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19世纪亚细亚难民潮:当穆斯林遭遇沙俄铁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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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节选自:《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作者: [德]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译者:强朝晖、刘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假如说政治流亡以及由此衍生的英雄式流亡是最早在欧洲、后来在其他地区出现的一种19世纪所特有的标志性现象,那么成千上万的难民背井离乡、集体到国外谋生的景象,则更多与“全面战争”(totaler Krieg)以及以种族歧视为背景的极端民族主义泛滥的年代紧密相关。然而事实上,由国家行为导致的跨国难民潮在19世纪也并不罕见。在这一时期的几次重大行动或国家行动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残酷的现实。比如说,希腊独立战争与其说是以拜伦勋爵为代表的满怀热忱的亲希腊志愿者以及古波斯勇士的希腊后裔所发起的一场英雄行动,不如说是后来发生在这一地区的种族大清洗的一个先兆。1828年,希腊人口由1821年的93.9万减少到75.3万。土耳其人的逃亡和被遣,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而土耳其人自己也于1822年在爱琴海的希俄斯岛(Chios)发起暴动:信仰基督教的居民一部分被屠杀,一部分被贩卖为奴,另外几千人则被迫流亡,并在伦敦、的里雅斯特和马赛等地形成了希俄斯移民群体。

  自18世纪末起,克里米亚鞑靼人陆续离开其居住的克里米亚半岛,移民奥斯曼帝国。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俄国人对鞑靼人生活方式的歧视,对鞑靼人土地的侵占,以及反伊斯兰主义风潮的日益猖獗。这场流亡是在1768~1774年俄土战争期间开始的,并在1783年克里米亚汗国被沙俄吞并后达到高峰。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至少有10万克里米亚鞑靼人,包括几乎整个克里米亚上流社会(die Notabeln)在内,陆续移居到安纳托利亚(Anatolien),成为鞑靼人所说的“第一次流亡”(sürgün)的中坚。对留在半岛的鞑靼人来说,后来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被俄国人视为其仇恨的奥斯曼人的“第五纵队”。早在战争结束前,便有近2万鞑靼人以难民身份被各国船只运送到沙俄领土以外地区,另外还有大约同样数量的鞑靼人通过其他途径逃离克里米亚半岛。19世纪60年代初,从克里米亚逃亡的鞑靼难民人数大约有20万。

  但是在19世纪后期,沙俄政府更多是希望将鞑靼人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留在自己的国家,因此可以说,政府并没有通过政策的制定,对这些民族进行系统化驱逐。更大规模的流亡,是高加索穆斯林民族的大逃亡。它是在沙米尔(Shamil)领导的抵抗运动1859年被沙俄军队镇压后开始的。俄国人在占领和“平定”高加索期间,不惜一切手段在该地区实行种族清洗。1859~1864年,至少有45万,甚至上百万穆斯林山民被赶出了家乡。在逃往苏丹帝国的路途中,数万人因为饥饿、疾病或意外而丧生。1860年,40万车臣人选择了流亡。此外,格鲁吉亚的穆斯林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留在了家乡。鞑靼人在不幸中的万幸,是能够在邻国找到避难所。他们当中越来越多人逐渐将这个收留自己的国度,看作宗教意义上的故乡。另外,对神圣“哈里发王国”的向往也成为推动流亡的另一动因。流散地信奉弥赛亚的人群,更将流亡称作一种回归。

  而另外一些受迫害的族群,却未能幸运地找到一个类似的可供避难的容身之地。1877年5月初,经过多年的反抗斗争,并在头一年的大小角河(Little Big Horn)战役中大败美国军队之后,残余的印第安苏族人在坐牛酋长率领下,越过了被他们视为生命线的边境,来到“白人国母”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国家。据说这位女王对待臣民的态度比华盛顿的“国父”更仁慈,在她领导的国家里,所有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在加拿大,坐牛酋长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了白人的礼貌款待,并以为自己从此可以将信任交予对方。然而外交的算计却使他的希望化为泡影。美国人从内心里仍然将这些奄奄待毙的苏族人看作不共戴天的仇敌,要求加拿大政府下令拘捕他们。在饥饿的折磨下,再加上美方的不断施压,这支稀稀落落的印第安人队伍,历史上曾经强悍无敌的苏族人的后代,最终被迫回到了美国。在这里,他们所受到的待遇与战俘没有两样。

  在民族主义思潮日渐盛行的欧洲,跨国难民潮是武力胁迫或政治约定的驱逐行动所导致的结果。德法战争爆发后,8万名德国人被法国驱逐出境。相反,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将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德意志帝国后,13万不愿受德国人统治的居民离开了这片曾经属于法国的领土。在东部边境地区,一向不睦的德国与波兰在俾斯麦反对天主教的“文化战争”中陷入了全面对峙的状态。在“文化战争”逐渐平息后,两国之间以“语言和土地之争”为形式的纠纷使其沙文主义特性得到更充分暴露。德国制定了日耳曼化政策,以抵制德意志帝国东部地区的所谓“波兰化”威胁,即当时人们所说的波兰“渗透”(Herüberfluten)。在推行日耳曼化的过程中,德国政府同样不惮于用驱逐手段来对待本国的波兰人。1885年和1886年,2.2万波兰人以及1万多名拥有俄国或奥地利国籍的犹太人被赶出德意志帝国的东部省份。他们当中许多人被驱逐到沙皇统治下的“波兰王国”,在这里,这些人甚至没有办法维持最基本的生计。反过来,德国人也在纷纷逃离俄罗斯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烈的俄国。1900~1914年,近5万名生活在伏尔加地区的德国人下决心离开了自己的居住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十年间,但凡是新兴民族国家出现之地,或是在古老的多民族帝国推行“民族政策”之时,便存在着“民族不融合”(unmixing of peoples,寇松勋爵[Lord Curzon]语)的危险。

  在整个19世纪期间,巴尔干是全世界在民族政治方面最不安宁的地区之一。在俄土战争中,沙俄军队长驱直入,距伊斯坦布尔仅有15公里之遥。1877年4月,当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保加利亚等地反土耳其起义被残酷镇压后,沙皇政府利用民众日益高涨的反土情绪,发动了这场战争。英国反对党领袖威廉·E.格莱斯顿(William E. Gladstone)对所谓“保加利亚恐怖事件”(Bulgarian Horrors)的公开谴责,成为道德主义演说的经典名篇。在向伊斯坦布尔推进的过程中,沙俄军队及其保加利亚援兵一路展开屠杀,20万~30万名穆斯林被夺去性命,失去家园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战争结束后,逃亡到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难民人数已接近50万。1878年召开的柏林会议试图重建东南欧的政治秩序,但是这种新的政治秩序却给一些宗教群体或少数民族带来了深重的影响。为逃避来自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占领军的报复,或为摆脱异教徒统治,这些人群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基督教徒将那些新成立的自治国或受沙俄和奥匈帝国保护的政治实体(这里的国界当时是流动的)作为逃亡目标;而穆斯林则把版图逐渐萎缩的奥斯曼帝国作为新的安身之地。这时候,在公开驱逐与被形势所迫的逃亡之间,已不再有明确的界限。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大约有10万名以保加利亚语为母语的居民离开了仍然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马其顿,到保加利亚谋生。相反,许多穆斯林移民和土耳其官员则陆续返回在奥斯曼的家乡,在这些人当中还包括信仰东正教的波斯尼亚农民。因为在柏林会议上,波斯尼亚被划归哈布斯堡王朝,也就是天主教统治的辖区。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为逃避战乱而离开家乡的难民总数约有80万。

  东南欧地区的难民潮高峰是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时出现的。这两年间发生的大屠杀和种族清洗成为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南斯拉夫战争的先兆。数百年来,类似规模和范围的人口迁徙在欧洲是空前的。从刚刚被巴尔干国家占领的前奥斯曼帝国领土逃离的穆斯林难民来自各个民族(土耳其人和其他突厥民族,阿尔巴尼亚人,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等),另外,还有从版图扩张后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色萨利亚(Thrakien)以及小亚细亚逃亡的希腊人。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萨洛尼卡(Saloniki)——一片自15世纪以来由奥斯曼帝国管辖的和平的多民族地区——变成了一座希腊城市。生活在当地的土耳其人、犹太人和保加利亚人,不得不臣服于希腊占领者的统治。1925年之前,穆斯林居民陆续迁出了这个曾是凯末尔(Kemal Atatürk)家乡的城市。据当时英国政府统计,从1912年到一战爆发,仅在马其顿、西色萨利亚、东色萨利亚和土耳其这一四方形地带便有近74万平民被迫流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9~1922年希土战争结束后,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民族分裂的趋势愈演愈烈,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与流亡相关的衍生问题:新移民与接受国社会的融合问题。1919年之后,国际联盟,特别是其下属的难民事务委员会(Refugee Settlement Commission)通过努力,在解决难民问题引发的混乱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小步。

  正在发生中的暴力以及对暴力的恐惧,是导致难民潮的根本原因。而暴力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势不两立的宗教矛盾。实际冲突远远比宗教问题复杂得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基督教国家之间同样也展开了交火。在穆斯林当中,也同样存在差异:在希腊与土耳其关系日趋恶化之前,穆斯林对遭到希腊人残酷对待的担忧,与对那些为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军队卖命的斯拉夫农民的恐惧相比尚有不及。各民族国家往往将一些新的、大多是临时拼凑的概念,拿来当作融合或排斥异族的标准。从总体上看,各国政府对待移民的态度是宽容的。受欢迎的外来移民的融入,恰好可以对本国移民外流起到平衡作用。但是,大多数政府并不愿在移民问题上采取过于宽松的政策,因为这样做有可能为唤起外国少数领土收复主义者的兼并野心埋下隐患,并由此被人利用,成为推行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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