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奥斯曼之旅发现:土耳其和中国有共同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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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奥斯曼帝国和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西两岸,两个国家都是二十世纪初亚洲的主要权力中心。在西方殖民主义时期,这两个历史悠久的权力中心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遭遇到了同样的挑战。同奥斯曼帝国一样,中国自19世纪初起就挑战了西方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此外,和奥斯曼帝国一样,中国也有新兴的现代化运动。当这两个帝国进入物质及精神观念现代化的新时代的同时(Wong 2008:35 -37),尽管他们试图抵挡西方大国的势力,却又面临着西方国家在军事和工业领域无可争议的碾压式领先。

  康有为是当时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和革命家。 他与清朝光绪皇帝关系密切。在中国对西方的军事失败及西方对世界影响力日益增强之后,他意识到了中国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紧迫性。 康有为一直密切关注全球现代化运动,并及时向皇帝撰写有关动态的报告。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后,他被迫流亡海外十六年。 (Zhang 2007:42)在国外的岁月里,他曾前往美国、加拿大和欧洲, 写出了许多有关这些国家的旅行记录。 在这个时期,他于1908年前往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Kang 1995:562)。这正是欧洲帝国主义试图对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建立唯一霸权的时候。康有为已经意识到面临帝国主义的坚持扩张,中国的弱点和不足之处。通过写作,他渴望找到并开出可以救治母国的良药。

  本文旨在研究康有为对伊斯坦布尔的观察情况。 这也可能是首次向不通中文的英语大众介绍康有为的作品。 通过研读这位东方观察家的作品,我将试图理解康有为的宗教和文化观念以及政治思想是如何影响他对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坦布尔的理解的。 本文将分析在西方帝国势力企图在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建立霸权时,身处奥斯曼首都的康有为对此的体验与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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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

  康有为采用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来形容奥斯曼帝国。他将1923年前的奥斯曼帝国称为“突厥”,而这正是土耳其人在中国唐代时期的称呼。 (Dai 2000:224)。 他还将伊斯坦布尔称为“突京”,即“土耳其之都”(Kang 1995:536)。 根据《周书》的记载,“突厥”或土耳其一词也见《北史》、《隋书》、《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太平项余记》、《文献通考》、《四夷考》、《通志一北国》、《唐汇要》(Xue 1992:1)。 至于奥斯曼的名字,首先出现在宋代。 在宋代历史文献中,奥斯曼帝国被称为“鲁美”,元代被描述为“鲁木”,明代被命名为“鲁米”或“鲁米郭”。 这些名字都来自“朗姆酒”或“罗姆人”一词的中文发音,罗马帝国的说法正是由此而来。 奥斯曼帝国也普遍采用“朗姆酒”或“迪亚尔朗姆酒”来确定其面积(Ma 2007:70)。

  康有为是19世纪的中国著名学者之一,他将奥斯曼帝国定义为“突厥”,“古德尔克”( “The Göktürk”) 或“土耳其帝国” 。 因此,在定义和代表奥斯曼帝国方面,康有为的观点是特别的。 自19世纪初以来,奥斯曼帝国的名字被广泛接受为“土耳其”。 此时,土耳其的中文官方名称还尚未一致。 在1848年出版的名为《瀛环志略》的地理书中,奥斯曼帝国仍有十个名字来称呼它(Xu 1848:447)。 康有为选择唐代时期为人所接受的“突厥”一词并非巧合。 康德认为奥斯曼帝国是“突厥”古德尔克帝国的继承人。 在他为皇帝写的“土耳其人的衰落”这一报告中,他对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给出了独特的研究结论。 康有为强调,根据中国古代的记载,土耳其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祖先。 “土耳其人的祖先来自匈奴,殷代和俊瑋,我们的确有共同的根源”(唐1981:298)康认为土耳其人和中国人来自同一个源头。 之后康有为如下总结了从古德尔克帝国到奥斯曼帝国的时间段:

  在蒙古人征服中亚之前,隋唐时期土耳其人控制中国北部(华北)纵横数千里(里即半公里)的地区。,被契丹击败后,他们被称为西古德尔克(西突厥)。被蒙古人帖木尔打败后,他们来到了土耳其。 他们袭击了东罗马,并定居在他们的大都会君士坦丁堡。 当时的他们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北部直到俄罗斯,东部到波斯,南非。在希腊中部和欧洲,他们占有了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黑海,并且在印度洋也占主导地位,他们控制住古罗马帝国和东欧的所有边界。 明朝中期苏莱曼苏丹与他的骑兵征服了整个欧洲。 他们控制了维也纳的大门。 由于大雨所阻和欧洲联军的抵抗,功败垂成,否则他们即将吞并整个欧洲。 土耳其人让之后好几个世纪的欧洲人仍然心有余悸。 尽管如此,在三个世纪内,欧洲人成功地找到了新的技术。哥伦布到达了美洲大陆,他们获得了全新的知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新教诞生,随着笛卡儿的新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创造了全新的艺术与物品。 土耳其人从蒙古人那里拿走了大炮和火药,摧毁了欧洲人,以及欧洲悠久的封建制度(feudalism),让欧洲的国王变得更具影响力,从而使得革命响起,每个国家都制定了自己的宪法。 (唐198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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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厥游记

  1908年7月27日康有为穿过黑海,由罗马尼亚抵达奥斯曼首府伊斯坦布尔。 他将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描述为“土耳其首府”(Fidan 2013:12)。 他将伊斯坦布尔与罗马,巴黎,伦敦,维也纳和柏林进行了比较,将伊斯坦布尔称为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他赞美建立了这个曾经征服东西方的城市并指定这里为首都的君士坦丁大帝。 康有为在他的旅程中透露了他对奥斯曼首都的许多方面的独特看法。以下各个部分组成了康有为眼中的20世纪初伊斯坦布尔全景。

  城市伊斯坦布尔

  控制着两个海洋,它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是无与伦比的。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如春,也是它成为首都的关键原因。 当君士坦丁大帝定都时,他的选择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他重建了曾主宰欧洲和亚洲的地方, 即使罗马也不能与之相比。当今的西方名都巴黎、伦敦、维也纳和柏林更是不能比肩! 这正如俄国的圣彼得建立城市圣彼得堡一样,但与此相比也略有逊色。此处扼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即海洋的中心,也是连接两大洲的要塞,是地理位置优越且独一无二的国家首都所在。 在中国、印度或伊朗,没有像伊斯坦布尔那样美丽独特的地方。 土耳其人的手中拥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 拿破仑和俾斯麦进入北方击败俄罗斯人,向南方派出海军扰乱了意大利、奥地利和西班牙,对直布罗陀,埃及海岸(甚至东部)到伊朗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联合欧洲是如此艰巨的任务吗? 可悲的是,土耳其人在这些时候都保持了慵懒的平静(Kang 1995:537)。 今天的柏林作为新的首都覆盖了二十五平方公里,与伦敦,巴黎相争。与君士坦丁堡相比,是广阔、美丽且肥沃的地方;。它主导着海洋和山脉,有着惊人的景观,与这些城市相比较,好似天堂与俗世(Kang 1995:538)。圣索非亚大教堂在这个宫殿之外,有两千年的历史,它的美丽让人惊叹不已。 从始至今,这是世界上最伟大和最宏伟的建筑。 虽然它相当古老,经并经历了战争及重建,但仍然可以与罗马的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相比。 这两个未经过许多损伤的三百年历史的庙宇,仅在外观与大小方面可与之比较。 圣索非亚大教堂可以算作圣彼得教堂的老师。在我看来,这座巨大的建筑位居全球第一。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认为它是全球第三,包括印度的泰姬陵或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其它纪念碑,没有一个可以超越它的建筑物。圣索非亚是这个宗教的大型建筑中最古老的之一。 彼得和保罗的意义对于这个信仰现今的信徒而言与圣索菲亚对他们的意义相同(Kang 1995:543)。

  教育

  近十年来,所有学校都转向法式风格的西方教育体系。 当孩子开始上学时,每个家庭每月支付四个派亚沙达(必须是库鲁什)。当一个陌生人死亡时,他们出售其所有的物品,并将所得用于教育。 教室墙上挂有各种图片,他们在黑板上写字。 我去看他们的学校,那里有一百六十个学生,每年有两个暑假。 他们缺少学生,除了义务科目外,只有二百人上课。 这些课程有法律,军事,医药,工程等四类。 没有哲学或神学课。 工程学是两年,药学是三年课程。 在法学院,有哲学,文学和外语课程。 有一个军队院校只教士兵课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虚弱的原因很明显。 土耳其人不明白为什么欧洲人更强大,他们只是在形式上模仿他们。 我去过他们的商学院,它有三百五十名十到二十岁之间的学生。 在这些学校学生学习得很少,课程内容很简单。 另一方面,宿舍和餐厅状况良好。他们每年的学费是四万五千。 在全国有二十五所这样的学校。 学校足够大,来自欧洲的教育材料很少,地上没有地毯,让这个地方显得很简陋。 天花板上的绘画十分迷人,但是地面上却没有一张地毯,因此显得很不相称,因此我认为这地方应该让它装饰得更协调一些。 他们派出接待我的导师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他说在我到访之前没有中国人来过这里(他认为我不了解真实情况)。 大多数土耳其人都是这样的。 没有这么多学生上学,人们的思想落后,尽管导师是如此礼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多少可能成功? 这些学校在十年前进行了改革,但在这样的条件下,也许是因为过去十年的压制,过去多少时间都没有意义! (Kang 1995:540)

  在这里康有为显示了他对土耳其教育的蔑视。 首先,在材料方面,他表示,学生没有足够的“欧洲材料”。 第二,他指出,土耳其人只想模仿欧洲人,但又不理解欧洲成功的秘诀。 第三,根据他的看法,土耳其人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们就是落后。 最后,学校是如此简陋,因为它没有地毯。在康有为看来,土耳其人与当时其他东方人情况相似,寻求追赶欧洲之路,药物和军事性质必须是重中之重。

  经济状况

  土耳其人的税赋非常沉重,人民也非常贫穷。每年土耳其人支付四个派亚沙达,外国人支付十个派亚沙达,道路养护税为三个派亚沙达,一艘小船的年税为二派亚沙达十。 财政上没有实施的改革,从上到下整个社会都很穷(Kang 1995:560)。 土耳其人由于贫穷,全国只有十四家银行,都属于欧洲人,所以商业完全由欧洲人控制。 首都是一个大地方,但就算是最富有的人也只有区区二三十万磅的财富。 只有一些希腊人有一百万磅。 每月,只要有一百磅就够了。 富有的人每天花费一到二百个派亚沙达,而穷人每月花费大约三百个派亚沙达,这等于比我国十两金子多了一点。 房屋出租每月二十五派亚沙达,但很多人都可以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没有床和桌子。 这样的房子和日本的房子非常相似,如果在这样一个地方有两个人可以省钱,每天的食物支出是两个派亚沙达,就等于(我们)七八个银币。 他们比中国人节省很多。 人民的贫困超过中国。 因此,这里有很多乞丐。 (Kang 1995:560)

  饮食文化

  土耳其人在食物中使用许多辣椒,每片食物很薄。在这方面欧洲国家,如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都无法与之相比,土耳其人的食物比他们好很多。 土耳其人切肉先放香料,这与中国非常相似。 当他们做饭时,他们将鸡肉,羊肉等放在一起,使他们的食物比别人更好。 土耳其人(原来)来自中国北部,他们似乎已经学会了烹饪美味的食物。 我在伊斯坦布尔本地的餐厅吃饭,富有的土耳其人也经常在这里吃饭。 因为他们的国家积弱积贫,所以欧洲人看不起他们。土耳其食物有四五种口味。民众也不喝酒,因为他们的宗教禁止喝酒。 这里的果汁是很好的,他们以大玻璃瓶出售,然后人们买来喝。 所有土耳其人都吃肉拌饭,他们与中国人做饭是一样的,但他们把盐和其它调料渍在里面。 小餐馆有大炖肉,旁边还有一大块肉和肉馅,穷人在这里吃饭。 他们把油炸的羊肉,羊肉,鸡肉和鸭子挂在餐厅里,那里的味道好像我们的餐馆。 饼干和面包店的产品非常美味,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的食物文化接近我们。尽管日本与我们的文化接近,但日本料理除了炸鱼外,没有与我们相同的食物。 (Kang 1995:560)

  西化

  我走遍了这座城市,大家穿着欧式服装、短袖短裤、西装革履、皮鞋。头发衣服全部变了,从苏丹到普通百姓都是如此。 唯一自过去遗留下的,唯一提醒人们他们的宗教信仰的是他们的毯帽(又音譯為菲斯帽),除此之外他们与欧洲没有任何区别。 只有伊斯坦布尔最贫穷的人还穿着旧的土耳其衣服,这些都是很旧的衣服。 这些衣服上有红色和黄色的斑块,与蒙古喇嘛类似。 这些长长的衣服上没有纽扣,看起来和中国人一样,也像旧的伊斯兰教衣服一样,和我们的新疆人看起来一样,也像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样子。 贵族和富人家里都在使用欧洲的物品。 而过去的土耳其人只有一个坐垫和一个茶几,过着与印度人、伊朗人一样的生活。 衣服的变化只有区区十年。 (Kang 1995:540-541)

  这是一个有趣的观察。 这表明,土耳其人和其他东方人一样采纳了西方服饰,而非西方的科技手段。 唯一仍然存在的衣物是毯帽,它提醒着人们过去的生活。 我们可以对康有为将毯帽称为伊斯兰服饰感到怀疑,这是土耳其人之后才发明的。

  政治局势

  土耳其是一个专制国家。 土耳其人于1908年7月20日再次宣布宪法,并决定在十月十四号重新开放议会。 我在宣布宪法的那一天到达君士坦丁堡。 在历经十五天抵达首都后,我可以听到车厢和船上的诵经声。挂着半月旗,人们喝酒,打鼓,一起唱歌,跳舞。 人们长期诵经,昼夜不停,街道、公园,到处都是如此。 宪法宣布在三天内完成,选举应在三个月内进行。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如此快速执行宪法,这令人震惊。土耳其人在1878年击败后,立宪行政部门首次由“明智的大臣(vizier)”米德哈特帕夏(Midhat Pasha)建立了。 但是,苏丹并不赞成且将其拒绝了。 他流亡了米德哈特帕夏,废除了宪法,压制人民,流放了所有谈论改革的人,禁止与欧洲人的沟通,反对宪法和人民的权利。 在这个时候,没有人敢与他抗争。 三十年来,人们等待着改革,但苏丹通过反对改革继续老政权,变化没有任何希望的迹象。 当时想象宪法的实施是不可能的,议会选举也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现在人们喊了三天后,新宪法被接受了,这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 我被告知,一个低级军官尼亚兹·贝尔(Niyazi Bey)(八级士兵,相当于日本中尉)首先与十个不同城市的玛纳斯特(Manast?r)省聚集的士兵反抗,宣誓并宣布了宪法。 苏丹非常生气,向他们发送了八千名士兵,但这些士兵倒戈加入了反叛部队,并向苏丹写道:“尼亚兹·贝尔并不是只要求宣誓宪法和开放议会的叛徒。 在电报中,他们告诉苏丹,他们也有同样的想法,没有办法攻击所谓叛乱者,要求苏丹宣布宪法和开放议会。 苏丹又派出了两万名士兵镇压他们,但这两万人也加入了叛乱部队, 苏丹震惊了!当时有八万名士兵向苏丹发电报,要求宣布宪法。 最后苏丹派对自己最忠诚、最精锐的军队阿拉伯军队和马其顿军队镇压叛军。 不过,他们最后也加入了 叛乱部队,要求重新宣布宪法和开放议会。 土耳其的苏丹沮丧而且无奈,他打电话给将军,问他们立场转变的原因。 他们都鞠躬致敬说: “苏丹,每个国家都有宪法,只有土耳其先宣布,然后又废除。所以人民不满意,士兵们的想法已经改变了,我们作为您的仆人也无奈,请想想法国路易十六和英格兰查尔斯一世的悲剧,并果断做出决定吧!” 苏丹无言以对。再向大臣们咨询这个问题,他们也是同样的态度,苏丹无语。于是叫来大太监,问他的意思,但大太监由于害怕,语无伦次,说不出个所以然,苏丹真是绝望了。他回到皇宫,叫出他的皇后和妃子,问他们的意见,她们都跪下,哭了,也重复了与其他人同样的答案。 她们乞求苏丹尽快做出决定,并哭喊:“你不按照军队的意见办,我们都将在这里遇害,怜悯怜悯我们吧,给我们一条生路!” 苏丹再也不能再说什么了,浑浊的泪水从眼里流了出来。 他拿起一支笔,开始签署命令, 决定在黎明前开放议会。他立即召集了各路大臣,并宣布:“我决定颁布宪法,开放议会,请将此命令,昭告全国,安抚我的子民”,所有官员都鞠躬响应:“遵命”。 他也赦免了尼亚兹·贝尔(Niyazi Bey)。 (Kang 1995:562-563)

  有个叫三一帕夏的人(San Yi Pasha),他的名字是吴(Wu),是外交官的儿子。他的姑姑是苏丹的妃子,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帕夏这一荣誉称谓,他的姓是三一。 他是新党的首富之一,因为他认识我,喜欢我, 所以邀请我去他家吃饭。 他家的花园很大,里面花木茂盛,别墅是欧式建筑。 他知道尼亚兹·贝尔,我请他介绍一下,他回答说:“这不是尼亚兹·贝尔自己做的一件事,而是我和土耳其的年轻人一起完成的。在米沙特帕夏被流放之后,我们许多人被迫出国去到欧洲,开始出版书报,我们试图唤醒人民,让我国人民了解世界的发展。于是,许多民众开始加入我们的党,许多将军和高级官员由于厌倦了苏丹的压迫,也加入了我们的党。苏丹的权力是无限的,我们只能通过宣布宪法和开放议会来拯救我们的国家,但我们没有任何军事力量,我们鼓励我们的党员团结起来,我知道他们不是不愿做什么,但没有钱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卖了我们所有的家当,收集了400000磅。我们偷偷地约见了士兵、太监、官员、王妃和将军。事实上,我就是那个在暗中指挥的人。由于我不能公开地这样做,所以我推荐了我信任的尼亚兹·贝尔,然后以电报将消息传送到全国各地,号召人民反抗,于是苏丹吓坏了,才突然颁布宪法。 这是我们全体党员辛苦工作了30多年,一步一个脚印,甚至放弃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才换来的一个结果。 尼亚兹·贝尔只是其中的一个先驱, 我们党的成员是高尚、顽强、富有理想的人, 我们的目标不是尼亚兹·贝尔他自己一人可以完成的”。 我明白了。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耐心。而比这更多的是,他们已经成功了,却也不经常提及自己的功劳(Kang 1995:563-564)。

  军事

  每当土耳其人谈话时,一开口就喜欢赞美他们的军队。土耳其采取了德军的军事教育制度,在和平时期他们有40万士兵,在战争时期,他们的军队有120万。职业军人是80万,马其顿省的士兵是15万人,阿拉伯人在军队中是非常勇敢的,今天要求宣布宪法的人大多是这些士兵。土耳其陆军非常著名,就我所看,他们纪律不严,但指挥官确实非常勇敢。(Kang 1995: 539)

  外交影响

  驻土耳其的六大外交使馆,都拥有巨大的建筑物。土耳其长期积贫积弱,因此英国人、俄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都都试图干扰他们。这六国的大使在土耳其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受到高度的尊重。 他们可以随时被安排与苏丹会面,一点也不会受到阻挠; 这些国家的公民在土耳其人基本享有土耳其的国民待遇。 土耳其人每天都在偿还他们欠这些国家的债务。每日还俄罗斯一千镑,英镑六百镑,法国四百镑,意大利三百镑,奥地利一百五十镑,德国一百磅。 当我看着他们大使馆的建筑物,我回头看我们的首都,我们的问题和土耳其人是一样的,我们其实是同病相怜! (Kang 1995:549-550)

  我曾去了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地区,那里有很多公园和森林。 有一座宫殿,这是德国皇帝威廉曾经住过的地方。 威廉在这里建造了另一座宫殿,巨大而且壮观。 宫殿的后花园与远处的山峦融为一体。宫殿的围墙很高,人们在里面却看不到远处山峦的美景。 威廉在这里呆了三个月, 他常常与土耳其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共处,但是却不知道他的打算到底是什么(Kang 1995:557)。

  宗教

  土耳其人是虔诚的穆斯林。 这个宗教有很多教派。 我看到了穆斯林苦行僧。 他们旋转阅读古兰经,他们有具有明堂风格,由砖木组成的寺庙。 长老坐在上面,有的吹长笛,有的击鼓。 然后坐在上部的那些下来。 寺庙中间有一个正方形的神社由木头挡着。外面的人看着里面的人祷告。 有一个八十岁的宗教长老人士。 这个人祈祷时有时站立,有时会弯下腰,闭上眼睛,把手放在一起。 他默默地祷告,而他的嘴唇不断在动。 就像这样,他们三次转圏,其他人祈祷的同时跟着他站立、弯腰,坐下和转圏,最后他们都突然停止。 转圈停止后,长者站在中间,其中一个年轻人在他面前弯下腰,去闻老人的衣服。 然后他们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旋转,重复这一切。 这就是旋轉苦行(“Whirling Dervishes”),当他们祈祷时,他们闭上眼睛,祈祷一至两个小时。年老的人会疲倦,即使是强壮的祈祷之后也筋疲力尽。我看到十来个人,其中年轻人根本不累。 他们休息三次,继续旋转。 它重复所有动作,也没有新的动作。 这种祈祷意味着慢慢地上升到天堂,进入了美丽的想象中,但是花费的时间太长、太累。领袖是这个教派最老的那个人。 (Kang 199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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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来,今天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成功地进行了无数次的改革。康有为对中国现代化的想象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特别是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等几个主要改革之后。2000年以后,中国也经历了新一轮的孔子思想回归与文化革新。 传统中国思想在“和谐社会”的思想中又重新建立了它的地位。 中国正在努力寻回自己的传统文化,并迎战这个新的世界经济潮流,在国际关系和社会建设中利用这些丰富的遗产。 二十世纪初,康有为等许多学者都赞成中国改革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毛泽东也观察到康有为等的改革思想,并借鉴了他的学说(Boorman 1966:103-104)(Xu 2000:82-83)。

  康有为1908年留在奥斯曼帝国首府,直到1913年之后,他才将这部游记发表在了自己主办的杂志《不忍》上。 他从1898年写《突厥的没落》时就把“青年土耳其人”运动当作中国改革的潜在模式。 不过,当他去了奥斯曼首府后,有些事情让他改变了想法,比如改革方式,以及由“青年土耳其人”领导的宪法运动成功的争议(Altan 2013:102-103)。

  康有为是当时中国唯一到世界各国旅行的学者。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可能是在1908年革命期间,奥斯曼首都唯一一位来自远东的旅行作家。 他对这个帝国具有独特的看法。 他的独特性也源自本身中国和中国社会的许多理念。 另一方面,康有为在他的记录中指出,最终他是一个外国人,他的看法可能包含了一些误解(Kang 1995:567)。 不过不管他可能有什么缺点,他的观点和旅程都带给了我们看待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一种新方式,甚至可能给了我们一个比较今天和昨天的机会。 事实上,他的观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相信通过类似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模式可以改革他的祖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奥斯曼帝国看法的独特介绍。

  康有为访问伊斯坦布尔时对奥斯曼帝国的观察是独一无二的。他为我们提供了既不同于欧洲人,也不同于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的不同观点,展示的是当时国际政治环境下的中国人的独特视觉。

  他对欧洲帝国蔑视是显而易见的。他批评奥斯曼人允许欧洲银行主导他们的金融体系。在康有为看来,这样的统治导致了土耳其人的疲弱,并给欧洲列强提供了干涉奥斯曼内部事务的机会。治愈奥斯曼社会弊病的补救措施并无效果,因为这样的补救办法旨在模仿欧洲,而非实行可以挽救帝国的现实并且科学的项目。

  尽管他对奥斯曼的未来感到悲观,康有为还是赞赏奥斯曼帝国首都的美丽和称赞的土耳其美食大大优于无味的欧洲食物。然而,美食和建筑都不会建造什么伟大的国家。一个国家的伟大之处在于经济、宗教与法律改革。这正是为什么康有为希望他的祖国可以进行改革。奥斯曼帝国可能带给了他改革的启发。强有力的奥斯曼帝国也许能有助于遏制欧洲势力侵入中国,并且成为后者的榜样。

  作者:吉莱(Giray Fi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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