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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推荐给父母听的健康科普

金标准需要金品格支撑

雅宝路二号的故事

策划:池杨

采访:安杨

摄影:郭晓雁

嘉宾:首都儿科研究所病理科主任 邹继珍

邹继珍:

你的权威对病人的生命来讲一钱不值。

病理学是个桥梁学科,桥的一端架在基础医学这边,另外一端架到临床医学那边。

我不需要他们感谢我,但是我帮助了一个孩子一家人,会发自内心地欣慰。有这种感觉,就够了。

导读:

安杨:一位病理医生给我讲个笑话,经常有人拿着病历到他们那儿去复印,您那儿有这情况吗?

邹继珍:有。病理科属于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病理科医生是临床医生的医生,工作有很多特殊的地方,一些临床大夫对我们也不是太了解,更不要说老百姓,所以会闹出很多复印病历的家长跑到病理科来复印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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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眼金睛”的病理医生

邹继珍:病理工作是通过对人体组织的标本进行分析,对疾病的性质作出诊断,比如是良性、还是恶性?恶性的话具体是哪个类型?有没有转移?切缘的范围是不是干净?病理医生精准的诊断对临床大夫尤为重要,临床大夫也必须根据病理诊断才能给出正确的治疗方案和手术方案。

尤其是术中快速冰冻切片诊断(简称术中冰冻),需要病理医生在30分钟内发出精确的诊断,压力非常大。冰冻切片和正常石蜡切片有很大误差,冰冻的情况下组织会水肿,会干扰诊断。一旦做出误诊或漏诊,或者是过度诊断,都会给病人造成不必要的损伤,没有办法挽回。比如把某个脏器切下来了,或者把某个部分给切下来了,是补不回去的。

所以病理医生的工作责任巨大,风险也大,压力非常非常大,一个病理医生不经过10年到20年的历练,是不敢去发冰冻诊断的。

安杨:病理医生的培养过程是怎样的?

邹继珍:在医学院学习临床专业,毕业以后经过三年规培,再经过二阶段的培训以后才能独立发病理报告,所以病理医生的培养周期比一般的专业医生还长,而且知识需要包罗万象。临床医生现在专业分得很细,但是病理医生必须了解内外妇儿全科,每个专业都懂。所以病理医生培养要经过各个病种的历练,才能达到正确发报告的水平。

安杨:当时是您选择的病理,还是分配?

邹继珍:大学学病理的时候考试,有一张片子是考肝硬化,但我除了诊断肝硬化以外,还发现合并有肝癌,这套教学片学校考了很多年,但是诊断肝癌的学生我是第一个,当时病理教授就觉得我学病理有悟性,建议我以后学病理。毕业后我就一直做这个工作,干了30多年,很喜欢这个专业。

安杨:临床医生是跟人打交道,哭了笑了,痛了好了,都是活生生的人,你们天天跟标本细胞打交道,而且要高度集中,日积月累下来,有没有觉得枯燥?

邹继珍:我们跟临床大夫的区别就是不开处方,是通过镜下的形态变化做诊断。但就算同一种病,每一个病例之间也会有差异,看起来看病理切片特别单调乏味,但是实际上不是。医学是一个整体,我经常会到病房去看患儿,还要看他的病历,结合影像学,再结合我们病理的情况做诊断,不是单纯看标本。还要跟家长了解患儿的临床表现,交流过程中,也会发现很多疾病线索。不要片面地把病理科医生认为是看图识字,就只看病理切片,那样很可能会造成漏诊或者误诊。因为有很多疾病的形态是有重叠的,有相似的地方。

安杨:所以你们不仅要看标本,也要去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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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金,是个努力无限接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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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杨:我特别想传达这样一个理念:医疗当中有很多不确定性,包括诊断,也有很多模糊地带很难判断。遇上这种难题,有没有特别纠结、痛苦?

邹继珍:碰到比较罕见的疾病时,人会很纠结,你用哪个病来解释它都有问题的时候,是非常难受的。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一般不强求非要立刻给它做出一个诊断,一方面进一步研究,另外一方面建议患者多跑几家比较好的医院,多找几个明白大夫,相当于院际间的会诊。

最近我就碰到一个12岁的大男孩,当地和我们外科都是按肾母细胞瘤看的,手术标本送到我们这里以后,我觉得有疑问,反复检查、反复考虑之后,我初步诊断是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虽然下了诊断,但觉得还是有矛盾的地方,就建议家长把病理拿到北京儿童医院去看看,那边的诊断是透明细胞肉瘤,我对这个诊断持保留意见,又建议家长再跑医科院肿瘤医院去看看,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这几天一直纠结这个病例,还在研究,哪怕不要钱我也要搞清楚,到底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安杨:三家国内最好的医院,有可能是出两个结果,也有可能会有三个结果,不管怎样,我相信每一个专家都尽力了,这恰恰说明了医学的复杂性,复杂到了现在没有一个上帝能够知道所有的答案,希望大家能够对医学的真相多理解一些。有句话说“金无足赤”,金标准的“金”,也是病理学家们不断努力,无限接近的过程。

“金标准”需要金品格支撑

安杨:好医生需要很多素养,其中一点就是开阔的眼界、包容的胸怀、谦卑的态度,否则,毕竟一个人只是一双眼睛、一个大脑,判断的准确性真的很难说到百分之百,这时有开放的心胸非常重要。

邹继珍:这是必须具备的,人非圣贤,不可能每一例你都百分百能看对,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大的原则不能有错误,比如说良性恶性的区分。

安杨: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人家会说:怎么大专家还弄不明白呀?一方面权威感是不是会被质疑?另一方面不能武断地下诊断,如何看待这个矛盾?

邹继珍:其实你的权威对病人的生命来讲一钱不值!每个患儿的生命只有一次,尤其恶性肿瘤,诊断关系到孩子下一步的治疗、预后。不能因为你的面子过不去或者你的权威受到挑战了而强词夺理,非要固执己见,我觉得这种人实际上是很让人没法理解的,我不会这样去做。

就算比你年轻的人提出疑问,你可以去思考他从哪个角度去考虑的,要么你说服他,要么他说服你,而不是以年龄或者权威去打压,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安杨:一切是为了患者,为了诊断更加接近事实,而不是为了证明“我是对的”。“我是对的”一钱不值,只有给患者带来真正的帮助才是有价值的。金标准得有金的品格才能保证。您觉得一个好的病理医生应该具有哪些素质?

邹继珍:首先是德,先做人,再做事儿。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病理医生,就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病理学是个桥梁学科,桥的一端架在基础医学这边,另外一端架到临床医学那边,病理医生基础要必须扎实,临床经验也要丰富,才可能把两头有机地联合起来。

另外要不怕苦。病理科的环境是非常差的,我们接触的东西全是有毒的,甲醛、二甲苯、福尔马林,这些都是对身体不好的化学试剂,所以病理医生要有吃苦的精神。

第三,要有敬业的精神。我这么喜欢病理完全是理想和责任在支撑。病理科的待遇在医院里面是很低的,责任又非常重大。现在病理科医生比儿科医生还缺,流失率也很大,冷板凳要坐十年,对年轻人来说是很难的,收入太低了,而且干了半天真的就是默默无闻。

安杨:30年冷板凳,后悔过吗?

邹继珍:没有。我很庆幸能进到这个行业里来,真的喜欢。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病例,当你把它解决掉了,攻克下难关的时候,会有一种成就感。内心里哪怕没有人给你喝彩,也会觉得很知足:我帮这个孩子、帮这一家人解决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会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有时候是按恶性瘤子收进来的,家长都觉得没希望了,在病理科门口等着,迫切地想知道有没有救,如果是良性的,我会非常激动地跟家长说:“放心回去,孩子没有问题!”有的家长激动得哭了。我不需要他们感谢我,但是我觉得看到这一家人这种高兴、这种喜悦,会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

有这种感觉,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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