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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级骗局死灰复燃,一个微信群就能套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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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产解冻”的骗局从诞生起,就利用信息闭塞时代,愚昧无知的普遍弱点四处行骗。而科技在发展,信息也爆炸了,但骗子也在进步。利用大数据,骗子们能精准地筛选出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一骗一个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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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来,有一种骗局一直没有消失:“孙中山”130岁还能“复活”行骗,“昌平公主”还在为大清资产四处奔走,350岁“康熙”还能冲出地宫,找你解冻民族资产。

  “民族资产解冻”的骗局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总有人心甘情愿被骗?

  “囚徒骗局”

  “民族资产解冻”骗局最早起源于1588年的“英西战争”。

  当时英国海军靠一支“无敌舰队”击败了西班牙,骗子找上英国人,自称认识一位被菲利普二世囚禁在西班牙的贵族,需要筹资保他自由。骗子说,愿意出保释金的人将得到贵族重谢,还能和贵族的女儿结婚。

  尤金·弗朗西斯·维多克。/Wikipedia

  与这一起“西班牙囚徒骗局”(Spanish Prisoner Swindle)相似,1832年,法国刑事侦查员尤金·维克多在回忆录中记载,收到一封骗子来信,自称某侯爵的贴身仆人,因政治原因在流亡途中被捕,希望收到信的法国同胞筹措保释金,并以侯爵名义承诺重谢。这一骗局正好发生在“法国大革命”的关键时期。

  “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也是“囚徒骗局”的高发期。一个名叫理查德·塞尔泽的人收藏了许多那时的诈骗信,其中一个名叫谢尔盖·索洛维夫的“俄国银行家”因杀害同胞被捕。信传到了英国,信中说只要英国人出钱保释他,就拿出500万卢布回馈大家。

  可见,四百多年来都不乏“囚徒骗局”的记载。

  “囚徒骗局”通常出现在重大的历史时期,骗子需要历史事件作铺垫。

《纽约时报》也曾报道过美西战争期间,发生在美国的一起“囚徒骗局”。/TimesMachine

  此类骗术的本质是“凑份子骗局”(pigeon drop),通常出现在重大的历史时期,号称战争、改朝换代中家道中落的“精英”、“贵族”,以信誉为担保,编造人或财物失去自由的故事。

  骗子许诺一大笔报酬,受害者则抱着“以小搏大”的侥幸心理上当受骗。

  美国神经经济学家保罗·扎克试图用神经科学解释“凑份子骗局”。他认为,受害者的主要动力是贪婪,但“凑份子骗局”利用了一种与信任相关的荷尔蒙(oxytocin)。

  曾经高高在上的上流人士,空降民间,需要你一个平凡人的帮助,将来还能获得大笔回报。此时荷尔蒙击昏大脑,化学反应让你乖乖掏钱。

  作家里克·格伦德(Rick Grunder)认为,骗子虚拟的身份,如“精英贵族”,口中的“家道中落”、“大笔回报”,都是普通人无法触及的信息。对很多惯于庸常的普通人来说,是具有致命吸引力的“信息炸弹”。

  “民族资产解冻”

  “民族资产解冻”并非近些年才出现的骗局,它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前后。

  “民族资产解冻”一事也不是骗子凭空捏造的谎言,骗子不过利用了“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互相冻结对方在本国资产的那段历史,再利用民众信息闭塞、贪小便宜、渴望暴富的心态,编造了一连串冻结或藏匿财富的谎言。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2月28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宣布管制和清查美国的在华资产,冻结美国政府、公司及个人在中国的存款。

1950年12月28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

  不久,美国政府也宣布冻结美国银行的中国账户,金额共计8.05亿美元。当时,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约翰·里德希望把部分中国资产转移到香港避险,但在美国外交部和花旗总部的压力下也未能实现。

  直到1979年5月11日,中美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根据协议,被美国冻结的政府和私人财产在当年年10月1日解冻。

  为了赶紧解冻资产,当年9月9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又称“九九通令”),规定持有资产冻结凭据的大陆居民可以去银行办理解冻手续。

  但政策变化太快,短短3年,国务院就发布补充文件宣告“九九通令”失效,而且在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下,解冻资产的政策普及度极低,真正解冻的资产少之又少。

  从资产冻结到解冻只经过了三十年,但这三十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变。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资产阶级家庭的结构和经济成分也被改造。许多人搞不清自己家里有没有资产被冻结,有多少被冻结,更搞不清取款凭证还在不在,会不会迫于改造的压力丢弃了……

  一方面人们渴望利用祖辈的“老钱”迅速致富,另一方面这些关键问题又无人解答。民间开始流传一种“民族资产”的神话,而骗子能屡屡成功,和“民族资产”的神秘性密不可分。

  人人爱“老钱”

  1979年至1980年间,中央人民银行连续发布通告,要求严厉打击收兑伪币和打着“资产解冻”旗号实施欺诈的活动,但是收效甚微。“民族资产解冻”骗局甚至在80年代演化出多种形态,有的变体一直延续至今。

  广西那坡县,尤以“民族资产解冻”的生意为盛,倒卖伪旧币“五三票”(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10元纸币)、仿制旧玉镯。从80年代起,这里就开始流行做“老钱”生意,这也是“民族资产解冻”诈骗者中最典型的一类,把一文不值的“钱币”或“前朝古董”哄抬到高价,等人上钩即可。

  还有一类典型骗子擅长伪装身份和社会关系。2008年,死去62年的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李烈钧突然“复活”,以解冻“民族资产”为由,98岁老人周志平伙同他人诈骗了一名美籍华人博士74.9万。2003年,“孙中山”也“复活”了,他自称活了130多岁,手头有笔钱需要解冻,解冻成功后双倍报答,几位北京老人相信了他,被骗走55.4万。

  更夸张的是,2015年,48岁的河南农妇王凤鹰冒充“爱新觉罗昌平公主”,宣称掌握1750亿资产,希望投资者帮助她“打通关系让资产解冻”。据悉,王凤鹰背后的诈骗团伙骗走了6人共计572万元。

  这些冒充者,大多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凭,无业或在家务农。但就是这些没受过教育的人,深谙人性的弱点,发明出千奇百怪的骗术,从去年10月至今,骗走了9.5亿元。

2016年西安两名男子以投资开发民族资产的名义,诈骗他人钱财100万元,出示了包括《大清机密》等证据。/视觉中国

  以投资“民族资产解冻”或“老钱”为由的诈骗行为,其实和利用假古董、钱币、玉器的诈骗类似,吃准了受害者的投机心理,这种心理和“改革开放”后红火、但无序的古玩经济有着密切关系。

  高回报率向来是古董生意最吸引投资者的特点,80年代散落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则代表着“草根”的古董生意。但是改革开放前,只有国营公司允许有限地经营古玩。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古玩混杂着各种旧货、文玩才出现在民间集市上。这种杂糅的市场形态至今仍保留在某些中小城市,旧书报、旧钱币、假古董、文玩都能在同一市场上看到。

  当然,古玩市场上也能看到一些来路不明的文书,号称家族传下来的地契房契、外资银行存款单,甚至前朝圣旨、玉玺、将军印、国库金元券、藏宝图等等。

  “民族资产解冻”的受骗者和古玩爱好者都有两大迷信,一是对来路不明的东西的迷信,二是对传承的迷信。

  80年代和90年代的古董贩子四处搜集古玩,这种行为本身就有神秘感。同样,把被冻结的“民族资产”编成通俗的寻宝故事反而更有吸引力。“来路不明”还可以指自身不了解的事物,比如德国马克纸钞、伪造的联合国印章和“万国银行”的金条。

  其次是对传承的迷信,认为“老的就是好的”,对古老宗族记号的迷信,愚昧地相信它们能流传下来就自带神秘的力量,同时鉴别真伪的能力低弱。

  “民族资产解冻”骗局的编造者正是利用这一契机,把自己伪装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后代。他们宣称持有民国时期外资银行的取款单,能从解冻的私人户头提取巨额现金;或者宣称藏有国民政府支票和钱币,能拿到台湾或美国兑换现钞,行骗无数。

  传销才是骗局本质

  虽然作案动机相同,但如今的“民族资产解冻”骗局,早已不同于七八十年代。

  现在的骗子不仅团伙作案,而且效仿公司建立人员管理制度。实施公司化管理,启用会员制,优秀会员进入管理层,一层层要发展下线,完成行骗目标金额,这也是传销组织的通行做法。

  “民族资产解冻”只是幌子,骗子实际打造的是集返利和诈骗于一体的传销组织。

  中国裁判文书网自2011年至今记录在案的同类案件共计69起,遍布全国各地。尽管“民族资产解冻”骗局分布广泛,但集中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广西、浙江和广东最多。“民族资产解冻”诈骗案的高发地带与非法传销活动的高发地带基本重合,有时两者之间的界线并不清晰。

  1832年,法国刑事侦查员尤金·维克多认为,“西班牙囚徒骗局”的转换率可达20%。这是当时的数据。

  今天,互联网大大降低了诈骗转换率。但“解冻民族资产”如此容易识破的骗局,总涉案金额依然能高达9.5亿元呢?

  互联网大数据其实是筛选“受骗对象”的一大利器。

  研究网络诈骗的微软专家柯马克·赫尔利认为,低劣的诈骗手段对骗子反而有利。互联网时代,骗子可以利用群发手段“广撒网”,低级骗术为骗子过滤掉绝大多数一定不会上当的人,反倒节省了时间。

  在低级骗术的诱导下,上钩的受害者很难脱钩,因为他们比那些被高级骗术骗倒的人更没有判断能力,也更愿意为骗术买单。

“幸福199工程”,吸引了全国各地上万名中老年人加盟会员,短短一年骗取会费280余万元。/视觉中国

  也因此相信“解冻民族资产”骗局的受害者,很多是刚开始接触互联网、对信息没有鉴别能力的老年人。

  斯坦福大学公共政策和心理学教授劳拉·卡斯滕森(Laura Carstensen)的研究表明,老年人更倾向以正面态度(positivity)面对他人。因此老年人比年轻人更乐观,更容易相信陌生人,相信他们给的建议、身体上的照顾以及基于陌生人的社交关系,也更容易被骗。

  一个月前,“慈善富民”组织的“民族资产解冻大会”参加者年龄集中在60多岁,55岁以下的很少见。显然,传销组织准确定位了目标人群,尽其所能掌控这代人的心理弱点。

  这代人在30岁左右见证过“改革开放”,经历了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转变,也经历了“民族资产”、假古董和钱币投资最鼎盛的时期……对他们来说,“民族资产”这四个字还有特殊的含义。

2011年11月28日,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因被保健品推销团伙欺骗的老人们,希望能讨一个说法。/视觉中国

  参加“民族资产解冻大会”,被“慈善富民最高管理办公室”宣传成一次关乎民族大业的“出征任务”,并承诺报销交通费,安排食宿,团队长接受领导接见,并“佩戴大红花”。

  这些措辞激发起受害者的红色记忆,1966年还是中学生的他们正经历另一场“民族大业”,满腔热血向往着首都。而50年后,真正驱使他们不远万里赶来的,是骗子们逆天的承诺:10元换5万。

  和“民族大业国际市场启动大会”这个矛盾的标题一样,贪婪的心理反映出经历时代断层的受害者分裂的一面。

  靠智能手机,他们终于在互联网上接头,微信群建立的社交网络缓解了生活的乏味和孤独感,重新激发了他们年轻时的梦想。

  “民族资产解冻”,就是他们的咪蒙。

  [参考资料]

  [1] 北京晚报:《“民族资产解冻”项目皆为骗局》(2017年5月26日)

  [2] 凤凰周刊:《解冻民族资产骗局:350岁的康熙冲出地宫找你借钱》(2017年6月1日)

  [3] 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人民法院:《被告人杨某犯诈骗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4]那刑初字第72号)

  [4] 澎湃新闻:《公安部:打击“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 半年抓获204人》(2017年4月25日)

  [5] 新华社:《“民族资产解冻”数亿骗局:以慈善名义新瓶装旧酒》(2017年4月25日)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1979年5月11日)

  [7] 中央电视台:《夕阳红·被解冻的“民族资产”》(2016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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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荣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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