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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丨离高考4个月的时候,复读了6年的他跳楼了

subtitle 人间06-08 13:55 跟贴 6960 条
在梦里,我把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英语全部考了个遍,甚至一个晚上的梦里可以考好几场,还常梦到自己找不到去考场的路,或是准考证不见了,又或是题目没做完,却响起了结束的铃声。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the livings)出品。

  编者按

  40年前,中国高考恢复,时至今日,它带给几代人的回忆仍然色彩浓重。

  或许我们都曾被高考改变,命运、人生轨迹、看待困难的方式。或许,一切都不过是一个既定的结果。

  祝考生一切顺利。属于自己的生活,也将从此开始。

  此文为人间“高考40年故事集”下篇。

  @李红军 2012

  每逢高考,总要到学校抽调工作人员,有的是考务,有的是保密,有的是巡考。但是不管什么工作,一遇到高考二字,马上就变得严肃异常,所以很多老师是能请假则请假,实在不行,巡考也好,保密也好,就是不想监考。因为监考责任太大了。

  2012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监考,至今想来还是很紧张。

  6月6日中午,开全体考试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大会,4个小时,不能请假,也不能敷衍了事。从学生进考场检查手机,到发卷子、防止作弊,收卷子、封存,都有一整套严格的流程,不能有一丝马虎。

  开会的时候,负责人声色俱厉地说:谁出了问题谁负责,轻则罚款两千,重则开除公职乃至判刑。我知道我平时总有一些不严谨,所以培训的时候异常认真。

  第二天正式开考,第一科是语文。按照规定是我发卷子,由于紧张,发卷子的时候我的手抖得不行,像是握住了一个挣扎不已的大公鸡。卷子分AB卷,要是发错了,可就麻烦了。

  和我一起搭班的外地老师,看着我的样子,也紧张得汗水直流。他一把拿过我手里的卷子发了起来,由于之前我已经发了几份,一个学生喊,老师我应该是A卷,你怎么发成了B卷,一时间我的眼睛都发黑了,心想完蛋了。好在帮我发卷子的老师灵活处理了。

  开始答卷子,有个男生一直紧张流汗,不到半个小时就要上厕所。按规矩是不行的,可是学生说憋不住了。怎么办?先得请示巡考,巡考请示考点主任,考点主任请示教育局,最后回复说,要在一个老师的陪同下上厕所。于是,我陪着男生去了厕所,到了厕所,男生一点也尿不出来,就站在那里大口喘气。

  考完收好卷子,我和另外一个老师把卷子拿到考务室。到了考务室,封卷子需要用针线缝。我和那个男老师顿时傻了,封皮上每个眼都有固定的位置,一个也不能错。我们两个针线活也不好,胆战心惊缝好后,在封皮上签字,签完把卷子放在一个密封袋子里,再签上字。

  一切似乎都好了,但随后一个检查卷子密封情况的老师问:你们的考场报告单呢?

  考场报告单?啊啊啊?有,我放进袋子了。于是要重新打开密封袋子,这个又得一级级请示、汇报。副校长过来批评我,我头低着,怪自己的过分紧张。

  之后的几科,我愈发认真,一点问题也没有出。

  我隔壁的一个考场,考数学时候,因为监考老师晚发了一分钟卷子,被学生家长投诉到了教育局。学校领导做了好大的解释,才平息事端。事后还听老师们讨论,那个家长说了,要是他孩子数学不及格就要继续申诉云云。

  考最后一科的时候,一个考场出了一个大纰漏。

  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来后,监考老师让学生起立出了考场,而后他们开始收卷子,收到最后,发现一个学生的答题卡不见了。两个老师赶紧通知学校,学校一边上报,一边赶紧封闭了大门,不让所有的学生外出。

  学生们考完了,归心似箭,考场外还有很多接学生的家长,一时间乱了套。

  老师按照考号一路查下去,是一个外校的学生。一面联系他的班主任,一面在学校的喇叭上大声呼叫。有人说,那个学生已经偷偷出校门了,又联系家长,家长还在外地开饭馆,打了孩子的手机也没人接。有个学生说到网吧找,于是学校又派了几个人到网吧。最后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找见了那个学生,正带着耳机听音乐呢。

  学生被带到考务室,他说他没有带走。这样一说,大家的头更大了。学校派我们所有人去找,教学楼下,找那张答题卡。大热的天,我们一伙人围着教学楼翻呀翻呀,连个影子也没有。正绝望的时候,在考场里的一个暖气片后面,一个老师找见了那张答题卡。

  考务室里,终于收齐答题卡的两个监考老师哭了出来,我们大家也松了一口气。

  至此之后,每到高考,我心里都有阴影。

  @滕腾 2011

  第一次高考时落榜了,上三本没钱,读专科不甘心,刚上500分的我在新课标来临的大潮中依然选择了复读。结果不出所料,第二次高考,我们班几乎全军覆没,甚至有几个人,成绩还不如第一年。

  知道成绩的那天晚上,我和几个复读班的同学露宿在天津火车站,为了省20块钱,我们选择了第二天最慢的绿皮车。我不敢再看手机里的高考成绩单,这个与第一年无异的分数,让我窒息,更让我绝望。想起复读的时候,母亲的眼泪,父亲的叹息,以及刚进家门不到一年的嫂子给全家人的白眼。

  除了我哥,家里都不支持我读书,更别说复读。家里没钱没势,又当不了什么大官。这些话,母亲是常挂在嘴边的。

  哥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在家种地了,当时哥的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还是班长。记得有一次,家里交不起书费,哥就在村里走街串巷借够了一套书。辍学前,他对当时正上六年级的我说,“我不想上学了,不过你要好好学,哥会帮你的”。我知道哥不是不想上学,他只是比我清楚,家里的条件最多只能允许一个人读书。

  从天津回来的路上,我看到地里一片又片金黄的麦子在夏风中翩翩起舞。刚去复读的时候,恰是麦子播种的季节,一年了,麦子成熟了,可是我的高考,却又一次划上了失败的句号。

  家里知道我的成绩,并没有太大的反应。跟第一年一样,他们不懂什么一本二本,只知道上大学得花好多钱。家里没钱供你上大学,想上学自己挣钱去。母亲看到从外面落荒而逃的我,只丢下这句话,就去地里收麦子了。

  一星期后,我在省城的一家军工厂找了一份工作。两个月后,我拿着两千块的工资回到家,告诉正在忙着收棉花的母亲,“我要复读。”话音刚落,母亲的一巴掌就落在了我的脸上。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复读了一年还不够吗,你非要把家里的钱花光才甘心?”母亲涨红了脸,眼神中充满愤怒和不解。

  “你嫂子马上要生了,生孩子坐月子需要一大笔钱。”哥哥的目光有些躲闪。

  一个月前,年过50岁的父亲和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去了北京,听母亲说,很多地方嫌父亲年纪大,十几天了,一个工作也没找到,无奈只能在自由劳务市场找些散活。劳务市场凌晨三四点开场,去晚了连活都没有。

  一天晚上,趁着母亲没睡,我再次鼓足了勇气:“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这次失败,我这辈子就不上学了。”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告诉我早点睡,明天早起去地里干活。

  走的那天,母亲没有出来送我,也没有给我钱。兜里揣着打工挣来的两千块还有好友资助的一千块,我踏上了再次复读的道路。

  送我去车站的是刚当上爸爸的哥哥,他前所未有的沉默让我明白了一些事。不同以往,他不仅是我的哥哥,也是嫂子的丈夫,侄子的父亲。记得哥哥结婚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他收拾东西到半夜两点,末了,我问他,“哥,你结婚后会变吗?”哥哥笑着说,“怎么会,别瞎想”。

  走在半路,我接到家里的电话,电话那边是母亲的呜咽和嫂子的咒骂。我挂了电话,关机。背上的行李,前所未有的沉重。

  到学校已经是傍晚。这是衡水市的一所县级中学,虽然生源质量与衡水中学无法相比,但管理模式如出一辙。

  我的分数在这所学校是不用交学费的,这也是我选择它的原因。当时,学校中全校8000个学生,复习生就有2000人。这些学生基本跟我一样,按照同桌的说法,在衡水有点门路的,都会选择衡水中学或者衡水二中复读。

  报到的第三天,我就被年级长通报批评。那天上午课间,我正在记单词,突然被刺耳的广播吓到:“11班的×××,昨日午休没有按时午睡,在床上吃饼。记过一次。全校通报批评。”

  通报刚结束,班主任就一脸严肃地从外面走来,向全班宣布罚我扫地一个星期,并写一千字检查,检查中要说明午休不按时休息吃大饼的原因,以及保证以后不再犯同类错误的决心。

  早晚饭15分钟,午饭20分钟,这是学校的硬性规定,任何人都不能违反。那次处罚之后,每次吃饭铃声一响,我就拎着饭卡,跟成千上百个复读生一起,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食堂。从食堂到教室来回需要两分钟,加上排队买饭需要三到五分钟,每顿饭的时间最多也就只有十分钟。

  给我们上课的每个老师都有一套细致到极致的填鸭式教学方案,每节课老师都会在黑板上写清楚这节课的任务和要求,包括具体的题目数量和具体到分秒的时间要求。就连自习课,也有老师值班布置任务。

  学生不需要做什么学习计划,只需要按着老师的要求一步一步走。班主任说,学校的教学方案是一群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和专家经过多年验证总结出来的,要我们严格跟着任课老师的节奏走,自己不要孤军奋战。说完,他会惯例性地狠狠瞪班上几个号称“自己有一套”的学生几眼。

  在距离高考4个月的时候,正在准备上课,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黑影坠落,接着就听到楼下有学生喊,“有人跳楼了,有人跳楼了”,不到十分钟后,校园归于平静。英语老师在黑板上写好一节课的学习任务后,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继续上课。

  后来,听我们班的男生说,那个跳楼的男生是隔壁班的,跳楼前曾向舍友借热水泡面被拒,午休结束后,像往常一样最早离开宿舍,不到几分钟他就从五楼跳下了。再后来,听说他是第6年复读,复读的事家里都不知道。

  跳楼后,他的两条腿粉碎性骨折,医生说他下半辈子很有可能要在轮椅上度过。在赔了几万块钱医药费之后,学校把他开除,理由是学校没有能力接收精神上有问题的学生,从事发到结束,总共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高考前两个月,在跟家里每月一次的例行通话中,我听到了哥哥在外面被自己的亲姨夫扇耳光的消息。电话那边,是哥哥低声的哭泣。

  姨夫家有两个儿子,二儿子阿明正在闹离婚。前两天,哥哥与阿明在生意上绊了几句嘴,作为长辈的姨夫非但不阻拦,还带着十几号人冲到哥哥的出租屋,不仅给了哥哥十几耳光,还砸烂了出租屋里仅有的几件家当。

  我给哥哥说了一声“我一定会有出息”之类的话后便挂了电话。雨水打在我的脸上,和泪水混在一起。我知道,除了那句话,我一无所有。

  高考前一个星期,我跟父亲打了一个电话,父亲在电话那边问我:闺女你在哪?现在读得什么大学。我答道我一切都好,让父亲不要挂念。

  高考两天,跟平常考试一样。成绩出来后,我看着分数,觉得很一般。只是没想到爸妈知道后,竟然高兴得一夜没睡。后来才知道,我的成绩要是放在在县里的话,是文科第一。

  高考结束的第二天,我就去了北京,打工挣学费。一次在小区乘凉时,听到一个北京口音的阿姨在谈报考学校的事,便加入其中。当得知我的成绩后,那个阿姨嘴张成了O型,说这个成绩要是放北京,可以读一个很不错的学校了。我笑了笑,没有再说话。

  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很多人一开始就生在了罗马。

  @曹瑾 2007

  我是一名教师,教高二,而且很快就要带着我的学生上高三了。我做好迎接高三的准备了吗?我常常这样问自己。

  10年前,我参加了高考,稀里糊涂就去考了试,结果落榜了。

  我的老家在河南省漯河市,县城里数一数二的高中离我就读的初中很近。每天出早操时,都会路过郾城一高,于是一心想凭自己的努力考进去。老师常说,踏进这所高中,你就有80%的可能踏入大学校门了。

  我如愿考进这所高中,还被分到了当时最好的“特快班”。这个班的最低成绩是420分,我当时考了428分。我很刻苦,但却发现就算我十分努力,成绩也不过能维持中等水平,稍有松懈就会直接下滑到中等偏下,我常常怀疑自己不是读书的料。

  高一时,一次月考,我数学竟然没及格。班主任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通,他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我永远记得那种抬不起头的耻辱感。从那起,我开始失眠,白天的学习也不敢懈怠,有时候太困了,怕睡着,就掐自己一下,或者狠狠地用笔尖戳自己。

  高二下学期,一次出早操时我晕倒了。醒来时被告知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医生让我不要多想,可我怎么都做不到。我每天脑子里都是“我要学习,我要高考”。住院没几天,情况好转,我就回了课堂。然而一天的学习下来,到了晚自习,我再一次晕倒了,又被送到校医务室。

  医生建议我回家养病,我在家呆了几天,就吵着要去学校。当时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你一去学校,我心里就发慌,电话铃一响心里就乱跳。

  我心软了,放弃了回学校的想法,开始调整心态,同时辅以药物。不久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恢复得可以,回校后不能用脑过度。

  我回到了学校,还带了半抽屉的药,都是缓解神经紧张的。近两个月没上课,直接导致了我高三的被动。高三,我每天都在吃药。每天晚上为了能睡着,宿舍熄灯还有半个小时前我常常会去操场跑几圈。

  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迎来的高考。考完后,我什么都不想,睡了三天三夜。

  学校复读班开课时,我带着高中的所有课本,开始了“高四”生活。我跟自己说,如果再考不中,就认命吧。

  这是人生中的第二次高考。这一次,我不再慌张。

  估分报志愿时,我又没估准,分差将近10分。为了保证能录取,我把四个志愿栏全部填了,最后去了洛阳师范学院的教育技术学。

  关于高考的梦,我做了10年,尤其是每年六月。

  在梦里,我把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英语全部考了个遍,甚至一个晚上的梦里可以考好几场,还常梦到自己找不到去考场的路,或是准考证不见了,又或是题目没做完,却响起了结束的铃声。

  惊醒后才发现,自己已经不需要再高考了,长长舒口气后又觉得怅然若失。

  @孙建民 2005

  我和弟弟是双胞胎,同一年参加高考。高考之前,母亲对我们说:只有过了一本线的才能去上大学,普通本科咱家是不考虑的。

  我的成绩还算争气,分到文科班后一直前三名。对于过一本线,我还是有一定把握的。但弟弟的成绩一直起伏不定,最差时考到班级35名,三模却考了全班第一。

  没想到高考时竟然出了状况,本以为考点在文山中学,后来才得知考点在另外一所学校。在去考点的大巴车上,我晕车吐得一塌糊涂。

  我迎来了第一场考试,平时是强项的语文答得并不顺手。

  第二天,是数学老师骑摩托车带我去的考场。上午考文综,这算是我的强项,当年是山东文综第一次不用全国卷,我感觉那年的题出得有些怪。最后一场英语,我提前半小时就做完了试卷。

  考完回到自己的学校,很多家长已经守在校门口,开始关心问询“考得怎么样”。我和弟弟默默收拾自己的行李,将铺盖被褥打包,看着暮色下空荡的校园,我的高中就这样结束了。

  回到家,母亲已经做好了饭,她却什么都没有问。

  我家太穷了,父亲的病更是将全家拖入贫困泥潭,姐姐早年就因此辍学。高一时,患病多年的父亲因治疗无望去世,母亲靠种棉花为我们筹集上学费用。

  高考出成绩的那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晒麦子。屋里电话响了,“考得不好,没过一本线”,三婶说。

  后来得知,我在班里排名12,成绩差强人意。弟弟的成绩却超出了一本线25分,本校文科第一。

  按照之前的约定,我是不能去上学的。

  三婶说,“你再复读一年,上重点大学”。可后来,母亲坚持让我和弟弟都去上了大学。

  “你们真是没数,一个大学生全家不吃不喝都供不起,你们还是两个。”一个亲戚劝她。

  那些天,母亲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光有亲戚的反对,还有学费的负担。连续好几天,母亲没睡好觉。

  最终,我和弟弟都读了大学,大学毕业后,我考入检察系统,成为一名检察官,弟弟则进入银行工作。

  我最应该感谢的,不是高考,是我的母亲。

  @自由行走的花 2004

  19岁那年,我秃顶了。

  2004年,我高三,侥幸以垫底的成绩进了文科A班,经常语文全班第一,数学倒数第一。如果数学超常发挥的话,可以上重点本科。三诊考试的第二天,我出了车祸。摩托车拐弯的时候把我从车上甩下,后脑勺着地,当场昏迷,在医院重症监护室睡了三天两夜才醒过来。

  高四的孩子,都是学习机器,除了做习题和背书,几乎没有任何休闲。原本我有一头浓密的过腰长发,但有一天,后桌突然告诉我,我头顶没头发了。我不信,反反复复地照镜子,终于发现了头顶上有一块硬币大小的斑秃。

  当天,我在校门口的理发店花了5块钱把头发剪成了板寸,比很多男生的头发还短。

  2005年高考,我的头发还是没长出来,不过,这年高考我语文全班第一,英语前几名,地理满分,但数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仅59分。后来我去了一所川内的二本,读了不用学数学的新闻系。

  现在,我的后脑勺依然有一块凹陷。有时不经意摸到,总会想起那一年的事,19岁,高四,居然老了,也秃了。

  @耿永立 1996

  1996年夏天,没有神迹发生,我的第一次高考惨败。

  那时我正迷醉于鲁迅的文章,内心填充着某种宏大的东西,并不觉得落榜能怎么样,但我知道这对父亲意味着什么:他的荣誉、希望,他十几年的心血、金钱——几乎都泡了汤。

  我奔走于市一中、三中之间,谋求读“高四”的机会,可这两所有名气的中学都划出了录取复读生的最低分数线,我连复读的资格都没有。

  我在复课班招生通知前发愣,被烈日烘烤得现了原形,陷入悔恨、恐惧、惭愧、压抑多种情绪交织的混沌之中。

  回到家,告诉爹娘那个结果的时候,我脸上大概是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爹紧张又期待地盯着我的脸。我拼命站稳身子,使劲叫自己开口说话,“爹,我没考上……”

  爹那年42岁,已经开始脱发,是被“文革”断送读书梦想的一代。

  “明天人家来问我,我怎么说?”爹干瘦的脸变了形,像一块揉皱的黑牛皮。他是乡村医生,周围三里五庄都有人来找他看病,大多都知道我今年高考。

  “我让你带的学费,那些钱都是一张张挑拣出来的新票子!”

  “书读不明白,还喜欢什么文学,文学狗屁不当!”

  防着隔壁的邻居听到,爹压制着自己的声音,这加重了他愤怒和绝望,他是那种信奉“自己的就是最好的”的人,以往几乎没给过我差评,但这天他对我进行了重新鉴定。

  当晚,我们都没吃饭。娘后来说,“你爹那天夜里哭了,你别记恨他。”

  爹读书的时候,常常拿到满分,有一回我遇见爹当年的同学,他说:“你爹不偏科,哪样功课都好。”就连那些从城里下放到乡村做教师的很清高的“牛鬼蛇神”也器重他,让他做全校的“大班长”。

  1970年的夏天,爹参加了初中升高中的考试,总分数在全公社排在前三名,可联校校长告诉他:“要想上高中得有你们村大队的推荐信——分数不顶用。”

  爹借了两角钱,买了一盒烟去大队支书家求告那封信。支书不抽他递过去的烟,说我奶奶的娘家“成份高”,按上级的精神不能开信。

  不记得是哪一年,家里的屋子漏雨,爹那口上了锁的藤条编的旧箱子糟坏了。我在箱子里找到了他挣扎过的痕迹:一套封面发黄的自考教材,包括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是他在恢复高考以后买下的,那时我刚刚出生。

  读完小学,爹让我跳过镇、县两级,去考市里的重点中学,结果我的成绩与录取分数线差了20多分。爹请托他的一位在城里的同学找门路,才让我读了“高价生”。

  但我的学习成绩一直起起伏伏、时好时坏,有时我会发了狠地学上一阵子,不久又坚持不下去了。这个时期,爹对我考试的分数很能容忍了,每次考砸了、回了家,他都鼓励我,叮嘱我下次争取考好一点。有次他无可奈何地说:“儿,现在让我去读书,我也有把握学好。把每天的课程都学透,并不难的。”

  可我却越来越管不住自己,慢慢学会了抽烟、喝酒、旷课,有时去校外的录像厅,一呆就是一晚,从家里拿得钱也越来越多。到了高三,我已经基本听不懂数学课了,老师在上面讲,我只好在下面看小说。

  最终,我还是念了高四。

  母校收留了我,他们的复课班没招够人数,降低了分数线。爹点给我1300块钱的复读费,把我送到镇上的汽车站。汽车离站时,我从车窗里向外看,见他扶着自行车站在墙边,削瘦的身子略微前倾,面目渐渐模糊。

  文科复课班的教室在一条红砖小路的尽头,紧邻着厕所。班主任兼英语老师是个黑矮的胖子,戴一副有着巨大镜片的眼镜,他用粗短的双臂撑住教台,仰起脸给我们训话,“这间教室的味道怎么样?知道为什么把你们安排到这里吗?反正不是为了方便你们上厕所。败军之将,首先要有自知之明。明年高考,你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会名落孙山,请大家好自为之。”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上午,我正在昏睡中,爹轻声把我唤醒,拿给我看,说:“我儿考上了。”

  那是一张本市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爹脸上有欣喜之色,但我知道爹心里是不满意的,过去他曾经把这样的学校称为“三类三”,三类大学中的三类。

  时隔多年,我接女儿放学——她们的教室要做高考的考场,我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的考场安排前发愣,心想:21年前的高考,我应该多答对一些题目。

  @喻书琴 1977

  父亲准备参加高考那年,正好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他19岁。

  19年前,他出生在湖北某县一户富贵之家,据说爷爷在本地做着很大的丝绸生意,曾当过国民党警察局局长,上着戏园,纳着小妾,过着风光倜傥的日子;而奶奶年轻时,佣人天天拉着黄包车去洋学堂上学;比父亲大18岁的姐姐,也就是我姑妈,是当地出名的大美人,嫁给了当地的首富,据说那婚礼才叫排场,可谓千桌喜宴,十里红妆,轰动一时。

  可惜父亲出生不久,临近新中国诞生,政权迅速更迭,家道中落。爷爷在郁郁中很快过世,只留下奶奶和剩下的四个儿子相依为命。奶奶不得不放下千金小姐的体面,给阔人们当起洗衣妇。

  我很怀疑,从小就目睹大时代的荣辱浮沉,以及小家庭的聚散冷暖,对父亲的心灵成长一定有过深深的负面影响,他很早就意识到出人头地是多么重要。

  所幸,父亲头脑相当聪明,数理化优异,从小到大成绩都是班里的第一名,这使得他开始变得恃才傲物。然而,到了高中,开始有同学批评他“只专不红”,为了证明自己的“与时俱进”,父亲在校参加了红卫兵造反派,油印小语录,张贴大字报,千里迢迢坐火车会见毛主席……

  父亲参加高考,偏偏赶上1966年,当时他报考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无论老师、同学,还是他本人都相信志在必得,他可是学校出了名的“数学天才”。谁料就在临考前,学校发布取消高考的紧急通知,从此文化大革命开始。

  这无疑是晴天霹雳,然而,他也别无选择,除了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还能怎样?和那一代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在革命运动和思想改造中荒废掉了青春。

  终于,1976年,文革结束了,父亲29岁,近而立之年,被招到县城的化肥厂当了一名电工,然后经媒人撮合,和同厂的母亲认识结婚,很快就有了一子一女,也就是我和弟弟。

  1977年,已经30岁的父亲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报名参加了文革后全国第一届高考,报考的仍然是北师大化学系——这是12年前,他念念不忘的梦想。

  父亲聪明不减当年,考了全县第二名。据说,考第三名的考生比父亲总分低了二三十分,都上了复旦大学,比父亲总分低一百多分的考生也上了本省的本科院校,而父亲却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因为,在他的档案“政治面貌”那一栏上,赫然写着“家庭系历史反革命,个人系现行反革命”——大抵因为国民党时期,爷爷曾担任过几个月的县警察局局长;而文革前期,父亲曾参加红卫兵造反派打砸抢运动。

  就这样,因为这两句残酷的黑色批语,和一个政审不合格的红色公章,再次击碎了父亲的大学梦。

  不幸中的万幸是,市里还有一个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校长看父亲成绩优异却无法深造,深觉惋惜,破格录取了他。

  读完3年专科后,父亲重新回到化肥厂,继续做他的电工。他一直后悔当年读完大专后没有继续考研,否则就有可能离开小县城这弹丸之地,分配到更好的城市和单位。当然,身为大专生的他,已是当时厂里学历最高的工人了。

  后来,父亲常常叹息自己壮志未酬,怀才不遇。政治的重压、历史的牵连、命运的坎坷、生存的艰辛集于一身,这导致他心态日益愤世嫉俗,而脾气更是偏执暴躁了。

  父亲一生坚信“学而优则仕”,可惜,学业那么优秀的他却因为时代的荒诞而频频高考受挫,这成为他人生的最大伤口。所以等他有了子女后,望女成凤望子成龙的渴望比其他任何家长都来得激烈执着,即使我和弟弟的学业并不优秀,但他仍将全部的赌注都重重地,狠狠地,深深地,压在我俩在上个世纪末九十年代中期的高考考分上。

  编辑:任羽欣

  题图及插图:VCG

  点击此处阅读“高考40年故事集”上篇

  高考恢复40年,这是我们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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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人间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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