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皇帝"揽锅"秘诀:天下不太平,怪朕缺德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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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郭晔旻,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文史爱好者。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诏”,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告也,从言,从召,召亦声。”自从秦王政统一六国,自认功高三皇五帝而称“皇帝”之后,“诏”的话语权就变成皇帝的专利了。皇帝既然“受命于天”,自然是拥有无上权威,但却无法做到永远正确,于是,就有了《罪己诏》,所谓“罪己”,就是帝王责怪、自省自己的言论,与“诏”字并用,就成了诏告天下的一种文书。

  最初的《罪己诏》出现在汉代,汉文帝在公元前179年(文帝二年)因日食而颁布的罪己诏,汉文帝在诏书里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是为了抚养治理他们,如果君主不贤明,施行政令不公平,那么上天就会降下灾异警告他治理不当。因此当十一月出现日食,汉文帝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谴责。所以汉文帝罪己,说自己没有治理好百姓,使日月星辰晦暗不明,是自己失德的缘故。

  今天看来,将这种自然现象视为上天对天子“失德”的警告的做法自然是前科学时代的产物,皇帝“罪己”不但无济于事还徒然降低自己的威信削弱皇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皇帝写这份检讨书的对象并不是天下万民,而是上天,因为有权力颁布罪己“诏”的人,只能是上天所选定的人,也就是天子。皇帝是代表上天来统治天下臣民,所谓“承天理民”、“天生蒸民,为之置君养治之”。罪己诏本身就是君主统治合理性的证明,同时也强调了唯一对上天负责的就是皇帝,外人是不可以置喙的。

  西汉的皇帝们一共颁布了46次罪己诏,平均五年就有一次。其中以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最为著名。颁发这封诏书的缘由并不是因为日食月食这种自然现象与自然灾害(如地震),而实实在在是因为西汉的统治当时已经危机四伏。

  大众往往以为,汉武帝北击匈奴、南平诸越,西通西域,东服朝鲜,将中华帝国的版图空前扩大,是位雄才大略,与秦始皇齐名的君主。但是在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受任何约束的条件下,延续五十余年的帝位使武帝本来就存在的好大喜功、挥霍浪费、迷信鬼神、刑法严酷等缺点在他晚年恶性膨胀,终于将父祖(“文景之治”)几十年的积蓄挥霍殆尽,使社会经济状况严重恶化,阶级矛盾严重尖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武帝初全国已有约3600万人,到末年只剩下3200万,由于流亡严重,在籍户口减少了一半。天下盗贼四起,武帝又颁布“沈命法”:“群盗”四起不发觉,发觉了而没有全部抓获,二千石以下到最低级的官吏一律处死。这样一来,地方官干脆不上报,上下互相隐瞒,实际上“盗贼”越来越多。

  好在汉武帝毕竟是一代雄主,有改弦更张的意识与担当。当有大臣建议在新疆轮台屯兵时,年近七旬的汉武帝借机召集群臣,在 “轮台罪己诏”中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的众多失误(“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两年之后,汉武帝驾崩。临死前,他托孤于持静守成的霍光、桑弘羊等人,让他们继续遵循诏书精神,罢兵息战,发展农耕,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得一度危机四伏的西汉王朝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勃勃生机。

  《轮台罪己诏》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效果最好的一份《罪己诏》,于是也引来后世皇帝们的纷纷效仿,仿佛以为平时可以威福自操,残民以逞,等到有事之时一纸《罪己诏》就可以挽狂澜于既倒。而这自然是不可能的。颁布罪己诏令的举措在短时间内可以凝聚人心,但如果不把诏令中的承诺付诸实际,再痛悔的言辞也只是政府向民众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而无法换回天下的人心。

  绍熙五年(1194)十月,南宋宁宗因“雷震非时,淫雨为灾”下《罪己诏》,结果彭龟年在应诏上疏里就辛辣地指出,“臣不知陛下此诏果实事耶?抑止虚文耶?”因为未见宋宁宗在之前的求言中听取臣下意见并将其付诸实践,所以很直白地担心君主只是把罪己诏令当成一纸空文和打扮自身的修饰,因此不得不反复确认皇帝罪己悔过诚意。从中也可以想象,皇帝们下《罪己诏》的诚意究竟有几分了?

  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如此《罪己诏》的承诺跳票的情况在明代的崇祯年间出现得最为频繁。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陕西农民军突然南下,出其不意地攻克中都凤阳,掘朱氏祖宗之墓。惶恐之余,崇祯破天荒地下了第一道罪己诏,向天下承认自己所用非人导致局势危急。但之后的情况并没有好转,6年后,崇祯又下了罪己诏,稍稍自责之外,大肆指斥贪官污吏与地方豪强倚势祸害民众。感慨与愤懑诚然能感天动地,但他仍然没有拿出丝毫的惩治措施,只能任由局势恶化。

  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大明江山在满洲与农民起义军的内外夹击下已经岌岌可危,崇祯帝又一次颁罪己之诏,极言己过,承认“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以及“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举”都是自己的责任。问题在于崇祯皇帝再一次承诺的“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额外之科以养民力”既无心也无力去实现。这位皇帝发布的《罪己诏》,没有哪一道不是义正辞严、声情并茂,也没有哪一次不是形同具文,毫无意义。最后,只过了不长的时间,农民军攻进北京城,崇祯只好持剑砍杀妻妾、女儿后,与太监王承恩相对吊死煤山!死前留下最后一道罪己诏,表示“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还痴人说梦般地宣布只追究李自成一人之罪,其余的人都可获赦。

  明亡清兴,爱新觉罗皇帝们以军机大臣为书吏,以六部尚书为奴仆,乾纲独断,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在大清皇帝眼里,自己从来都是英明神武,上智下愚,没有任何清代最高统治者愿意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更不用说“罪行”了。但清朝还是延续了历代颁发《罪己诏》的传统,只不过主要目的逐渐变成了动员和号召臣僚百官良心发现,振起颓风,从而缓和危机,延续大清的统治。皇帝们的逻辑也很简单,既然朕都以“罪己”的方式示范了,每一位“奴才”就更要在自身上寻找原因了。

  这样找人背锅的罪“己”诏,以慈禧“老佛爷”挟持光绪皇帝仓皇“西狩”时颁发的《罪己诏》(1900年八月二十日)最为典型。距离同时与自己之外的“彼等”宣战的豪气还没过去多久,慈禧太后就要借这封《罪己诏》向西方求和了。

  可以肯定,光绪皇帝是无意自责的,帝国的局面恰恰证明了过去数年他的主张的正确,包括变法强国,包括不能进攻使馆,包括一旦开战后果不堪设想。《罪己诏》虽然要用皇帝的名义发出,但本质上是慈禧太后的“检讨书”。这份以皇帝名义颁布的《罪己诏》,口气面对全国臣民,但实际上是给西方列强看的。

  诏书中,作为罪魁祸首的“义和团”自然已经变成了“拳匪”,而洋洋万言的《罪己诏》实际上是在表达一个意思:酿成如此国家大祸,老百姓有罪,军队有罪,王公有罪,大臣也有罪。《罪己诏》得出的结论更是出乎整个帝国的意料——帝国的全体官员没有“大公无私”:“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着实。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国脉之转机。”翻译过来就是,光绪皇帝(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在“庚子国变”里是没有责任的,只不过是下边的一群私心太重的“歪嘴和尚”把本来很正确的“经”给念走调了……

  爱新觉罗家族颁发的最后一份《罪己诏》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六岁的小皇帝溥仪自然不用也无法承担什么责任,这份诏书实际是其父摄政王载沣的大作。这份《罪己诏》除了宣誓“实行宪政”向造反的革命党人示好之外,还不忘拿出“大局”恐吓民众:“倘我人民不顾大局,轻听匪徒煽惑,致酿滔天大祸,我中华前途更复何堪设想”,至于这份诏书颁布之后为大清帝国续命的效果么,也就只能“呵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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