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外关系史和近代早期西班牙海洋帝国史。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方济各·沙勿略于1549年8月的圣母升天节在日本九州岛南部的鹿儿岛登陆，到1639年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完全禁绝基督教，传教士一度让日本看到了西化的萌芽。一般认为，日本禁教始于丰臣秀吉，但事实上并非全然如此，其中还存在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582年织田信长去世，继任的丰臣秀吉采取了与其前任一样的政策，打压佛教徒，扶持基督教。但是当传播基督教的中坚力量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在日人数持续增长，并吸纳那些非富即贵者加入基督教时，丰臣秀吉开始将其视为潜在的威胁。1585年丰臣秀吉官位升至关白，并开始剪除那些对其统治构成潜在威胁的力量。九州岛的大名素来桀骜不驯，而且与耶稣会士关系暧昧。因此，1587年丰臣秀吉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耶稣会士再度踏入日本，这也被视为日本禁教之始。

耶稣会士曾试图说服那些信奉基督教的大名以武力对抗驱逐法令。可惜的是，两名信仰最坚定的大名大村纯忠和大友义镇刚刚过世，其他的大名也没有资格和胆量向丰臣秀吉叫板。因此，恐慌情绪在日本的基督教群体中蔓延开来。

所幸的是，丰臣秀吉并无意严格实施禁教法令，没有立即将耶稣会士驱逐出境，这是因为日本当局需要依靠澳门的葡萄牙人进行贸易。众所周知，1567年明朝虽然开放了海禁，但是仍然禁止外国人私自前来中国。更加要命的是，由于以往日本浪人勾结中国海商在东南沿海为祸多年，所以明朝也不准中国商人直接前往日本贸易。在此情况下，葡萄牙人凭借澳门这一居留地居间经营，从而垄断了澳门和日本之间的贸易。葡萄牙的商人和传教士素来不分彼此，如若贸然禁止传教士踏入日本，无异于断绝了日本与中国贸易的渠道。因此，只要耶稣会士不公开在日本进行传教，伟大的统治者丰臣秀吉并不会特意去贯彻禁教法令。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也一直秉持这种暧昧的态度。

1597年2月，六名方济各会士、十七名日本基督徒和三名耶稣会在俗修士在长崎遭到处决，从而酿成了日本首次大规模屠杀基督徒的事件。这被视为丰臣秀吉在位时期的第二次禁教，其之所以会发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很难将责任全部推给日本，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在日本采取了错误的传教策略，引来了丰臣秀吉的不满。自从1571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马尼拉立足，便一直觊觎葡萄牙人在日本经营的传教和贸易事业。尽管西班牙传教士曾多次试图打入日本，但均遭到了当地政府的反对。此外，即使西葡两国在1580年合并成为一个二元君主国，但两国在政治、贸易和宗教上俨然各自独立。这使得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1577年颁布的中日两国教会归葡萄牙人独家经营的敕令依然有效，因此葡萄牙人坚决抵制西班牙人打入日本。不过，1593年，西班牙方济各会士佩德罗•鲍蒂斯塔神父出使日本，成功地与丰臣秀吉签订了友好和平条约，并实现了西班牙人与日通商的夙愿。西班牙人之所以能够与丰臣秀吉一拍即合，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获得丰臣秀吉的友谊，进而实现对日通商和传教。丰臣秀吉则急于打破葡萄牙人在中日贸易间的垄断地位，通过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的竞争来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

丰臣秀吉允许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在宫古居留，并让他们修建修道院，这使方济各会士一厢情愿地认为丰臣秀吉已经同意他们在日本传教。于是，他们很快就堂而皇之地庆祝天主教的礼仪。尽管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和日本的基督徒官员警告他们要收敛自己的行为，因为传播基督教在日本是不合法的。耶稣会一直以来都小心翼翼地致力于在日本封建领主阶层内进行小范围的传教，因为他们认为只要不公开从事传教活动，他们就可以继续留在日本。丰臣秀吉也默认了耶稣会士在日本的存在，正如耶稣会士路易斯•弗洛伊斯所描述的那样：“尽管他十分清楚我们都在日本，但是他仍然假装不知道这件事。”相比之下，初来乍到的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传教策略。他们自诩天主面前，人人平等，大肆在日本平民阶层中传播基督教义，并在大阪和长崎建立教堂，从而公然违背了丰臣秀吉的禁教法令，引起了后者的不满。

丰臣秀吉在侵朝战争中急需大量军费，西班牙圣费利佩号大帆船正好为其提供了敛财契机，禁教则为其提供了借口。1596年10月，圣费利佩号大帆船在从马尼拉开往墨西哥的途中，为了躲避台风在日本海岸登陆，当地的领主没收了船上价值150万比索的货物，并囚禁了乘客和船员。由于丰臣秀吉1592年开启的侵朝战争耗资巨大，因此他决定没收大帆船上价值连城的货物。当菲律宾总督佛朗西斯科•特略派遣唐•路易斯•纳瓦雷特赴日面见丰臣秀吉，试图请求他干预此事时，丰臣秀吉直言不讳地说，长崎的判决是完全正当的，因为那些传教士公然违背他不准在日本传播基督教的禁令，丝毫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然而，丰臣秀吉真正担心的是西方传教士会与日本的基督教势力相勾结，进而颠覆他的统治。当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期间，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教事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截止到1597年，日本的耶稣会士共计137名，基督徒已达30万名，其中很多人是当地的大名，上流阶层对基督教的信仰较之以前也更为坚定。而且耶稣会士在天草创建了著名的出版机构，同时他们还借助新建的神学院对日进行文化渗透。这些现象无疑加深了丰臣秀吉的疑虑。特别是1596年圣费利佩号大帆船的领航员弗朗西斯科•德•奥兰迪亚为了借西班牙国王来震慑日本官员，向后者展示了一副地图，上面标示着包括墨西哥和秘鲁等许多王国在内的辽阔的西班牙帝国的版图。当被问及西班牙国王是如何征服如此辽阔的疆域时，奥兰迪亚回答说：“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儿了。我们的国王们先派一些传教士到他们所要征服的国家里，借此使那个国家的人皈依我们的宗教。当他们的传教工作取得巨大进展时，再顺势挥师入境，那些新皈依的基督徒也会加入我们的军队。如此一来，他们解决剩余的麻烦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丰臣秀吉听后勃然大怒：“什么，我的国家竟然充满了叛徒，而且他们的人数还在天天增加。”于是，他决心严格执行1587年的禁教法令，于是发生了1597年日本大规模屠杀基督徒的事件。

纵观丰臣秀吉与西方传教士的恩怨，我们不难看出丰臣秀吉在第一次禁教时并无彻底驱逐葡萄牙的耶稣会士之意，因为他依然需要依赖葡萄牙人与中国进行贸易，而且耶稣会士也不公然忤逆丰臣秀吉的禁教法令。但是当西班牙的方济各会士进入日本后公开从事传教活动，从而引起了丰臣秀吉的不满。同时由于侵朝战争急需大量军费，因此丰臣秀吉需要以禁教为名没收西班牙大帆船上的货物。再加上日本基督教势力的迅速发展，使得丰臣秀吉决心严格实施十年之前的禁教法令。但是，相较于德川幕府时期大规模迫害基督徒的禁教活动，丰臣秀吉对基督教总体上还是持着一种比较宽松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