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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被逐的异己:沙俄革命者流放西伯利亚之路

网易历史 05-18 10:56 跟贴 12 条

  本文节选自:《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作者: [德]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译者:强朝晖、刘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19世纪期间出现了哪些移民史发展的新迹象呢?让我们暂且将“边疆移民”抛在一边,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在后面的一章专门进行论述。另外,关于各个地区或民族国家的内部移民问题,也不在本章的讨论之列,因为人们很难从中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说到19世纪的移民史,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些特殊的移民形式,而逐渐兴起的流放地便是其中之一。在这里,人们用孤独、穷困和极端恶劣的气候作为惩罚罪犯或政治异己的手段。西伯利亚早在1648年便已成为沙俄的流放地,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也曾被用作战犯的囚禁地。在沙皇俄国,有可能被判处流放的罪名不断增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犯人中,有谋反的奴隶(1857年之前)、妓女,还有不守乡规的刁民和流浪汉(19世纪在某些地区,后者一度在被流放者当中占据多数)。在1800年之后,连续三年逃税的犹太人也成为被流放的对象。在18世纪,强迫罪犯在国家建筑工地上从事苦役(katorga)的做法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直到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北亚大陆才成为政治犯的重要流放地。从统计数字来看,这些人的数量最初并不是很多。沙皇尼古拉一世实行专制镇压政策,以此来恐吓臣民,使其不敢对国家政权提出挑衅。一批又一批反抗沙皇专制的激进分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80年前后,这里还有许多1863年波兰起义的流放者,如今,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并非每一位沦落到西伯利亚的流放者都能得到像巴枯宁(Michail Bakunin)一样的优厚待遇:作为总督的亲戚,后者甚至被允许出入当地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其他流放者当中,很多人只能在煤矿或金矿做苦工。正常情况下,流放者并不会被关在监牢里,而是过着某种形式上的社会生活,有些甚至还有家人陪伴左右。

  在19世纪最后30年,每年平均有3300~3500人被沙俄法院判处流放。根据官方统计,1898年1月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人数为29.86万。如果将随行家眷计算在内,所有流亡人员的数量至少有40万,相当于西伯利亚总人口的7%。19世纪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的人数逐渐下降,但在1905年革命之后又再度上升。在西欧国家里,人们总是把流放西伯利亚当作抨击沙俄统治“野蛮性”的证据。但是如果换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标准来衡量,从数据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19世纪末沙俄执行死刑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这里的死刑执行率是俄国的10倍!)、普鲁士、英国和法国。而流放犯人的死亡率与法国热带殖民地相比,也远在其之下。从逻辑角度来看,流放西伯利亚作为一种刑罚机制,既可以被看作为改造政治异己和社会不良分子而设立的“没有屋顶的监狱”,同时也是为国家的殖民化和“文明化”宏大计划解决劳动力供应的一种手段。作为一项殖民开拓计划,它与殖民地的苦役制有更多相似之处,而与北美的西部大开发则有较大差异。相比之下,后者更多是一场受市场力量和自主意愿驱使的拓荒运动。

  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流放和强制劳动在西欧民众眼中早已被视为一种落后于时代的极端不可理喻的刑罚。在同一时期的中国,人们对这种刑罚对国家统治的必要性以及合法性同样产生了怀疑。在中华帝国,这类做法最常见的时期是18世纪。1759年,乾隆皇帝在平定西部边疆叛乱之后,开始尝试将偏僻荒芜的边陲地带作为流放地之用。在此后几十年中,数以万计的人员被流放到现属新疆的这一地区。这些人成为一种刑制的处罚对象,这种刑制与俄国的流放制度十分相似。在中国,流刑制度的实行与边疆开拓同样有着密切的关联。清政府的流刑实践大约持续到1820年,在1911年清朝灭亡之前,尽管流放之刑并未被废除,然而由于国家内外交困,开垦边疆所需要的大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因此,这种刑罚渐渐地不再被朝廷所重视。中国的流放制度有许多独特之处,例如:在被判处流放的人员中,文武官员占很大比例,另外,还有连坐制以及对品德改造的重视等。有的官员在西部边陲度过3~10年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之后,又返回内地重入仕途,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帝制中国在对待死刑的态度上,比旧政权(Ancien Régime)统治下的许多欧洲国家更加谨慎。而流刑,可以说是一种最常见的死刑“变种”。运送犯人或流放人员前往回疆地区服刑的整个路途都经过周密的组织和安排,是清朝行政机制运转最高效的环节之一。但是,与此相关的具体数据却并不多见。

  法国政府在1848~1851年国内动乱之后,同样采用放逐手段来处置不受欢迎的政治异己。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后,法国政府用19艘船将3800多名叛乱分子运送到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岛(Neu-Kaledonien)——从1853年起成为法国殖民地的一个岛屿。将巴黎公社社员流放到这里的初衷,是对当地原住民,即所谓土著,以及这些被放逐的法国革命者一起实行“教化”。事实证明,这一设想的确得到了兑现。在此之前,法国政府曾试图通过移民对这个岛屿进行开发,但由于当地的恶劣气候,计划最终流产。在1898年之前,每年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的犯人平均为300~400人。法国的另一处流放地是位于南美洲西北部以卡宴(Cayenne)为首府的法属圭亚那。与新喀里多尼亚相比,这里的气候条件更加艰苦。1895年,法国上尉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因犯叛国罪(后查明是一起冤案)被装在铁制囚笼里,运送到圭亚那沿海的恶魔岛。从此,这块全世界最偏僻、最荒凉的地域逐渐被世人所知。20世纪初,法属圭亚那已建立起一整套监狱和劳役体系,生活在这一体系中的人口占整个殖民地人口(不包括印第安部落和淘金者)的比例将近1/5。直到1936年,判处流放“胡椒岛”的刑罚才最终被废除。

  澳大利亚曾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流放地。1788年1月18日,由11艘船只组成、载有759名囚犯的“第一舰队”(first fleet)驶入悉尼附近的植物湾(Botany Bay),并以此开启了澳大利亚的殖民史。自从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后,英国政府在无奈之下不得不另外寻找一处流放地,用来囚禁那些被判处流放的犯人。在一些极端建议——例如把犯人流放到西非冈比亚河中的一个小岛——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被否决之后,人们忽然想到了1770年库克船长发现的植物湾。尽管不排除与法国争夺海上霸权等其他方面的动机,但假如没有80年代中期英国监狱人满为患所导致的危机,这种将犯人流放到万里之遥的匪夷所思之举是很难想象的。澳大利亚成为殖民地之后最初40年的历史,几乎是一部纯粹的流放地史。这里的第一批移民,全部是被法庭判处流放大洋洲的苦役犯。

  在1868年最后一批犯人抵达澳大利亚之前,陆续被流放到这里的犯人总数大约为16.2万。这些人当中大部分都是英国早期工业化导致城市犯罪率上升的产物,例如入室盗窃犯,小偷,骗子,等等,只有一小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被判刑的人员。从19世纪20年代末起,政府开始鼓励老百姓自愿移民澳大利亚。与此同时,被判罚流放的人数也依然没有减少,甚至恰恰相反:88%的流放犯人是1815年之后才来到这里的。19世纪30年代,被流放者的人数规模达到了高峰。仅1831~1835年,便有133艘平均载有209名犯人的轮船在经过4个月海上颠簸之后抵达澳大利亚。但是,流放犯当中大多数人仍然拥有英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在选择职业时也有一定的自主权。正是基于这一重要前提,澳大利亚才能够在没有经历大的风波和动荡的情况下,逐渐完成向公民社会的过渡。

  自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In der Strafkolonie,1914年创作,1919年出版)问世后,“流放地”已成为人类记忆中难以湮灭的概念。它是一种遍布世界的特殊地域类型,是19世纪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之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在来自欧洲的移民群体中,流放者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流放地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西班牙的流放地是古巴和北非,葡萄牙是巴西、果阿(Goa),特别是安哥拉。在百慕大和直布罗陀地区,同样可以找到英国流放者的踪迹。甚至连殖民地的臣民,也有可能被判处流放之刑。例如,一些印度人被流放到缅甸、亚丁、毛里求斯、明古鲁(Bencoolen)、安达曼群岛,或是地处马来半岛的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与流放有关的各种初衷,未必都能够如执政者所愿得以实现。无论是从警示世人,还是从“教化”罪犯的角度看,其效果都是令人怀疑的。从总体上讲,劳役制或许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在一些殖民地,例如缅甸、毛里求斯等,殖民地管理机构愿意接受的只有那些年轻的壮劳力,而对普通的印度囚犯则毫无兴趣。只有当人们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劳动力时,强制劳役的合理性才能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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