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两个伟大的王朝，其一是汉，其一是唐。
这两个王朝消亡之时，接替它们的政府均无力单独接替那广大而破碎的版图，从而都出现了一个混乱不堪的大分裂时代。
唐朝全盛时，领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北括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南至越南顺化一带与南海群岛，面积约有1251.19万平方公里。
公元907年，朱温逼迫唐昭宣帝李柷禅让帝位，建国号大梁，史称后梁，定都汴梁。
不过，后梁的实际统治面积仅局限于汉水和淮水以北，黄河以南及关中地区的一小块地盘，不足大唐面积的九分之二。
公元923年，大唐遗臣晋王李存勖灭梁，复大唐国号，史称后唐，定都洛阳，其国土面积等于梁、晋的总和，进而控制关中李茂贞所建的岐政权、并吞蜀地，势力一度膨胀，地域非常辽阔。
可惜好景不长，公元934年，后唐第二代皇帝唐明宗李嗣源一死，唐臣孟知祥在成都割据称帝，分去了四川一大块地盘。
最惨的还不止于此，两年之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称帝，定都汴梁，建国号晋，史称后晋。为了称帝，他竟把燕云十六州割给了契丹！
燕云十六州的丢失，从此成为了汉民族心头永远的痛。
曾几何时，从黄帝、夏商周三代而下，中国总出呈东、西方相争的政治格局，周、秦、汉、隋、唐建立了政权后，均立足于关中，目的是在防范西北游牧民族的基础上，进谋东部富饶之地。
而随着游牧民族发展重心的北移，自北宋开始，东、西方相争格局转化成了南、北格局。
为了收取这十六州之地，后周第二代皇帝周世宗柴荣以倾国之力北伐，可惜中道崩殂，以致功败垂成。
公元960年，赵匡胤篡夺后周江山，虽然先后灭荆南国、灭后蜀、灭南汉、灭南唐，迫降吴越国和清源军，但领土面积大约只有230万平方公里，为中国历史上大统一时期领土面积最小的王朝，不仅比唐大为收缩，而且还不及占据了燕云十六州的辽国（辽国土面积为448.54万平方公里）。
国土面积小，其带来最大的苦恼就是：难以组建大规模的骑兵军团。
与汉唐相比，北宋的版图萎缩在中原，缺乏放养马匹的牧场，马匹奇缺，能够拥有的马匹多出自中原本土，而中原本土的马匹以圈养为主，个子矮，骨架细，速度缓慢，爆发力欠缺，不适合战场作战。《宋会要》中记北宋境内中原本土所产的马，“自四赤(尺)七寸至四赤(尺)一寸七等中，各以一寸为差”，折合成现代高度，约合1.27米至1.46米，马高平均值为1．36米，很瘦小。
在冷兵器时代，可以说，谁拥有了强大的骑兵军团，谁就在战场上具有更多的话事权。
恩格斯就曾经说过：“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中的主要兵种。”
由于没有成规模的骑兵军团，北宋王朝在与游牧民族的战斗中，就往往下于下风。
须知，骑兵骑在马背上奔驰驱策可以形成巨大的冲击力，让步兵无从抵挡，另外在转移战场方面，机动灵活，败可退，胜可追。
另外，中原的士兵来自农耕文明的农家子弟，惯用锹犁的手和伺弄庄稼的劳动方式使他们乐于安享现态，缺少暴戾之气，从而也使他们在战争中缺乏了应有的杀气。
与之相比，作为长在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没有农业，没有纺织业，只能穿着兽皮，拎着武器，在恶劣的环境中围猎、搏杀、掠夺。对他们而言，战争就是一种乐趣，战争意味着宣泄、意味着释放、意味着猎取、意味着获得。
所以，中原王朝要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就必须倚仗地理上的优势，居高临下，或借助地形的多变，利用崇山峻岭和狭谷深涧对骑兵进行干扰、袭击，破坏骑兵种种迂回、穿插、长途奔袭战术，以达到以步制骑。
偏偏，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已掌握在辽国手里。这十六州大致包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山西北部，自东向西长约六百公里，南北宽约二百公里，全部面积为十二万平方公里的一大片土地，分布其上的太行、燕山等山脉，状如巨龙，绵延千里，屏蔽着华北大平原，拱卫着中原腹地，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分水岭。
失去了十六州，以步兵为主的中原王朝就失去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还有那依山而建的万里长城。从辽宋新开的边界到北宋首都汴梁的八百公里间，一望平川，门户大开，无险可守。
所以说，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乃是安置在辽国这把悬挂着的利刃之下。
如果说，北宋王朝的军事贮备和军事实力能一直保持在上佳状态，并能建立起互有策应的防御体系，进攻上虽略显不足，但还是可以抵御住来自北方的打击的。
但人为上的因素远比地理上的因素容易变幻，当北宋政府稍微失掉了北方敌人的警惕性，当北宋军队稍有下降，万里胡骑就可以滚滚而来，自北而南，由高到低，风一样刮遍华北平原。
可见，国土面积小，没有燕云十六州，没有万里长城作为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北宋王朝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大统一王朝，不解决这个问题，北宋王朝就一直会生活在危险中。
作为一个开国之主，赵匡胤对燕云十六州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说，“天下视幽蓟为北门，无幽蓟则天下时常不安”。
而早在平定南唐时，他还说过一句更加著名的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如果说，南唐、后蜀、吴越这些小国是睡在卧榻之侧的“他人”，那么，辽国这个庞大大物，简直就是睡在卧榻之侧的一头狼。
怎么看待这头狼，对这头狼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赵匡胤是有着自己的思考的。
首先，中原大地饱经五代乱世，处处疮痍，国内急需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
在没有必胜把握的前提下，赵匡胤的打算是存活北汉，以充当辽宋之间的缓冲。
而为收复十六州，他广积钱粮，设立“封桩库”，打算积蓄好三五十万白银，如果能向辽人赎买就赎买，如果不能赎买，就“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将这笔钱充当军费，强行收取幽云十六州。他说，辽兵多次侵扰我边境，若我用二十匹绢的价格收购一名辽兵的脑袋，辽国精兵也就十万人。只要花费我二百万匹绢，就可以将他们悉数消灭。
汴梁所处，自古为四战之地，一代纵横家张仪就说：“魏之地势，固战场也。”周围没有山岭险阻，建都于此，即是置身于辽国的兵锋之下。
为了解决辽国骑兵对北宋都城汴梁的威胁，他毅然决然地提出：“吾欲西迁，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打算先迁都洛阳，可能的话，再迁都长安。
洛阳位居“天下之中”，“东压江淮，西挟关陇，北通幽燕，南系荆襄”， 四面群山环绕、雄关林立，临洛水，负邙山，望伊阙，据成皋，控崤函，有“八关都邑”、“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之称。秦以后宋以前有东汉、曹魏、西晋等王朝建都于此，为“九朝古都”。可是，这一提议，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
起居郎李符给出的理由是，洛阳穷，太穷了，经济凋敝。而且，饱经战火，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不适合皇家居住。
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也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又说：“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他认为汴梁已得运河漕运之利，京师地位根基已固，不能动摇，如执意要迁都，百害无一利。
的确，自后梁建都汴梁以降，几代统治者都不断开挖运河，以通漕运。赵匡胤本人建立大宋王朝后，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开始，就着手在汴梁周围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挖蔡河以达许镇，又从新郑引闵水与蔡河汇合而经陈州、颖州直达寿春。更在汴梁城北开挖五丈河和金水河。时至开宝年间，以汴梁为中心的运河体系已经构建完善，江南的米粟由长江入淮洒，经汴水入京师；陕西的米粟从三门峡转入黄河，入汴水达京师；陕蔡的米粟则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师；京东的米粟由齐鲁地区入五丈河达京师。
一句话，交通发达，粮运便利，建都在汴梁，可取天下米粟以养京师。这是建都洛阳或长安所不可比拟的。
但，这既是汴梁作为京师的优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
赵匡胤觉得，既然汴梁城中所需物资全仰给于水路，一旦水路被截，京师被围，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最终，赵匡胤在弟弟晋王赵光义的极力反对，没能如愿迁都。
赵光义反对的原因，无非是自己已在开封府担任了十六年的府尹，培植了大量亲信，在朝中的势力正在不断壮大。考虑到迁都成功，自己这个开封府尹势必远离政治中心，不利于发展。
而就在迁都之争后六个月，赵匡胤就暴毙了，死于可疑的烛光斧影中。赵光义则华丽转身，从一介亲王蜕变成北宋第二位皇帝。
赵匡胤的预见是非常准确的，他说，如若不出迁都，则“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不迁都，京师的生存就全倚仗于运河漕运的供养，运河的开挖和维护就会成为国家头等大事，而无休无止的开挖和清淤就使百姓疲于奔命。
原本，长江下游经济发达，但因为其水路与京师畅通，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京师的粮食和物资主要来源地，负担日见沉重，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
这样，当集天下之财于京师之时，京师虽然繁华，地方却更加困厄。
果然，百年未到，国力尽耗，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近乎停滞，庞大的军费常常透支国家财政，财政上的“积贫”和军事上的“积弱”终于积重难返。当“靖康之难”爆发，北宋政权仿佛在一夜之间就灭亡了。
北宋灭亡之初，一代名将岳飞为收复失地，奔走操劳、辗转血战。他尚为军中偏陴小将的时候，曾和河北西路招抚使张所有过一场不但要收复两河、两京（东京汴梁、西京洛阳），还必须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高论。
岳飞慷慨激昂地说：“河北视天下如珠玑，天下视河北犹四肢。人可以没有珠玑宝玉，却不可以失去四肢。本朝之都城汴梁，非有秦关百二之险。平川旷野，长河千里，首尾绵亘，难于呼接，独恃河北燕山山脉为自固。再以精甲健马，凭据要冲，深沟高垒，峙列重镇，则虏人不敢窥河南，京师根本之地可固。如今朝廷任命招抚为河北之使，岳飞愿意以偏师从麾下，所向惟招抚之命是从，尽取河北之地，以为京师援耳！”
不过，岳飞横遭奸人秦桧所害，中兴成半壁，诸君痛饮无期，肠空热。
燕云十六州重回汉人之手，是明太祖逐蒙元疾如风雨的北伐。
当大明铁骑兵大步迈入北京城，此时距离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已长达455年！
明太祖在元末群雄并起之际，由淮河流域向南推进，稳扎稳打，取南京，占浙西，“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南京附近的州县作为取天下的根据地，最后建都南京。
南京虽称六朝古都，但这六朝（孙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都过不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权，且国祚不长、传国不远。
明太祖雄材大略，当然知道幽燕之地乃是南北相争的关键：汉族政权失去它，只能偏安南方；游牧民族占有它，则可挥鞭南下。
现在，既然收回了这片困扰了中华汉族人民四百多年的土地，而大明王朝的社会发展想要治隆唐宋、疆域拓展想要远迈汉唐，就必须把这片土地牢牢地将之掌握在自己手里，永不再失。
可是，这片土地离长江下游的南京有千里之遥，并且，时时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要实现这一点，难度很大。
明太祖想到了迁都。
但北京历经辽、金、元等异族统治，“胡化”严重，还不适合作为新生明朝的国都。
迁都成了明太祖的一个心病，该心病，毕明太祖一生，都没能解决。
最终，将国都成功迁到了北京的人是明成祖朱棣。
虽说朱棣登上帝位并不是明太祖先前所设定的轨道，但朱棣迁都北京，绝对没有违背明太祖要迁离南京的本意。
燕王时代的朱棣在藩于燕地，多次与蒙元残余势力作战，深谙燕地的战略重要性。所以，他在即皇帝位后的第二年就改北平为北京，并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精心筹备，于公元1421年完成了迁都之举。
从此，自朱棣而下，有明一朝共十四位皇帝坐镇此地，是为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