新闻界人士,是为了到山东境内采访而来。

  《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约翰·鲍威尔,在中国已经呆了8年,很自然获得了一个称号:“中国通”。作为一位媒体界人士,鲍威尔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到哪里都喜欢记上一笔。也正是得益于他的这个习惯,我们后人完整知道了之后发生的所有故事。

  那一夜,鲍威尔在一等车厢里和同屋的法国人贝吕比闲聊。他告诉法国人,火车现在刚刚进入山东境内,目前处于三省交界处,是土匪的“天堂”。

  “我们现在正处在土匪窝里呢!”

  在一阵哈哈大笑之后,鲍威尔和贝吕比洗漱完毕,在凌晨2点左右,昏昏睡去。

  凌晨2点50分左右,伴随着一阵尖锐的金属摩擦声,整列列车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和颠簸,鲍威尔从梦中惊醒,赶紧掏出了手枪。

  一群中国人拿着枪闯进了一等车厢,一个罗马尼亚人(一说为英国人)抄起手边的茶壶扔向了对方,换来的是几声枪响——他被当场击毙。

  鲍威尔立刻选择交出手枪。

  他知道,真的遇到了土匪。

  2

  在遇劫的外国人中,有一位富家小姐。

  这位小姐,名叫露茜·奥尔达里奇,是美国石油大王家族成员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后来她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周末,我做了中国土匪的“洋票”》(AWeek end with Chinese Bandits)。

  “洋票”,就是是外国人质的意思。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人质,被称为“本票”。

  在遇劫之后,车上100多名旅客被要求列队站立,各自保管好自己的车票——那张小小的车票,此时成了衡量他们身价的唯一凭证:

  三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两千块大洋的赎金;

  二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一万块大洋的赎金;

  头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三万块大洋的赎金。

  车票丢了怎么办?没关系,就按头等车厢赎金计算。

  至于洋人,不分几等车厢,统一价格:一人5万块大洋。

  人质们在铁道边待了半个多小时后,土匪们完成了车厢的洗劫工作。一名年轻的土匪下令:上山。

  那座“山”名叫“抱犊崮”,在峄县、临沂、费县、滕县四县交界处,高约800米,是周围70多座山峰中最高一座。崮顶平坦,有良田400余亩。当初为了耕种这些田地,需要耕牛。耕牛上不去,农民只能抱小牛犊上崮,养大后再使用,所以得名“抱犊崮”。

  抱犊崮如今已被开辟为国家森林公园,距枣庄市驻地23公里,面积达665.5公顷,为AAAA级景区

  这时候,天色已经微亮,露茜小姐这才看清了土匪的人数:大概有1500人左右,很多都拿着旧式的日制枪械。

  那个下令上山的年轻土匪,身边大概围着300名左右的随从,露茜后来才知道,那个人就是所有土匪的头目,他的名字,叫孙美瑶。

  孙美瑶,山东北庄镇(今山亭凫城乡)白庄村人,生于1898年。孙美瑶的胞兄孙美珠联合各地方武装和各省饥民共七八千人,在抱犊崮“扎寨”,成了土匪。1922年,在一次与官军围剿的交战中,孙美珠被杀,孙美瑶继任为“总司令”。

  劫持“蓝钢皮”,是孙美瑶蓄谋已久的行动。他们早早就挖开了临城那段的津浦线铁轨,然后埋伏在铁路两旁,安静地等候远东唯一一列超豪华列车的出轨。

  只是,和美国人鲍威尔想的有所不同的是,孙美瑶组织的这次抢劫,不是一般的抢劫。

  孙美瑶的土匪队伍,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山东建国自治军。

  所以,他们抢劫的目的,还不仅仅是钱。

  3

  “蓝钢皮”被劫持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

  第一时间做出强烈反应的,不是北洋政府,而是外国政府。

  一开始,各国政府乱作一团,以为这次劫持事件是又一次“义和团”事件的上演。等到搞清来龙去脉之后,5月7日至8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连续向北洋政府提出最严厉的抗议,提出下列要求:

  (1)共同质问临城事件责任;

  (2)限日放回被绑架人员;

  (3)保证今后津浦路安全,至必要时,外国联军得采取应急手段;

  (4)自5月9日期,3日之内责成释放所有人质,不然每过24小时则加赔偿金若干。

  在各国使节中,最兴奋的是日本。事件发生的当天,日本的4艘驱逐舰就开到了天津港,日本水兵们登岸游行,抗议人员被劫。

  可是,在这次劫持事件中,一个日本人质都没有。

  在日本的撺掇下,英国表示已对自己在中国的驻军下达了动员令,美国国防部长也向国务卿建议出兵中国。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北洋政府抛开了其他一切事务,把所有精力放到了这桩大劫案上——山东督军田中玉派出2万大军,包围了抱犊崮,随时准备剿灭孙美瑶的“山东建国自治军”。

  千钧一发之际,田中玉的部队收到了绑匪传出的一封信。

  那封信,就是被劫持的鲍威尔写的。信里说:

  

  “建国自救军的首领命令我们给你写这封信,要求你命令你的部队立刻停止射击,否则土匪就要杀死所有的外国人质和中国人质。

   ——外国人质代表J.B鲍威尔”

  

  这是土匪得知鲍威尔是记者后,让他写的这封信。而鲍威尔答应写的条件,就是先要将被绑乘客中的妇女和儿童全部释放。

  在鲍威尔的信发出后,土匪信守诺言,释放了全部妇女和儿童,包括前面提到的露茜小姐。其实不仅如此,据赵焰《晚清之后是民国》一书考证,当时土匪还释放了另外一些人质:

  

  和孙中山的组织有联系的;曾参加过海州暴动和亳州暴动的;家里不足四十亩地的;有医务百工技艺的。一家人同时被掳的,只留一个,有父的不留子,有兄的不留弟,有夫的不留妻。

  

  孙美瑶似乎在用行动说明,他们的土匪,和一般的土匪不同。同时,他也在释放“不想鱼死网破”的信号。

  在完成一批释放之后,土匪手中总共还有20个“洋票”和30个“本票”。

  一位叫李·所罗门(上图右二)的“洋票”曾在后来的记述中,这样描写到达抱犊崮时的情况:

  

  “头12小时内,我们都只穿着衣衫、内衣或睡衣,等到了首座堡垒时,匪徒们才发回给我们自己的衣物。总之,我们与匪徒几乎没有分别,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匪徒的穿着有一部分是他们从火车上偷来的,其余则是他们自己的。有些匪徒有四五件中式外套以及一些我们的衣物。他们个个有手表、珠宝等东西,新来这儿的匪兵大多衣衫不整,然而武器装备齐全精良。”

  

  鲍威尔的信引起了各国政府的一致担心,他们纷纷施压北洋政府:为了保证人质安全,不许使用武力!

  不能打怎么办?

  那就只能派人开始和谈了。

  4

  5月15日,政府和土匪的第一次正式谈判开始。

  官方派出的代表规格很高: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长熊炳奇,绑匪方面派出的代表叫周天松。

  周天松带来了绑匪的条件:

  (一)政府军解除包围,撤回原防;

  (二)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

  (三)补充军火。

  等到这些条件提出,孙美瑶这次劫持的目的才完全浮出水面:

  1923年,孙美瑶的队伍在官军的连年围剿之下,已经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所以他们策划了这次震惊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求财,更是为了自保——求被招安。

  除了第三条不可接受外,前两个要求对于政府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所以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但双方要签字时,匪方要求外国人和邹县、滕县、峄县三县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

  原来,孙美瑶还是信不过政府。民国八年,有一支土匪也做过一次绑票,政府答应“释放肉票,既往不咎,收编招安”,但释放人质后,17个土匪全部被杀。

  政府表示同意,双方签字画押。

  眼看谈判成功,在山东“督阵”的交通总长吴毓麟随即往北京拍了封电报,表示自己“义愤填膺”,自告奋勇愿意入山当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

  这一“义举”让在北京的政府官员感动不已,时任总统黎元洪立刻发电嘉奖,一干官员接连发电,劝阻吴毓麟不要“投井救人”。其实,吴毓麟到了山东后,每天都在打麻将,没有过问任何事情,就等着谈判达成后发出那一封电报,然后载誉回京。

  但吴毓麟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除包围,并任命孙美瑶为招抚司令,希望开始释放人质。但孙美瑶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撕碎了“委任令”,表示不承认之前签订的条约,官军先要全部撤退,然后他召集山中兄弟举行会议,再提出正式的条件。

  土匪变卦了。

  5

  孙美瑶之所以会变卦,还是因为他的土匪本性。

  一看政府那么轻易就答应了自己的条件,孙美瑶不禁开始后悔起来:条件开低了!

  在和山寨里的众人商议之后,孙美瑶重新开出了自己的条件:

  (1)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

  (2)将自己部众改编为两个师;

  (3)将滕县、邹县、峄县作为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一百里外;

  (4)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

  (5)六国提供保证。

  这些条件开始变得越来越荒谬,北京的政府火气也开始越来越大。到京述职的山东督军田中玉力主“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表示支持。不过这个计划被泄露了出去,各国使节也开始不断劝阻中国政府:不许动用武力!继续谈!

  为了避免动用武力而使得本国人质遇难,外国使节们找到了当时北洋政府的实力派曹锟,希望他劝阻政府不要动用武力。

  这场大劫案发展到这一地步,已经成为了各方势力达成自己目的的一种工具——曹锟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借助洋人继续扩大和巩固自己势力的机会。在答应美国公使舒尔曼不使用武力之后,曹锟也得到了美国人对于他挤走黎元洪,当选民国大总统之后的一些承诺和约定。

  在曹锟的强烈反对下,动用武力的想法被否决了。田中玉只能亲自去找了曹锟,汇报自己的想法是“明剿暗抚”:明面上强硬宣称将使用武力,但暗地里还是以安抚为主,等土匪自己“扛不住”。

  田中玉的想法还是对的。

  由于官方不肯答应条件,抱犊崮的土匪们自己开始慢慢慌了起来。思虑再三,孙美瑶在外国人质中找了一名法国人,中文名字叫做裴雨松。裴雨松在一战的时候得到过勇士勋章,土匪们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于是便让他宣誓肯定会回来,然后就让他带着新的条件下山去接洽政府。

  裴雨松一下山之后,就失去了踪影。这个行为让土匪们大吃一惊:原来外国人也会不讲信用!

  无奈之下,粮食紧缺的孙美瑶只能先同意,让外界送些粮食进来,不然人质和土匪们就要都饿死了。

  红十字会驻华代表克劳立刻答应了孙美瑶的要求,雇了一支苦力队,往抱犊崮送来成箱的青菜罐头、面包和牛肉。“洋票”在抱犊崮的生活条件顿时好了很多。

  有意思的是,克劳在送食物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质急于给家人写信,让苦力带下山。有生意头脑的克劳立刻临时设计了两款邮票,要求人质寄出的信,必须购买他制作的“土匪邮票”。

  土匪邮票共有两种,分别为5分和10分。5分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抱犊崮,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字样。雕刻时,由于刻字人的疏忽,误将“5”后面多加了个“0”,5分邮票变成了50分票,成为一张错票。10分的邮票上面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用英文写着:PAOTIUKU BANDIT POST (抱犊崮土匪邮政)。

  如今这两款“土匪邮票” 已成为收藏界的抢手货,一个小小的实寄封前几年在美国拍卖,以1万美元成交。

  尽管山上山下能互通有无,但实质性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到底什么时候放人质?

  比山下官军更急的,其实是山上的土匪。5月25日,在“法国勇士”裴雨松一去不复返之后,土匪决定让鲍威尔宣誓,带着新的条件下山。

  鲍威尔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带着新的三个条件找到了政府:

  (一)发给匪军六个月的军饷;

  (二)收编匪军1万人;

  (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

  官方再一次拒绝了匪方这三个条件。

  鲍威尔遵守自己的诺言,于当天又返回了抱犊崮的土匪营地。

  5月2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从北京回来了,根据当初和曹锟达成的约定,他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且开始派飞机绕山投放传单。

  土匪更慌了,让鲍威尔再次下山,带去了两个让步的条件:

  (一)政府军解围撤退;

  (二)收编以二旅为限。

  田中玉提出了两个反条件:

  (一)先释放西俘三分之二;

  (二)收编匪军以有枪者为限。

  土匪没有回音,但在5月31日,释放了人质中年老多病的英国人史密斯先生。

  史密斯先生是为了治疗自己的失眠而到中国来旅行的,不过没有人知道他在抱犊崮上那些夜晚究竟睡得好不好。史密斯的中国之行原本还有东北最后一站,当他听说张作霖也是土匪出身之后,毅然决然地提前结束了这次中国之行,返回了英国。

  史密斯回国后发表了一篇通讯,叙述了自己在被劫持期间的感想,他表示这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但是哪怕有人花100万美元,他也不愿意再有这种经历了。

  人质一个一个被释放,但危机还是没有得到最终解决。

  僵持之下,需要一个解局人。

  6

  6月1日,解局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陈调元。

  陈调元当时的职位是徐海镇守使,属于江苏官员。临城的这桩大劫案原本和他没有关系。但因为整个案子处理得实在太拖沓,他受命进入山东,协调此事。

  陈调元到了山东,很快就发现了僵局的关键所在:官匪互不信任嘛!那该怎么办?就必须要有一个人,愿意深入虎穴,代表政府进入土匪的老巢,表达诚意。

  此时,当初那个“义愤填膺”,愿意进山替换人质的交通总长吴毓麟早已不知踪影,陈调元一拍胸脯:我去!

  6月1日,陈调元带着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美国人安德臣、峄滕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孙寿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面上,他们说是去接引人质下山,其实就是去做“抵押品”。

  陈调元敢进山,还是有一点底气的:去临城的时候,他带了两个旅的兵力。这两个旅起到了关键作用:

  如果土匪释放人质,而山东督军田中玉反悔,那么那两个旅为了陈调元的人身安全,就会向山东军队发起进攻;如果土匪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放人质也不放陈调元,那么那两个旅就会全力向土匪发动进攻。

  在武力保障之下,原本就和各路土匪熟稔的陈调元上山后,展现了非凡的手腕:和土匪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像是自家人一样。

  他先是要取得孙美瑶的信任。有一次喝酒,孙美瑶双眼红肿,陈调元忙问为何。孙美瑶说自己这几天一直在熬夜办事,陈调元当即拿出一副名贵墨镜送给孙美瑶,表示作为一寨之主,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

  然后还要让土匪放下戒备。陈调元当时自己带了两个全副武装的贴身卫兵上山,孙美瑶的族叔孙桂枝(此人后来被证明是真正的幕后指使,孙美瑶对他言听计从)对他赔笑:“我们这里岗哨众多,决不会出什么事,也请您带来的几位弟兄最好别出去,以免发生误会……”陈调元心领神会,二话不说,当即命令卫兵将所有武器卸下交给孙桂枝。

  陈调元还和一同前来的各方士绅打理好关系。他一进山就拿出一本日记本,请个人签名,理由是大家一起上山来办这种尴尬事情,可算是患难之交,不妨留个纪念,大家今后都好做朋友。

  陈调元上山时,还带来了一件大礼——2000套正规军的军服,这让土匪们心里非常开心。再加上陈调元的一路协调,土匪很快就答应了当初政府提出的两个条件,然后开始分批释放人质。

  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8名外国人质被释放,至此,所有的人质均已被释放。孙美瑶随后陪同陈调元检验所有土匪:实数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土匪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一场历时37天,轰动中外的“临城大劫案”,就此划上句号。

  7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你们不想知道一下孙美瑶的结局吗?

  根据当初的约定,6月27日,孙美瑶和他的手下如愿被招安,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任旅长。

  25岁的孙美瑶干了一票惊动世界的大案,最终还全身而退,自然是春风得意。但他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北洋军阀直系和皖系的纷争旋涡。

  临城一案,使得原本属于皖系的山东督军田中玉被迫辞职,直系干将郑士琦接任。而孙美瑶等土匪崇拜的张敬尧,却是皖系的,而且是当时曹锟手下第一干将吴佩孚的死对头。

  身处风口浪尖,年轻的孙美瑶还颇为高调,在完成了几次“剿匪”任务后,认为自己已经成功“洗白”,又开始暴露了一些土匪习气,比如剿匪获得的枪支,小部分上缴,大部分自己私存起来。

  孙美瑶不知道,从曹锟到吴佩孚,都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1923年12月19日,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张培荣亲自打电话给孙美瑶,邀请孙美瑶带上旅里的高级军官们,到枣庄中兴煤矿俱乐部玩耍,顺便调解孙部与驻枣庄的吴可璋团之间的矛盾——吴可璋曾举报孙美瑶扣枪不缴,孙美瑶曾说: ”我就是要造反,怎么样?”

  为了给自己找几棵大树,孙美瑶曾拜张培荣为师。自己老师邀请,自然要去。孙美瑶兴冲冲带上一队护卫,外加几只心爱的鹌鹑(他和张培荣都喜欢斗鹌鹑),前去赴宴。

  到了中兴煤矿俱乐部,孙美瑶被张培荣的副官单独带到正厅。一进门,一把石灰粉撒了上来,然后孙美瑶被人按在墙上,剥去军装,推到了俱乐部门口。

  一刀斩首。

  8

  当年孙美瑶的行为,在中国民间还是得到过颇多赞誉的,一度被称为“义匪”。

  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评价?主要可能还是因为,孙美瑶当时煞了洋大人们的威风吧。

  只是孙美瑶和他的兄弟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自己能被“招安”而已。这就是一次彻头彻尾,标准的绑架和抢劫。

  唯一和其他绑架不太一样的是,土匪们对人质的待遇相当不错——但这待遇只是对洋人的,孙美瑶他们对本国人质的态度就要差很多。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向美国宣战。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鲍威尔被日本兵抓捕,投入了提篮桥监狱。在监狱的牢房里,鲍威尔惊奇地发现,同处一屋的英国人,居然也是当年“临城火车大劫案”的人质之一。

  鲍威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这两位山东土匪的前俘虏,此时此刻重逢于斯,禁不住紧紧拥抱在一起,异口同声地喊道:“我喜欢中国土匪,不喜欢日本流氓!”

  

  不知已成为游魂的孙美瑶若看到这句评价,会作何感想。

  作者:馒头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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