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晔旻，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文史爱好者。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科举考试的历史上，一开始实行的是“不问东西南北人，而惟材是择”，但中国幅员辽阔，地域间终究有文教昌明与落后之分，如此也就难免“江浙大省取中人数居其大半，而边省小省或竟至一名不中”的尴尬局面。几经周折，到了清代最终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议定了新的录取政策，即分省取中制。比如顺治四年（1647年）规定，“直隶、各省儒学，视人文多寡，分大、中、小学取进童生。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二十名。”
虽然如此，各省科举的录取率相差仍旧是十分悬殊的。乾隆元年（1736），曹一士总结，顺天府（大致相当于今北京市）、贵州、广西、四川乡试“不及百人而中一人”；“江南（江苏及安徽）、湖北两处，计合一百五十卷始中一名”；江西“于一百二十余名内中一名”，“山西、陕西、福建、云南四省，现在皆系百名中一”；“河南、山东、广东，皆系百四五十名内中一名不等”。要是再算上文教发达地区读书人众多，从考秀才开始竞争异常激烈，这样也就出现了科举里的“hard”模式。比如顺治十七年（1660年）贵州的乡试人均中试率是江南地区的78倍之多，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为91倍之多，雍正元年（1723年）为67倍之多。
随着有清一代中国人口的膨胀，科举考试的难度越来越高。原因也很简单，朝廷不可能因为科举人口的大幅增加而无限扩招（进士及举人），因为没有这么多空余的官职提供给多出来的新科进士（举人）们。以山东省为例，从1747年到1873年这一个多世纪，乡试的录取率就从1.7%降到了0.5%，而在明代，这个数字曾经高达7.5%。结果，为增加入仕机会，避难就易，前往竞争强度较低的地方考试就变成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手段，即“冒籍”。
这是因为在清代户籍地应试的制度下有一条变通的缝隙，即所谓寄籍应试之法，指某一考生或其祖、父入籍至原籍之外的另外一个地区，该考生以这一地区的户籍参加考试的方法。
理论上讲，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首先，在年限上入籍至少要在20年以上，或者以田亩纳粮之日为始，或者以庐舍契税之日为始，计足廿年以上者可以申请寄籍应试。第二，由于入籍需要以置有房产或田产为必要条件，因此，寄籍应试也必须以置有房产或田产为前提。第三，寄籍应试一般必须以“实无原籍可归”为前提。第四，寄籍应试的考生必须在取具“族邻甘结”之外，向寄籍地政府呈明其为“寄籍应试”。平心而论，真能满足这个条件的科举考生，着实已与土著无疑。但既然科举名额大致不变，考生愈多自然难度越大，因此那些即使定居已久，已经符合参加科举的条件的外来户，当地土著人心理上往往仍不愿接纳。比如陕西的商州，界连鄂、豫，向有安徽、湖广等省民人前来垦殖，荒山渐成沃土，四方辐辏，生齿日繁。家稍丰裕者，便延师课子，“与商州土著生意向来不能水乳”，每当客籍童生呈请入籍考试时，虽年限业已相符，土著生童也往往以身家不清相攻击，“构讼数年未能结案”。
反过来，对于那些真正的“冒籍”者来说，冒籍的性价比却又是很高的。一方面，如果科举大省的考生冒籍至科举小省，则不但其录取率在瞬间得以提高，而且关键是冒籍者的文化水准往往明显高于科举小省的考生，因此，比较容易录取。另一方面，即使冒籍应试失败，付出的代价也不大。一般说来，这种处罚通常或者只是黜革，或者只是要求改归原籍。而被黜革者甚至还可以进行捐复，即通过捐银而重新“买回”因冒籍而被剥夺的某一科名。这样过轻的处罚力度，实在只能让冒籍者趋之若鹜。
如此的结果，自然是“云、贵、川、广人才寥落，冒籍多一人，则土著更少一人”。原本清廷为了鼓励边疆地区崇文向化，在科举名额设置上往往有优惠政策，比如康熙就增加了台湾府的科举名额，在举人两名之外，“择其文理清通者，酌量宽余录送”，而当时台湾一府三县的汉人总数不过三万，显然是人少额多。虽然康熙特别强调“内地不可援以为例”，也根本无济于事。闽粤士人纷纷东渡，以致台湾府的中式者，“泉、漳（冒籍者）居半，兴（今莆田）、福次之，土著寥寥矣”。同样文教比较落后的广西的情况也差不多，乾隆年间，江南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专门上了《请停外省人入籍广西应试事奏折》，揭发某年广西第一名举人是江苏人，第三名举人是广东人，如此下去“将来广西举人、进士必尽为外省人占去”，实在令“土著含冤”。当然谢济世本身就是广西人，自然有乡土情结可能言过其实，但大概情况确是无误。
话说回来，冒籍到此类“蛮烟瘴雨之乡”，虽有科举录取之利，生活实在不便。像当时的广西省就专门规定，“考试中式之后，永不许搬回本籍”（当然实际操作是另一回事）。因此，对于一个旨在考试生活两不误的冒籍者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参加大清帝国京城所在的顺天府乡试。
顺天府乡试在清代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名义上，顺天府是直隶省的一部分，实际上，顺天府尹的官阶与他省巡抚相当，因此开府于保定（今属河北）的直隶总督对这里并没有太大发言权，不过“兼辖”而已。至于顺天府的乡试，不但有整个直隶的士子参加，还有京城国子监（生源来自全国各地）贡监生参加。虽然并非落后边远地区，但作为天子脚下，顺天府的乡试在科举录取名额上始终是全国之冠，譬如乾隆九年（1744年），顺天府乡试的录取名额是213人，比江南（江苏69人及安徽45人）、浙江（94人）加起来还要多。光是其中直隶士子的名额就有102人，其文教、应试人数，乃至赋役征收均不及江浙，结果当时江浙一带乡试录取的比例为145：1；而顺天府的录取比例是20：1。
这样就令“冒籍”顺天府变得非常具有吸引力了，特别是在“天下首邑”大兴与宛平（今北京城区）两县，本来就是四方辐辏之地，五方杂处，籍贯容易混淆，“住居则迁移无定，族戚亦恍惚难凭”，“冒籍”败露的成本就更低了。加上又有“不肖廪生，贪图蝇利，将外省无籍之人假认弟侄姻亲，包揽入籍”，等于是将帮助别人冒籍作为牟利手段，为“获其厚利，认为子侄冒籍，藉其门户以应考，虽易姓改名而不以为嫌”。这些绅衿之户，或者为退居在乡之官员，或者为生员，往往在地方社会有着较强的操控力，即使当地的某些士子明知其与外来冒籍者存在不法交易，却可能不敢告发。结果使得顺天府冒籍之风泛滥成灾，以致被称为“冒籍渊薮”。
这种局面发展到乾隆年间，“（大、宛）两县虽有额进七十五名之多，而土著得在进列者不过二三十人为最”，原因就是“土著士子岂乏能文之人，惟是远方冒籍者倍于土著”。尤其是乾隆五年两县录取的秀才，“新进二十三名，实在通州本地只有三名，其二十名俱系江浙各省之人顶冒”，实在也是令人瞠目，此次童试冒籍现象如此严重，以致引发本地士民强烈不满，“众论沸然，通州本籍之人，甚不心服”也是情理之中。
为规范“首善之地”的科举秩序，清代也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稽查冒籍现象的政策。除了常规措施之外，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审音力度，“该县及该府尹于府县考之前详加审音”，大、宛两县考试童生必须接受官居五品的审音御史的测试，京腔京韵自不待言，若口操江、浙吴音便是冒籍无疑。乾隆时期，清政府还制订了审音御史严格回避的制度，不但需要回避籍隶大兴、宛平人员，亦须回避南方省籍人员，以防止循乡情“明知而故隐之”。当然冒籍者也有应对之法，比如康熙年间的一位冒籍败露者苏亮礼的解释就是“因从江南师传读书，所以我的声音像江南人的声音”。顺天地区的冒籍应试问题如同久治不愈的顽症，这一地区尤其是大兴、宛平两县始终是外来士子冒籍应试的首选地之一。譬如晚清安徽籍的刘秉璋与潘鼎新二人皆曾冒籍顺天应试，而刘秉璋最终还中式进士并成为清末名臣（曾任四川总督），也算一桩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